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三国汉中三座粮仓(五斗米道的王国)(1)

戴敦邦绘张鲁像。张鲁依靠“五斗米道”,成功割据汉中

董卓之乱后,不但原本富庶的关东地区出现了“强者四散,羸者相食”的骇人场面,就连向来平静的巴蜀地区也陷入动荡之中。当时的益州牧是身为东汉宗室的刘焉。此人怀有当“天子”的野心,故而重用外来势力,特别是从南阳(刘焉曾任该地太守)等地避乱入蜀的“东州士”。这样一来,刘焉同益州土著豪强大姓的关系势必紧张,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刘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它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为了压制土著豪族的力量,贵为汉室宗亲的刘焉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宣布奉行“五斗米道”,亲率妻女师事之,还把“五斗米道”的教徒称为“义民”。

所谓“五斗米道”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它是原始道教中的一支。“五斗米道”不但把先秦道家著作《老子》奉为经典,还继承了阴阳五行学说、秦汉方士的神仙思想和炼丹术。“五斗米道”在后来先后演化为“天师道”与“正一道”,至元明时成为南方道教的主流,流传后世。另一方面,“五斗米道”从分布在西南地区的氐、羌系统少数民族那里撷取了巫术并加以改造。因此“五斗米道”也被称为“鬼道”,初学道者名为“鬼卒”,道中的巫师则叫作“鬼吏”。至于“五斗米”这个名称的由来,则是因为每位入教者需要交纳“五斗米”贡献给团体。

三国汉中三座粮仓(五斗米道的王国)(2)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名叫张陵,他是沛国丰县(今属江苏丰县)人。大约在汉顺帝汉安二年(143),他在鹤鸣山(一作鹄鸣山,在今四川崇庆境内)创立了这个教派。张陵去世之后,其子张衡继任教主,到了张鲁世袭父亲张衡的位置时,他已经是“五斗米道”的第三代教主了。“五斗米道”起先在蜀郡(今四川中部)传播,随后扩散到附近的巴郡(今四川北部)与汉中(今陕西南部)一带。据说它创立的第二年就建立了二十四个“治(传教单位)”。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成长为一股强大的宗教势力,是因为作为原始道教的一支,“五斗米道”反对“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这样为富不仁的行径,又提出“夫力本以自动举,当随而衣食”,主张人人应当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尽管历代正史将“五斗米道”的典籍斥为“妖惑百姓”的“道书”,但它无疑反映了劳动人民实现“尊卑大小皆如一”的公平合理的社会理想,自然在底层民众中一呼百应了。

这种直面社会矛盾的教义,自然使得“五斗米道”与土著豪强水火不容。恰好另有所图的刘焉意欲打压益州的土著豪强。敌人的敌人自然可以当作朋友,双方合作大概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为此,刘焉早先途经五斗米道盛行的川东地区入蜀时就未受阻拦,而刘焉当上益州牧后更是将张鲁纳为麾下,任命其为督义司马。按照汉武帝制定的制度,“司马,主武也”,是个掌管军事之职的武官。张鲁能当上此官,也就意味着他手下有了一支武装力量。考虑到“五斗米道”内部的严密组织,这与其说是刘焉将军队交给了张鲁,倒不如说是承认张鲁通过“五斗米道”拥有军队的既成事实更加贴切。

三国汉中三座粮仓(五斗米道的王国)(3)

《彩绘三国演义·曹操平定汉中地》,近现代,金协中,国画

张鲁的这支军队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当时汉中太守苏固忠于汉廷,对刘焉图谋割据行动有所察觉。刘焉大概还是囿于朝廷命官的身份,自己不方便动手,于是派张鲁等人去袭取汉中。初平二年(191),张鲁带领部众前往,与汉中的“五斗米道”教徒里应外合,很快击杀了汉中太守苏固、南郑豪族赵嵩、城固豪族陈调,一举消灭了汉中的土著势力。在刘焉唆使下,张鲁断绝斜谷,切断联通四川与关中地区的官驿大道,捉杀过往使者,中断了朝廷与益州的联系。这一切办妥后,刘焉居然贼喊捉贼,上书朝廷,说“米贼”断绝了交通,今后难与朝廷联系,公开发出了割据一方的宣言书。

再说张鲁。在进入汉中之后,他根据“五斗米道”教义建立起了一个奇特的政教合一政权。张鲁本人既是汉中的统治者,也是“五斗米道”的教主,自号“师君”,寓意自己是所有信徒的领袖。整个汉中,以祭酒、治头、大祭酒这一套宗教教职治民,而不另设县乡官吏。其中“祭酒”的职责除了统领部众之外,另一个职责便是设立义舍,在义舍之中放置免费的米肉,让过路的行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取用。且对犯法之人,可有三次被原谅的机会,如果过了三次之后还不悔改,就要接受处罚。这在军阀混战的当时,诚可谓是善政。因此张鲁在汉中人心日固,逐渐羽翼丰满。

汉中盆地,宜于农业,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区。汉中地形四面多山,道路难行,时人称为“南郑直为天狱”。这本就是一个割地自雄的天堂。到了刘焉死后(194),继任益州牧的刘璋暗弱无能,张鲁“稍骄于汉中”。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刘璋竟杀害张鲁留在益州的母亲、弟弟,其与张鲁之间原本就是各怀鬼胎的协作关系随之破裂。

张鲁从此自立于汉中,直到建安二十年(215)投降曹操,“雄踞巴、汉垂三十年”之久。张鲁统治下的汉中,“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这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堪称当时中国西部最富庶、最安宁的地区。虽然刘备因此讥讽志在保境安民的张鲁不过“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但是对于百姓,生活在这样的“自守贼”统治之下,恐怕要比穷兵黩武逐鹿中原的诸路军阀手下要好得多。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这样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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