说到华语电影的新人导演，有一位是完全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凭借《白日焰火》一举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电影导演刁亦男。与其他优秀的电影导演一样，他拍出《白日焰火》这样的作品并非偶然，回溯他的处女作《制服》，便能感受到与《白日焰火》里同样压抑与冷峻的电影风格。换句话来说，正是有了《制服》的积淀，才让刁亦男一举夺魁。
相较于《白日焰火》的精雕细琢，作为处女作的《制服》似乎稍显粗糙，但却有种别样的真诚与稚嫩，如同贾樟柯的《小武》一般，散发着稚拙而深刻的气质。
作为法国电影新浪潮无可否认的中坚力量，巴赞为其提供了严密的电影理论体系，他的那套纪实美学颠覆了当时电影界对苏联蒙太奇派的迷恋，从而引领电影进入了新的美学领域。他为电影带来了真实美学的新气息，在人们心目中，巴赞成为“电影新浪潮”之父。
在刁亦男的《制服》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巴赞美学的完美运用（无论这是一种主动的倾向，还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影响）。而从某一层面上来说，刁亦男作为可被纳入的“第六代”导演谱系中的一位，而又因我们无法否认第六代受新浪潮影响的深度之广，——从而推理出刁亦男电影中风格美学近巴赞特征。
本片的指导有贾樟柯，的确，《制服》里处处可见贾樟柯的影子，小建这个身处人群却格格不入，自我身份无法昭示的瘦弱的年轻人，颇有贾樟柯处女作《小武》里的男主角一样的边缘感。刁亦男《制服》的巴赞美学特征的体现或许也与受贾樟柯美学指导有关。
作为一部小成本处女作，并不能指望他到达好莱坞式的华丽风格，甚至更难以要求他到达一部标准院线电影的质量，然而因电影对巴赞美学的消化，使得《制服》充满着一股欧洲文艺电影的气息，这也刁亦男在之后电影作品里一直秉持的一种风格美学，这种冷静克制的风格，契合了欧洲电影节的品味，也不怪乎能拿下电影最高奖项。
在巴赞心目中，摄影机是人可以利用的“光焰”，借助它可以表现意义的火花，真正掌握了摄影机的导演是形成自己风格的导演，而风格不是一种应予表现的实体，而是一种允许艺术家进行探索的内心导向，即“内在自我”。《制服》充满着刁亦男个人化的叙事，无论是对主角人物裁缝小建生存状态中“偶然性”的刻画，还是插叙的偶然事件，电影中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没有按照陈规与戏剧冲突的要求来展现，刁亦男给予了小建一种客观的、置身于环境中无所适从的状态，而这些背后的动机都未有一个明确的标志性事件（比如他突然决定穿上警察的制服，突然扮演警察到处“罚款”），更多的是去探寻这个内心化世界状态所导致的直接行为。这使得整部电影沉湎于一种第六代导演所擅长的孤独性中。
巴赞的另一美学“长镜头”的运用也使得《制服》充满了一种纪实性所带来的无力感，且多使用的固定机位也将小建生活状态的压抑感在画面里得到很好的体现。小建如同一个“漫游者”，穿梭于小城镇的各个街道，摄影机就这么缓缓地保持一定距离地跟随，尤其以小建一路跟在自己喜欢的女人莎莎后面为经典，将小建这种游离的、对生活的迷茫状态以及在爱情上暧昧与犹疑的心态刻画出来。
刁亦男吸取了长镜头美学的精髓，明白并非一个固定拍摄的机位就能表达电影艺术，而是在空间造型感上进行发挥，使得《制服》的单个长镜头充满了隐喻，而不至于陷入“电影即生活的再现”的窠臼之中。第一次同莎莎在地下通道相遇时，刁亦男用了一个长镜头，使得整个场景显得客观纪实，去除了爱情故事的缠绵感，更多的想表达一种关于自我内心世界的封闭状态。小建点燃了烟，在电影画面里置于绝对的中心，而莎莎被后置于画面的右下方，小建呈一个压倒性的状态，这副看似“畸形”的构图所想表达的便是小建对莎莎的一种倾巢而出甚至带些毁灭欲望的爱，这也铺垫了在之后的过程中小建不惜通过身份的扮演去接近莎莎的剧情。
《制服》里，小建穿上了警察的制服，伪装了警察的身份，在刁亦男第二部作品《夜车》里，女主角吴艳红作为一个女法警去婚介所寻找爱情，也是一种双重“身份”，在《白日焰火》里更不用说了，桂纶镁饰演的杀人犯凶手扮演了一个无辜的女性，甚至在刁亦男最新作品《南方车站的聚会》里，胡歌所饰演的杀人逃犯不得不隐姓埋名塑造另一个身份。
有评论家曾说，一个艺术导演或许一生都在重复自己第一部电影的母题——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那种个人身份的迷失与人逃不开的孤独感几乎蔓延他今后所有的作品；塔可夫斯基对梦境的迷恋在他所有作品里都得到诗意的展现；特吕弗究其一生都在拍摄关于一个“缺爱”的异质形象的人物的生存状态。刁亦男如此执着于这种双重身份的设定，或许也吻合着新浪潮作者论那种“一个导演的风格与将贯穿他所有作品”的论调。
刁亦男说到自己这种创作的倾向其实是不自觉的，他在一次采访里说到：“我喜欢的作品不是那些描述日常生活的， 或者是有一些装饰性的温暖的生活，或者在电影里告诉大家‘心灵鸡汤’一样的道理，像一个‘小甜点’一样。我并不喜欢那样，我更喜欢残酷和坚硬一些 的东西，我更关心的是人心灵的阴暗面，每一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角落。它可能是某种疯狂的想法，也可能是曾经有过的某种理想，它总是藏在每个人内心的最深处，只是没有机会把它点燃而已。生活当中我也关心一些被欺凌、被侮辱、被误解、非常卑微的小人物内心中那种非常狂野的冲动。”
而他的这种创作理念通过双重身份与双重象征的设定是很好的表现方式。一个人只有在自我身份不被认同的情况下，被逼到绝境抑或欲望难以自抑的时候，才会需要借助他人的身份而活。《制服》里，小建之所以穿上他人的制服来扮演警察的动机，与他原生家庭所携带的软弱性和他所身处的权力社会是分不开的。父亲的缺失（父亲瘫痪）使得他过早失去了父权的庇佑，于是乎他去父亲的工厂为父亲要回他的权益时的一系列凌辱，不仅是对他本身的伤害，也使得他父亲的形象再一次坍塌，这种残酷是双重性的（他既要承认父亲的一无是处，也要承认自己“世袭”了这种境遇），而社会对权力的崇拜（从他以自己本人的身份不被人重视，而穿上制服后被人们所畏惧的对比中可体现）更是加剧了他这种欲望的膨胀。
而制服赋予了刁亦男所谓的“狂野的冲动”所能实现的可能性，电影中的制服已然沦为一个可视的欲望外化符号，当胆小懦弱的小建穿上制服后，他变得暴力、虚伪，甚至向同他原本身份一样的小人物施加权力的压制。这种悲剧并不是小建的个人悲剧，而是社会权力的“恶循环”，在赋予权力的同时，总有一部分人沦为权力的傀儡，而另一部分人成为权力的冤魂。
空间的象征小建是绝对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于他原本身份的边缘性，更是在于他对自我身份的不认同性，这种外界客观的忽视与自我主观的忽视造就了他边缘人身份的特点。刁亦男习惯将这样的人置于颇具暧昧气息的场域，几乎电影里总是穿插着舞厅、卡拉ok，这些能指原本指向的是颇具后现代霓虹暧昧气息的意象，然而在刁亦男的作品里这些均被充当成了“失乐园”，它们被构建成了似乎缺失群体感的场所（这是由于刁亦男过分突出那幽暗的、迷离的个体），使得个人被完整而孤独地呈现在画面之中。
刁亦男电影中的另一空间——即工厂，尤其以废弃的工厂。在《夜车》里，是父亲被合并的工厂，已然形成了一个在场的缺席，《夜车》里则是机械工人李鱼龙。这个工厂的设置让人想到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那种冷漠的属于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构建了人们疏离的心理距离，也使得失去身份与权力的人物在这个冰冷喧嚣的空间中不断挣扎，不断找寻，又不断迷失。这种“工厂”其实指向的是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处境，从而也使得刁亦男的电影蒙上了黑色的影子。
《制服》里更为独特的空间，当属父亲的房间了，这个瘫痪的不能动的父亲，终日躺在床上，因房间不透光，小建便应母亲要求，托人搞来一面巨大的镜子，放在别人屋顶上，通过反射来将阳光照进屋子。父亲的屋子是小建所背负的生存的重压，而那面镜子所反射的光即是他所试图握住的假象，这种海市蜃楼般的景象注定会坍塌，以镜子的破碎象征了小建梦想的打破。
总结小建注定逃不出他所既定的命运，于是刁亦男让电影结束在小建骑着自行车在小巷里逃走，这样逼仄狭窄的空间是命运的施压。小建只能在这样曲折的道路里不停地逃跑，如同电影史最经典的那个《四百击》最后安托万奔跑向海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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