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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都知道荀子的《劝学篇》,但张之洞的《劝学篇》则不为很多人所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张之洞《劝学篇》成书于1898年5月。当时中国处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国将不国,救亡图存成为首要问题。然而,关于如何救亡图存,士大夫之间争论异常激烈。保守派抱残守缺更顽固,维新派则欲尽弃传统。双方陷入激战,不知前路所在。在此背景下,湖广总督张之洞疾呼,“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互相冲突之下,“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为此,张之洞召集幕僚,梳理问题,条分缕析,指出根本出路在于昌明学术,“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提出的昌明学术,既包括传统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西方学术,发出了以学术解决中国问题的宣言。宣言是为《劝学篇》,全文共4万多字,分为内篇、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强调以中国传统学术为基础的同时积极向西方学习。

出身科举探花,多年推动洋务改革,张之洞以学术救亡图存的倡议实质上是实践总结。正因为是从实践出发,而非从理念出发,张之洞才提出“中学为外学,西学为内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主张兼容并包,利用源于西方的近现代科技来维护中国传统的主体地位。这一观点被他人归纳为“中体西用”,并将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中体西用”论虽然遭受批判颇多,但只要从实践出发,就会发现“中体西用”不是一个理念设计方案,而是立足中国国情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必然之路,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除了阐明中西学之间的关系,张之洞还在《劝学篇》中还猛烈批判了当时的一些丑陋现象。如批判当时一些人的汉奸卖国心理,“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甚至“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批判以好古为名的反对变法者,实际在于既得利益,而不在于真正的好古,“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藉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批判当时部分国民的愚昧,“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殴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等。

《劝学篇》中体现出的张之洞对西方国家的了解程度,令人吃惊。如对于康有为等提出的参加国际弭兵会(海牙和会)开展裁军运动,张之洞认为搞错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对于西方军事制度的优点条分缕析,如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后勤辎重兵的多兵种集成化建设,注重兵棋推演和图上作业培训的将领训练方法,管轮和驾驶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海军体制,常备兵、预备兵和后备兵相结合的平战一体兵役制度等等。

更值得思考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已经指出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特点,“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指出西方国家并非完美,同样存在很多问题,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劝学篇》几乎涵盖所有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张之洞推动中国近代转型的实践总结。原文因系文言,大众往往阅读不便。光明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德平博士的《lt;劝学篇gt;评注》,将原文进行详细的注解,介绍背景加以评论,便于读者能更全面了解到近代中国转型的背景、意义,体会到近代以来中国发展之艰难,以更加珍惜今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各行业领域骨干和历史爱好者认真阅读学习。

(作者马卿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创新是科研的重要的特质(以学术推动改革的宣言)(1)

《lt;劝学篇gt;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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