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建国
借干，通俗理解就是借来当干部的。这一现象是我国在六、七十年代为补充干部队伍不足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招干政策。借干队伍在四清、社教和农业学大寨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借干人员，是从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一批比较优秀人才，他们可称得上是埋之土中的金子，藏之璞中的美玉。经过风雨人生的磨砺锻炼，许多人日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得很出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优秀骨干力量。
清水河县曾有数次招干历史的记载。一九七二年是最后一次招干，这年的九月原桦树也公社大阳塔村的高中毕业回乡青年李世明经过大队、公社的推荐，组织部门的考核和培训当了借干。
李世明记得，这一年清水河共招过五批借干，他是第四批，培训结束后大部分人员分配去了各公社。
二0一八年四月，已退体的李世明就当年当借干那段经历接受了我的采访。
一九七二年元月，我从县一中毕业回村，便参加了农业社的劳动。春节一过村里的男社员主要是掏圈累粪，我年轻便拉粪磨。开春以后是跟上牛犋扛粪笸箩抓粪，播种时帮楼，屁股后面还要拉砘轱辘。桦树也新券公社窑洞又去背了几个月的石头。农活做到六月份，村里传言说县上开始招借干。对招借干，其实村里人都清楚，能出去当借干的，不光是有文化，还要政治上可靠，历史清白，最关键是大队公社推荐与否。大阳塔村当时有三个回村的高中毕业生，基本符合招干条件。这年八月我们村刘新元出去当了借干，九月份我被推荐出去当了借干，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号，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那个年代，从一个农民转变了身份成为国家干部，用村里人的话说那是祖上有德坟头冒烟的大吉事。
那年和我一批被招干的有陈文亮、王增平、赵联、孙世凯、郭瑞华等。县委政治部组织组（即组织部）石旺厚组长对我们集体谈话，每人写了一篇文章，不久便按照分配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分配我去的工作单位是北堡人民公社。那时北堡还没通班车，坐班车只能到胶泥岇下车再步行二十多里才能到北堡。我是第一次去北堡，下车后不认得路，正好同车下来一个人，一打问才知道他叫张计生，北堡村生产队的会计。张计生很热心地帮我背上了铺盖，那年我十九岁，二十里山路有个伴一路说笑挺激动。到了公社，见了书记赵三虎报了到。赵书记看过我的组织介绍信，就把我安排在公社行政秘书岗位上。刚当借干我们是工人身份，生产队记工分，每月有三十四补助。二年以后转为国家干部，工资三十七元。在未转前的七三年春天，全县在招待所培训借干，期间背后有种说法我们这批借干要精简，闹的人心惶惶静不下心学习，为此有几个学员还去找过石旺厚问这件事的真伪。石旺厚说，简与不简你们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不要轻信传言。要安心学习，不要胡思乱想。听了石组长的话，大伙的心才安定下来。那个时候社会风气的确好，基本上没有因个人问题或利益去走后门，找领导溜须拍马，请客送礼那一套。
七四年春天，公社党委安排我和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三去阳井上大队蹲点，刘三是大队的包片领导。阳井上大队有水草沟、山台子、小庄窝、大庄窝、犁儿沟、馒头山和阳井上七个生产小队，大队支书是路拴厚。我蹲点就在阳井上生产小队，当年生产队除了生产队长外，还有一个政治队长，牛世英是政治队长，年龄略长我几岁，生产队长是路四老汉。这个村有三个老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个是陆来拴，他是退伍军人，在大队部看电话。牛世英的父亲牛富换是公社的离休干部，再一个就是队长路四。
驻队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公社的中心工作，一个是政治工作，那时讲政治挂帅，政治统领一切，其次才是具体的生产任务。年初制定生产计划，年终要搞评工、分配等等。对干部实行"三同"政策，即与广大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下乡有明确的规定，县干部下乡一年不少于一百天，公社干部不少于二百天，所以是下乡的干部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在村里。与农民实行"三同"是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干群关系的好方法，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当年我们在农村社队，与农民兄弟吃一锅饭，睡一铺炕，流一身汗，对我日后的成长，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思想有很大影响，使我受益匪浅。
我在北堡公社工作生活了十八年，所属生产队全部跑遍了，有些村不止二三回。现在回想起来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便是在社员家中吃派饭。吃派饭看似生活中的小事，却最能折射社会形势的好坏。七十年代的农村和农民生活普遍落后与贫穷，但那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是积极向上，朝气逢勃。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思想，了解农业生产情况，通过到家家户户吃饭是最好最直接的。阳井上大队七个生产小队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我都烂熟于心，大小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能记住叫上来。咱们这地方的农村人非常憨实厚道，家里来了个稀罕铁人，或者是县、公社来家吃饭的干部，吃饭时一般会把孩子打发到另一间屋子，男人在炕上陪客，女人在地下忙乱。我去社员家吃饭，时常会发现那些孩子眼晴眨都不眨盯着炕上的饭菜。每当这时我的内心非常不自然的难受。还有到一些成分不好的人家吃饭，大人小孩都表现种谦卑的神态。那个年代十分讲究成分论，成分不好的或多或少有种受压抑的变态心理。再一个就是到农民家吃饭千万不能讲究，有啥吃啥，这样群众才会把你当贴心人看。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后，全县掀起了学大寨高潮。县、公社都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这年北堡公社成立了一支"农业学大寨专业队"，人员从各大队抽调的是根正苗红的青壮年劳动能手，派我任专业队队长，公社干部李凡任专业队支部书记。专业队驻碓臼坪大队，任务是挖渠和改河塾地。我们在碓臼坪大干苦干一年，平整土地一百多亩，修通了村前一条引水灌溉大渠。除了白天干，晚上经常还夜战，还要开展政治学习，抽空组织文艺表演。专业队三十多个年轻人，不管干什么总是一股子革命热情，干劲冲天真的是当年的真实写照。那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人人身上都积聚着无穷的力量。
一九七六年我被调整去了口子上"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组长是刘旺，成员是郭玉莲和我。公社包片领导是张裕副书记。口子上大队支书是刘旺厚，副支书李世华，会计朱旺。我在口子上下乡经历了地震和毛主席去世两件大事。去口子上时我二十三岁，白天劳动一天，晚上组织参加生产会议或者政治学习，常常忙到深夜才睡。地震发生的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感觉到，早晨被人们吵醒才知道昨晚发生了地震，但是没有人表现出恐慌。实际上是人们对于地震危害缺乏基本的了解，人死房塌没发生在眼前，人们的思想普遍麻痹。震后第二天人们照常干啥该干啥，未对他们产生丝毫的影响。不久县里下拔的救灾物资分发下来，有衣服，食品和木料。工作组和大队研究了一个分配方案，基本上是按人按户平均分配。令我感动的是乡亲们的秩序非常好，没有发生一例贪占便宜争吵的事，更没有党员干部荀私午蔽的事，放在大队部的月饼没有因为干了一天活有人去拿一个吃。这种诚实自觉的风气，只有那个年代才有。事情虽小而平凡，却对我触动很大，影响很深。
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来的太突然，人们毫无思想准备。我当时年轻，思想上总认为毛主席不会去世，所以听到主席去世的广播，总以为听错了，恍恍惚惚大脑一片空白。从听到主席去世那天起，口子上的老百姓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口子上村是大村大社，人口有六七百，祭典灵堂搭在队部院，全村大人孩子佩戴黑纱白花站下一大片，哭声震天。我记得主席去世的消息广播后，我们工作组长刘旺正好请假回家了。刘旺是个老同志，十六岁就跟上八路军当兵打游击，对于主席有种特殊的感情和祟拜。那时的人们普遍对毛主席像神一样的敬重。后来刘旺的儿子对我说过，他父亲听到主席去世的广播后，爬在炕上突然嚎啕大哭了很长时间，嘴里喃喃的就一句：这下完了，这下完了……。
唉！主席那年去世，人们感觉就像是天塌了。
作者简介
刘建国，文物工作者。喜好弄点碎史之类的"豆腐干"。编过县志，也做过文学编辑。只图做事，不谙名禄。钻研方向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