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涯 作者:吴兴隆 2一九六四年，我初中毕业七月十五日，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全部离开了母校，也离别了同窗三载的同学记得那天中午，同学步幼文买了许多鸡蛋和番茄，特地到食堂去烧了大半脸盆的番茄炒蛋，端到寝室里，请同学们一块吃，结果，因为人少菜多，剩了不少，现在想想也是怪可惜的午饭后，同学们都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六里堰河西埭37号——我的家中等待着中考的录取通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一位知青的回忆录?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一位知青的回忆录
我的知青生涯 作者:吴兴隆 2
一九六四年，我初中毕业。七月十五日，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全部离开了母校，也离别了同窗三载的同学。记得那天中午，同学步幼文买了许多鸡蛋和番茄，特地到食堂去烧了大半脸盆的番茄炒蛋，端到寝室里，请同学们一块吃，结果，因为人少菜多，剩了不少，现在想想也是怪可惜的。午饭后，同学们都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六里堰河西埭37号——我的家中。等待着中考的录取通知。
当时，我对继续升学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我对中考的感觉是很好的，而且，当时我在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是浙江交通学校，第二志愿填的是平湖师范，第三志愿填的是海盐中学。心想，凭我的成绩和表现，海盐中学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快开学了，仍然没有接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于是，我约了一个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一起到六里堰邮电局给陆寿福校长打了个电话，当陆校长告诉我没有录取的时候，我一下子呆住了，于是，我又给金玉玲老师打电话，金老师告诉我，我没有被录取的原因，不是成绩的因素。后来，有人告诉母亲，在暑假里，曾经有人到居委会来了解过我的有关情况，据这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居委会里的那位平娘娘说的很不地道，这时，我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当然，那时候我对中考的录取规律是不清楚的，老师也没有在这方面作特别的辅导。后来我想，根据居委会所起的作用，即使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海盐中学，也有可能不被录取。
母亲得知我没有录取的情况后，她在六里堰街上大哭了一场。因为，母亲对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学习是看得很重的，我没有被录取的现实，对母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母亲知道，居委会的不利之辞，肯定与自己有关。因为，母亲曾经在解放前参加过“一贯道”。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受了舅舅的影响，从小长期吃素信佛。听母亲说，她之所以加入“一贯道”，是受了朋友的影响，也受了“一贯道”的欺骗宣传，相信加入以后，可以多行善积德，将来死了以后，可以升天堂的鬼话。绝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倒是加入了以后，给“一贯道”骗去了不少钱。解放后，“一贯道”被取缔，母亲也按照政府的规定，进行了登记。但是，母亲在后来的一件事情中意气用事，遭遇了厄运。
那是在母亲进行了登记后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她的名字叫陈凤英，原先是母亲的一个朋友，说是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玩几天，母亲是非常好客的，就留她在家里住下了。这个陈凤英会裁缝手艺，母亲正好想给家里人做几件衣服，于是，陈凤英就在家里给我们做起了衣服，那时，做衣服不用缝纫机，而是用手工缝制的，因而，陈凤英在我家住了有一段时间。等到陈凤英走了以后，派出所来人到家里来了解情况，母亲将有关情况说了以后，派出所的人问陈凤英到哪里去了，母亲说不知道，派出所的人不信，再三追问，而且态度很不好。母亲就和他吵了起来。派出所的人回去以后，就把母亲抓去了，说是母亲包庇反革命。原来，陈凤英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她在宁波没有按规定到政府去登记，而是从乡下逃了出来。而母亲对此情况是不很清楚的，稀里糊涂地在提篮桥监狱里关了好几天。父亲还带我们几个小孩到监狱里去看望母亲。后来，母亲被判了三年管制。在我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母亲的管制已经解除。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时，母亲的这一点历史问题是很麻烦的。尤其是母亲从张家门搬到了六里堰以后，与当时的居委会领导关系不是很好。听母亲说，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还和居委会的主任——那个叫平娘娘的，吵了一通。因此，在我的升学的问题上，居委会是不可能提供有利的情况的。
我在自己没有能够继续升学的问题上，心态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当时年纪也比较小，也比较幼稚，当时在毕业前的思想教育中，本来是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还学习了董加耕、邢燕子的先进事迹。因此，在得知没有录取的消息以后不久，我就去找了公社的陈老虎，他是六里公社的社长，要求批准我到农村去插队落户。陈社长接受了我的申请。但是，安排我到哪里去，还要再作研究。这时，六里堰集镇还有三位待业青年，他们是：张伯荣、王时生、俞火金，公社里为我们四个人的下乡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因为，在如何安排我们几个待业青年的问题上，当时的时候公社里的思想准备也是不足的，所以，为了等待公社里的安排，我在家中呆了十个月。
起先说是要安排我们到元通去插队，后来说是元通是安置武原镇的知识青年，六里公社的知识青年要自行安置。正在这个时候，母亲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在朱家门居住期间认识的好朋友——卢观宝。母亲自从和卢观宝认识以后，两个人成了好朋友，相互之间来往密切，我们几个小孩都叫卢观宝为“观宝姆妈”。观宝姆妈对母亲也很好，她看到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经常帮助我们。经常拿一些农产品给我们，像南瓜、山芋、芋艿等等，而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我在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回到家里，母亲拿出来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白衬衫，对我说：这是汤家门观宝姆妈给你做的，虽然这是一件土布衬衫，但是究竟是一件新衣服啊！当时，新衣服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是何等的稀罕。
当得知我要下乡的情况后，观宝姆妈对母亲说：叫兴隆到我们南汤来吧。因为，当时南汤是一个田多人少的地方。全南汤有水田200多亩，外加旱地80多亩。共30来户人家，正半劳动力才80个。当时，南汤有二个小队，一个是新民队，一个是联新队。观宝姆妈所在的是新民队。母亲认为我到那里去比较合适。于是，就同意了。观宝姆妈当时是新民队的妇女队长，她回去对队里一说，队里还召开了户长会进行了讨论，结果还真通过了。
当时，政府对知识青年下乡还有经济补助。我下乡的时候，公社里发给了260元钱。我用这笔钱去购买了锄头、铁搭、扁担、土大、蓑衣、笠帽等生产工具，还买了竹塌、竹凳，被子、帐子、锅子、锅盖等生活用品，还花了一元钱买了一只装元钉的木箱子，自己动手，把它改成了可以上锁的衣物箱，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我来到了南汤，开始了历时十一年有余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
那天，天气晴朗，母亲和我分几次才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全部拿到了南汤。其中竹塌是母亲和我一起扛着拿到南汤的。开始的时候，我借住在徐永祥的家里。徐永祥曾经是我在初一时的同学，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他中途辍学了，与他一块辍学的还有与他同队的卢张林，也就是卢观宝的大儿子。
当时，徐永祥的家是在南汤这个村庄北边约二百米远的田漾里，五间朝南的正房，外加三间朝东的“过庐”，是徐永祥一家烧饭、吃饭的地方。正房最西边的一间里，住着徐永祥的一位亲戚，大家都叫她“云清婆婆”，是个孤老。徐永祥一家共有五口人，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妹妹，他们一家人住在最东面的房间里，我就住在正间的东北角里。用竹塌和竹凳搭了一只朝南的铺，张了一顶白色的蚊帐，铺的旁边放了一只太师椅，椅子上面放了那只用元钉箱改成的小木箱，徐永祥家里有一部难得使用的风车，就东西向地放在我的铺面前，正好当作我睡觉时的屏障。那时，乡下蛇比较多，有一天傍晚，我收工后到河边洗脸、洗脚，回到睡觉的地方时，天已经黑了，那时，我穿着木拖板，左脚刚跨进门槛，觉得踩上了一样软绵绵、滑溜溜的东西，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只听见“噼里啪啦”一阵乱响，接着就没有声音了。我估计当时有一条大蛇正在门槛底下，我跨进去的时候，正好踩在它的身上了。那天晚上，害怕蛇钻到我的床铺里来，我把帐子塞得严严实实。以后，我每当跨进门槛的时候，总是要提防里面有没有蛇。我在徐永祥的家里大约住了几个月，后来就搬到生产队的仓库里去睡了。
当时，生产队的仓库是草棚加打泥墙，起先我的床铺是固定的，后来，在收晚稻的时候，因为在我打铺的位置也要堆放稻谷，所以，我只能白天把床铺拆掉，晚上在二个谷堆之间用竹塌一搁就成了一只临时铺。我还兼了义务的仓库值班员。后来，生产队里安排我睡在仓库旁边的猪棚里面。那是一间南北长、东西窄的草棚，四周也是打泥墙。南边有一扇门，进门后，左边是一个猪棚，里面养了一头黑色的老母猪；靠猪棚的北边是我放灶头的；说是灶头，其实是一只黄泥瓦缸边上开一个方孔，上面放一只一尺四的小铁锅罢了，因为黄泥缸很小也很矮，直接放在地上烧饭很累，于是我就想了个办法，用生产队里的氨水甏，底朝天放在事先挖好的一个小坑里，再把黄泥缸放在氨水甏底的上面，这样在烧饭的时候就不会很累了；再往里是我搭床铺的地方，一张一米宽的竹塌，头朝南、脚朝西搁在二条竹凳上，仍然是那顶白色的蚊帐。我在这个猪棚里住了好几个月。有一次，我在田里劳动的时候，那只老母猪逃出来，把我的缸灶也拱翻了，好在缸灶里没有火，要不然有可能连草棚都要烧掉了。
后来，我到公社里去争取了一些毛竹，生产队里出了一点稻草，就在生产队的仓库西边，那个叫“坟前头”的地方，给我搭了一间草棚。记得当时到公社里去要毛竹的时候，我去找了好几次，其中有一次我跟他们争了起来，觉得太委屈了，眼泪都流出来了。后来，总算给了我一些毛竹指标，搭了一间能使我“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安身之地。
那间草棚正好在生产队仓库的西面，与仓库隔了一条排水沟，草棚的北边紧靠着一个大坟墩，西边和南边都是旱地，后来，我在南边的旱地上自己筑了一条小路，大约有三、四十米长，一直通到河边的“石渡”，也与河边的一条主要道路相连。草棚内部大约有二十多平方米的面积，四周是齐胸高的打泥墙，北面打泥墙的上面一直到尖顶用草扇夹满，南面除了一扇竹门以外的地方也用草扇夹了起来，东西两面的打泥墙上正好搁着草棚的尖顶。因此，从南北两面看，我的草棚呈“介”字型。从门口进去，西面放了那只缸灶，缸灶朝北，仍然放在那只氨水甏的上面；再往里面，靠东北角搭了一只朝东的铺；铺的面前放了一只“猫台子”，那只猫台子还是观宝姆妈给我的，我就在那只猫台子上面吃饭、看书、写字；那只小木箱兼作烧火的凳子；东边的半间放了一些农具。后来，兴媛妹妹来南汤插队的初期，我又把这间草棚用芦廉分隔成了三小间，靠北面的东西两小间，分别是我和兴媛妹妹的“卧室”，靠门口的一间作厨房和“餐厅”，不过，那时那只缸灶已经变成了一副小型的二眼灶了。这付灶头是同队的金财信给我砌的。我到了南汤以后，有几个和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金财信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经常在一起，他对我也很关心，记得有一次，他看见我用马兰头干当菜吃，就从家里拿了一些咸菜送给我；后来，由于他追求夏珍，在一定程度上，我成了他的情敌，于是我们就慢慢地疏远了。不过，后来在他的儿子到武原镇环卫所开汽车的事情上，我还是帮了忙的，也算是对他当年对我的帮助的报答吧。
我在那间草棚里大约住了三、四年。一九六八年，兴媛妹妹也要下乡了，为了我们相互有个照应，兴媛妹妹也来到了了南汤。那时，知识青年下乡开始有了建房补助，也分配了木材、砖瓦、元钉等材料。于是，我和兴媛妹妹一起在草棚的北边约三、四十米的地方，造了三间五路头的简易瓦房。从此，结束了草棚生活。
刚到南汤时，人生地不熟。虽然我是由观宝姆妈介绍到南汤的，但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歧视性待遇。一是在自留地的划分上，生产队里的每个人都有好几分面积，而我的自留地一分也不到。这件事一直拖了半年多，在一次生产队的户长会议上，观宝姆妈的丈夫——卢许顺（我们叫他伯伯）终于提了出来，他说要给兴隆和生产队里其他的人员同样的待遇。后来，生产队里增加了我的自留地。二是在劳动工分的评定上，刚开始的时候，我每个劳动日才六分，而生产队里一个男正劳力每个劳动日在10—10.5分，一个女正劳力每个劳动日也有9—9.5分。虽然我刚到农村，对农活还不熟悉，但是，在当时“大呼隆”式的简单劳动中，一个已经十八岁的男青年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是和别人没有太大的差距的。我呢，也不便多说。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终于在一次生产队的户长会议上，有一位叫汤永泉的将我的工分问题提了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上，我每个劳动日涨到了八分。后来，过了没有多久，我每个劳动日变成了十分。
到了南汤以后，就参加了收割小麦的劳动。当时我只能用镰刀割麦，好在在学校里的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还比较适应。但是，整整一天，真刀真枪地干活，还是第一次。到了晚上浑身酸痛，第二天早晨，真不想起来。但是，最终咬咬牙还是起来了，又参加了第二天的劳动……小麦收起来了，我分到了五十斤小麦。我连夜把它挑到家里。从南汤到六里堰大约二公里远，但是，我从来没有挑过这么重的担子。我挑着这五十斤小麦，肩胛扛得老高，走一段，歇一下；走一段，歇一下；从南汤挑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歇了十几次了。母亲看着这五十斤小麦，心里十分高兴，我的心里也非常兴奋。因为，我已经可以帮助父母承担家庭重担了。
不久，就遇上了双抢大忙。生产队里分配我在晒场上晒谷，同时还负责给每只打稻机打下的稻谷过秤。因为当时生产队里对打稻的人实行按份斤记工分的方法。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干这一点还是绰绰有余的。不过，在赤日炎炎下的晒场上晒稻谷还是不轻松的，我赤脚在晒场上，每隔几十分钟就要将稻谷翻一遍身，头上太阳晒，脚下稻谷烫，不一会就汗流浃背了。但是，我咬牙坚持了。然而，有一件事却使我遇到了麻烦。那是一个叫汤毛男的人，说我给他们的打稻机少记了一担谷，我不承认。因为我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很认真的，做到了来一担、称一担、记一担，不可能给他们少记的。但是，汤毛男他们硬是认为我给他们少记了，不肯罢休，双方争执不下。后来，这件事闹到了小队会上，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汤毛男和我吵了起来。当时的生产队长—汤仁林出来说话了，他说，兴隆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也是很可贵的。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很高兴。汤毛男也不响了。
那时，“双抢”大忙是很艰苦的。不但白天要出工，晚上要开夜工，凌晨还要开早工，所有这些我都挺过来了。有一次，生产队里开早工，凌晨三点钟就出工了，任务是垦稻田。那时，还没有电犁、拖拉机，所有的农活基本上都是用人力和手工。早稻收割后要把稻田全部翻垦一遍，再整平后才能插种晚稻。那天我手握着板齿（垦水田的工具）正好在队长汤仁林的边上，一块向前垦。天还没亮，看不见田里的“稻蒲头”，板齿斩下去完全凭感觉，如果斩在二行“稻蒲头”之间的泥土上，就比较省力；如果斩在稻蒲头上，不但不能把泥土翻垦起来，而且还会溅起田水，弄得浑身上下都湿了。如果水溅到板齿柄上，手心就容易打滑，也更加容易起泡。我站在汤仁林的旁边，拼命地垦着，也不顾溅起的田水，一心要跟上进度。汤仁林也很照顾我，有意的帮我垦过去一、二板齿。那天我们垦的田有八、九十米长，等我们垦到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可是，我的眼睛面前却一阵阵地发黑了。
那时，农村里最重最累最苦的农活要算挑“水化河泥”了。那个年代里，化肥很少。培育庄稼主要靠农家肥。所谓“水化河泥”就是用船将河里的淤泥用捻蒲捻起来以后，直接用粪桶挑到田里，用粪勺将它均匀地洒在已经分蘖的稻田里。它对改善土质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无论是捻河泥还是挑河泥都很累，尤其是挑河泥更加累。因为，一担水化河泥150—200斤之间，要赤着脚挑着它在一尺左右宽的田埂上走，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水田的田埂有的地方松软，有的地方打滑，有的地方还浸在水里。全靠挑的人攀紧十个脚趾，防止脚底打滑；同时，肩膀上压着沉重的扁担，腰部掌握重心，实在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劳动。一天的“水化河泥”挑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又酸、又痛、又累。后来，我也渐渐地适应了。
还有一件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永久印象的工作，那就是生产队里叫我当饲养员。任务是负责管好队里的一头老母猪。不过，当时的饲养员工作不是专职脱产的。在烧好、喂好老母猪的一日三餐后，在空余的时间里，还要参加其他劳动。即使是这样，当饲养员的差使仍然要比田里的劳动要轻松得多。但是，在老母猪生小猪的时候，我还要负责接生的差使就不轻松了。在一般的情况下，老母猪怀孕满四个月就要生小猪。我记得那是一个晚上，老母猪将近临产了，它躺在猪棚里，我一个人守候在老母猪的棚里，在昏暗的“洋秀照”的黄豆大的灯光下，等待小猪的出世。当小猪生出来的时候，我要把它从原地捧开，并且还要用手指将它嘴巴里的黏液挖干净。这时候，第一只小猪生出来了，身上都是滑溜溜的黏液，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我硬着头皮用手去捧、去挖……，那天晚上，这只老母猪一共生了十二只小猪，没有一只出问题。
在南汤的十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做牛生活以外，其他的农活我都会做。而且，我的劳动态度是很端正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偷懒、调皮等情况，所以，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喜欢。我先后担任过记工员、植保员、卫生员、蚕娘，直至到了一九七四年叫我担任了生产队长。
记工员是不脱产的。每天在收工前大约一到二个小时的光景，手里拿着工分簿，站在田埂上，将每一个社员当天的出勤情况如实记录下来，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底分和出工的时间折算成分数，到了月底再汇总累计，就作为参加生产队分配的依据。因此，记工员的责任心强弱与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负责地记好了每一个社员的工分。我记工分所用的时间，是历任记工员中最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并且，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差错。所以社员们也很信任我。后来，在我担任了生产队长以后，记工员就另换他人了。
原先生产队里的植保员叫汤生观，他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但是，他基本上又是个文盲。因此，后来队里叫我当了植保员。为了干好植保员的工作，我到邮局自费订阅了一份浙江农业大学的《农业与植保》刊物，平时到街上去的时候，总是要到新华书店里去转转，看到有关于植保方面的书，总是自己掏钱把它买回来。平时经常到田里观察庄稼以及病虫害的情况。而且，常常是在清晨和傍晚利用休息的时间到田里去观察，因为，对病虫害的观察在清晨和傍晚的修改最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渐渐地入了门，一方面，改变了原先用药浓度过高的情况，使生产队里的农药成本有了较大的下降，我记得平均每亩不到五元钱；另一方面，保证了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记得有一年，晚稻收起来后，队里到通元、袁化等米厂去加工，生产队长汤仁林对我说：我们队里的稻谷比其他队的都要饱满，虽然，影响稻谷饱满的因素很多，但是我知道，队长之所以要对我说这话，是对我植保工作的肯定。当然，我也有过教训，也从中得出了经验。有一年，在防治晚稻的褐稻虱中，由于我的失误，使队里晚稻的产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年，我在虫情观察中发现褐稻虱的密度很高，我将情况向队长报告了以后，建议立即用六六六药粉全面灭杀，队长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在其他生产队大面积用药的时候，我们队里晚稻的虫口密度上升得还不快。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虫口密度已经很高了，同时，我们队里的六六粉也用光了，那时的农药是计划分配的，再去买是很困难的；那时，晚稻的灌浆已经到了后期，我抱了侥幸心理，没有向队里提出再用药的建议。结果到了晚稻快收割的时候，我们队里的晚稻大面积枯死，造成了晚稻减产。虽然，队里没有人当面责怪我，但是，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从中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大田的病虫害的防治中，一定要和面上的虫情相衔接，用药的时间要和附近生产队基本上保持一致。
由于植保员工作要频繁地接触各种农药，大概在1970年夏天，我的背上发了很多的疹子，痒极了，用手抓了以后，就会流出水来。医生说我是农药过敏，给我配了几针“葡萄糖酸钙”叫我静脉注射。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这可能是柴油的关系。因为，当时用柴油扫虱，我在用背包式喷雾器将柴油喷到稻田里的时候，柴油沾到了背上以后不久，我的背上就开始发痒了。但是我知道“葡萄糖酸钙”有抗过敏的作用，可以好得快一点。当大队里的赤脚医生给我做静脉注射的时候，刚开始不久，我就觉得眼前发黑，旁边的声音越来越远，但是，自己的头脑还是清楚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打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背上的疹子才慢慢的好起来。后来，我担任了生产队长以后，植保员的工作交给了队里的的一个叫卢凤良的小青年。
我兼卫生员的工作是从“四清”工作组进村以后开始的。那时，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进驻我们村的四清工作组举办了一期“卫生员培训班”，我们队里叫我去参加。我在培训班学习了一些小伤小病的治疗方法和药品知识，还学习了针灸和注射技术。工作组又给每个生产队的卫生员发了一只保健箱，里面配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同时，给每个卫生员发了一张购药卡，凭卡到药店去买药，可以按批发价结算。后来，我又添置了注射器等一些简单的器械，开始了我的卫生员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我又托人买了一本《农村医生手册》，进行自学。此外，每当有医生给人看病的时候，只要我知道了，就一定会跟着一块儿去，看医生是怎样诊断，怎样用药的，渐渐地，我从中也学到了许多知识和经验。
由于我对卫生员工作的爱好和投入，因此也得到了队里社员的喜爱和拥护。虽然，后来有了“赤脚医生”，但是，哪家有人身体不舒服，总是喜欢先叫我去看看。我呢，也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在那个年代里，大家都很穷，社员来配药都不付现金，由我记帐的；我要买药的时候，就到队里去领钱，买药的发票到队里去报销，在出纳帐上作暂付，到了春花、早稻、年终分配的时候，我将每家欠的药费清单交给队里的出纳，在分红的金额中扣除。由于我的认真细致，从来没有发生过差错，到后来我不当卫生员的时候，还多出了二十多元钱，也交给了队里。
有一次，队里有一位老人得了急性肠胃炎，上吐下泻，已经出现脱水症状，需要输液。于是，我叫他们去请大队里的赤脚医生，来的赤脚医生是大队长的儿子，叫冯周生。冯周生来了以后，也认为需要给病人挂盐水，于是，他就将随身带来的盐水和输液器械给病人作静脉穿刺。结果，他在病人的手臂上反复刺了十几分钟，就是没有成功。我在边上看着，发现了冯周生对静脉穿刺的要领根本没有掌握。我心想：照这样下去，恐怕把病人的手臂刺烂了都不管用。于是，我对冯周生说：让我来试试。冯周生看了看我，也没说什么，就把针头给了我。我接过针头，用左手掌托住病人手臂，用左手的大拇指压在病人的静脉上将其固定，然后，右手将针头斜着对准静脉迅速刺了进去，暗红色的鲜血立即回流到胶管里，穿刺一次成功。
我在担任卫生员的几年时间里，为队里的群众治病配药、针灸、注射不计其数，单是用过的空的安瓿瓶就装了半箩筐，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而且，我大部分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群众服务的。后来，连其他生产队的人，有个毛病，也叫我去给他们治疗了。后来，大队里举办了合作医疗，开始的时候，六里卫生院的徐士逵医生常驻我们的大队里。那时我想，现在有卫生院的医生常驻在我们的大队里，群众看病也方便了，再加上当卫生员工作辛苦不说，还具有一定的风险。于是，我就主动将卫生员的工作辞掉，把保健箱里的药品全部移交给了大队合作医疗。从此，结束了“义务卫生员”的工作。
我当“蚕娘”大约是在1974年的春季。那一年，队里在酝酿春蚕蚕娘的人选的时候，打破了常规，叫我当蚕娘，还当蚕室的“室长”。那年，我们队里看了十多张春蚕，连我在内，有四个蚕娘，其中三个是女的。那时候，上面正在推广“地火龙”养蚕，以保证蚕室的温湿度，有利于提高产量。于是，我们的蚕室也砌了地火龙，砌好以后一试，吊风不足，蚕室里升温效果不明显。这时队里有人说起了“风凉话”。我想，我一定要把它改造成功。于是，我根据地火龙的原理，找出了影响吊风的环节，叫来了“泥师”，改造了炉膛，加高了烟囱。点火一试，炉膛里的火苗呼呼地往里窜，铺在蚕室里的瓦管渐渐地烫了起来，蚕室里的温度也很快地上去了。后来，蚕种到了以后，就要在蚕室值班了，晚上也不能回家了。晚上和三位女的在一间房子里睡，觉得很不方便，于是，我借口要照看地火龙就把自己的竹塌搬到了烧地火龙的小屋里。那间小屋是专门为了地火龙的烧火口免受雨淋而建造的。傍在蚕室的南墙上，因此，小屋只有东、南、西三座墙。走人的门洞开在西墙的北侧。小屋里面大约有四个平方米的面积，靠北面的正中是烧火的坑，有一米见方，六十公分深的样子；烧火的时候，人要蹲在坑里。靠南面的半间是堆放柴火的地方。按理说，我的竹塌是没有地方搭了，但是，这间小屋的墙壁在砌筑到一米多高的时候，由起先的一砖缩到了半砖，这样在墙壁的内侧有了一条十公分宽的企口，我把竹塌往上面一搁，不多不少正好和竹塌的长度一样，就这样，我就在这间小屋里面住了二十多天，一直到蚕宝宝上蔟。
大约在1975年的冬季，大队里派了一个叫汤富庆的支部委员，来我们队里改选生产队长。我就被他们推到了生产队长的位置上。我当了生产队长以后，更加辛苦，更加忙碌了。因为我知道，要生产队里的群众信服你，自己必须站得正，立得稳；同时，连家属也必须做出榜样。因此，我自己要事事处处走在前面，就连夏珍也要跟着我这个队长丈夫事事处处做出表率。
在“大呼隆”的年代，生产队的出工信号是由队长发的。在一般情况下，早晨七点出工，八点半休息40分钟，主要用于烧午饭以及吃“大酒” ，十点半吃午饭；十二点下午出工，下午二点休息40分钟，称为“吃小酒”，一直要到傍晚五、六点钟收工。如果在农忙季节，还要开早工和夜工。因此，当时有一句非常形象地反映农民生活的话，叫做“从鸟叫做到鬼叫”。每当出工的时候，我酒拿了一个铁皮做的“号筒”对准生产队里有人家的方向拼命地反复地喊：喂~大家听牢~开工时间到了~大家去了。喊完以后，自己要走在前面，先到田里去，至于其他的人能不能及时到田里干活，那就不一定了。因为，在当时“大呼隆”的劳动方式下，生产队里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出工，每家自留地上的农活基本上是利用早晚和吃中饭以及吃大酒、小酒的时间去做的。因此，在喊大家出工的时候，往往大部分的人在自留地上干得正起劲的时候，而且，大家的自留地又在一块，你不走，我也不走，这样从喊开工到全部到位，往往要拖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要将近半个小时。后来，采取了迟到扣工分的措施，情况有所好转。当然，在扣工分的时候，我的妻子夏珍也不能例外，有时候比其他的人还要严一点。因为我不愿意被人家说闲话。比如，当时在耘田的时候是要求跪在田里的，而有的人就不愿意跪，尤其是妇女。每当这个时候，我就首先叫妻子夏珍先跪下；还有一次，生产队里派妇女去下蚕豆，妻子夏珍和其他几个妇女在换地方的时候带着儿子国庆一起慢吞吞地走在小路上，正好给我撞上，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夏珍带了这个头，我没有办法去要求其他的人了。于是，我抱起国庆就往家里去，和曙英一起被我关在房间里。当然，我不是不爱孩子，我对曙英和国庆是视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那个年代里，我也只能这样做。现在想起来还真对不起夏珍和二个孩子。
虽然，我到了南汤队以后，拼命地干活。无论叫我干什么工作，总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然而，在当时却只能勉强维持低水平的温饱，有时候，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当时，生产队里分配实物和现金除了依据工分外，还依据每家的猪羊灰的数量。其中，粮食的分配还分按需和按劳两部分，所谓按需就是按人口，根据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数量标准，一个成年人每年556斤原粮（即稻谷），所谓按劳除了按劳动日外，还按每担猪羊灰二斤稻谷的标准来分配。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养猪羊的。因为，连人住的地方都没有解决，不可能去考虑养猪和羊的地方。再加上我那时年青力壮饭量很大，因此，我的粮食经常不够吃，尤其是每当春天的时候，也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往往开始断粮了。好在当时政府有“借粮”的政策，每当那时，公社里会通过粮管所发给粮票，同时，还带一定数量的贷款。记得有一年我从六里粮管所专管员肖新华的手里得到过十五元的贷款和一百多斤的粮票。当时，肖新华蹲在浜底头渠道上的情形还能回忆起来。
至于现金分配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每个劳动日的价格很低，最高的一年是1968年，每个劳动日一元零八分；最低的一年才三毛多，因此，往往在扣除粮食款后，就分不到什么钱了。有好几年，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倒找给队里钱。那时，也不允许搞什么家庭副业，就连养鸡也是规定只数的。所以，在当时大家都很穷，不过，我更加穷一点。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又加上开始的几年里工分又低，自己能够吃饱饭已经不错了。当时下乡知识青年都很困难，自从毛泽东给李庆霖写了一封“寄上二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的回信以后，各地开始对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引起了重视，大约在1972年的时候，我得到了六十元的补助。
在1973年10月17日—21日，县里召开了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我和我们大队的陆炜初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是在当年的冬天，我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参加了县里组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查团，到百步乡新跃大队进行了好几天的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调查。我当时是和六里公社的党委委员周明月、南山大队的大队干部钟五男一块去的。
队里的贫下中农对我也很好，有许多人家都很关心我，他们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往往主动地给我拿过来。尤其是“观宝姆妈”对我更加关心，就是因为她们家里人多，房子太小，我无法住在她们家里，而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她们家里蒸饭吃，吃的菜也是她们的。好在我有什么事情，宁愿自己默默地人忍受，不愿意多去麻烦人家。相反，别人要我做什么事，我总是全心全意地去帮忙，我当时为大家服务最多的除了治疗小伤小病外，就是代人家写信了。当时，农村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会写信的人不多，像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在队里是绝无仅有的了，如果有人要写信的话，总是要找我。后来，队里通了电以后，我凭着在初中里学的物理知识，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电工技术，因此，队里的许多人家都要叫我给他们装电灯，如果有人家的电灯不亮了，有人家广播不响了，都会叫我去给他们修。因此，我在队里的人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喜欢我。
1968年，兴媛妹妹六里农中毕业，也面临着下乡，这时候，我和家里人都认为，应该到南汤去。因为，这样可以相互照顾，兴媛妹妹也同意了，于是我在南汤有了一个帮手。1971年兴良弟弟在选择下乡地方的时候，也从有利于相互照顾角度考虑，来到了南汤。兴芳妹妹在1971年初中毕业，她被分配进了海盐丝厂当了缫丝工。大概在1973年的时候，兴良弟弟也利用政策，在南汤造了三间房子。因为，兴良弟弟的房子比我的要来得大一些，兴媛妹妹就搬过去住了。后来，母亲也将六里堰的租的房子退掉了，也搬到了南汤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家庭基本上完成了向南汤转移的过程。
按理说，我在南汤这个环境中可以扎下根来了。然而，大约在1969年上半年的时候，县里面动员知识青年到内蒙古去支边，这时我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到内蒙古去。当时，我产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想法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我虽然在队里真心实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心全意地为大家服务，可是由于母亲的历史问题，我最多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得到上面的提拔和重用；其次，是由于年轻人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当时我刚满二十一岁，稚气未脱，一心想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而内蒙古地处反修前沿，我如果到了那里，一定会比在南汤干得更好；再次，当时我与同队在乡知青卢夏珍找对象的过程中，遭到了她家里人的坚决反对。反对的原因很简单——我太穷了。记得我曾经找过卢夏珍的父亲，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我说：我对你吴兴隆的人品是中意的，但是你太穷了，家里连一只做团菜的“雕” 也没有，夏珍跟了你以后，将来是要吃苦的。因此，我想：虽然从表面上看，队里的人对我都不错，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是看不起我的。所以，有机会还是应当出去。
但是，我也知道作为一个已经下乡的知识青年，要到内蒙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我就到海盐找了我在初中的同学步仁良。步仁良叫我去找负责知识青年支边工作的朱欣其，当时朱欣其是海盐支左联络站的解放军代表。我找到了朱欣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到内蒙古去的请求以后，朱欣其没有答应，还向我讲了一通海盐的农村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道理。后来，我在海盐住了几天，期间我又去找了朱欣其，但是，事情没有任何转机。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使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我当时住在海盐中学步仁良的寝室里，那天早晨我从寝室里出来，在关门的时候，被钉在门上的元钉划破了右手的食指，殷红的鲜血立即涌了出来。我望着手指灵机一动，连忙开门回到寝室里，找了一张8K的白纸，用鲜血在上面写下“立志边疆干革命，誓当反修最尖兵”十四个大字，写好了以后，我带着血书直奔步仁良的办公室。
步仁良的办公室在海滨路上，那幢后来曾经做过武原镇委和武原卫生院的小楼里。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我进去的时候里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徐昌根，另一个是“新海盐”报的一位记者。步仁良心情也很激动，他二话没说就和我一起去找了朱欣其，朱欣其看了血书以后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我从朱欣其那里出来以后，又在海盐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到新华书店里去买了三十张毛主席的像，又找到朱欣其说：我把送给贫下中农的毛主席像也准备好了，请你们早一点给我答复。我回到了六里堰的家里以后，才知道母亲和弟妹见我好几天没有回家，正在焦急。兴良弟弟已经把自己平时储蓄零钱的竹管用刀劈了开来，准备到海盐来找我了。母亲她们见我回来了心里都很高心。那时，母亲和弟妹们住在朱家门口的半间房间里，因为，原先租住的那间朝南的地板房已经被房东收回去了。那半间房间才十来个平方米大，搭了一张床，放了二只箱子以后，就剩下床前一条过道了。当母亲和我正在说话的时候，中汤的汤张男也来了，汤张男是我比较要好的朋友，他见我要到内蒙古去，也哭了。
过了一段时间，朱欣其来到南汤了解了我的情况。朱欣其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是人家事后告诉我的，他们还看到了朱欣其带来的血书。于是，我要到内蒙古去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当时的生产队长汤仁林做我的工作，劝我不要走，我不答应。后来，观宝姆妈出了个主意，她对汤仁林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叫卢夏珍劝劝看，如果卢夏珍愿意劝的话，可能有一点希望。当然，这些情况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那一天，观宝姆妈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到我家里来一趟，有事跟你说。我问：什么事？她说：你来了就知道了。于是我也没多问，因为平时观宝姆妈的家里我是经常去的，她有事找我也是很正常的。那天晚上，我吃过晚饭，就来到了观宝姆妈的家里。一进观宝姆妈的家，她就对我说：卢夏珍有话要对你说。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自从夏珍和我的事情遭到他们家里的坚决反对之后，我和夏珍的来往也渐渐的疏远了，平时也不大见面了，有时偶尔碰到，也不大打招呼了。我想，既然她要和我说说，就说说吧。不管怎么说，和她相处一场，现在快要分别了，把有些事情说说清楚也是必要的。于是我问观宝姆妈：夏珍在哪里？她指了指他们家里东面的房间说；夏珍已经在房间里等你。
观宝姆妈的房子刚造好不久，改变了原先全家六口人挤在二间过庐里的情况。现在她们的新房子是三间朝南的房子，东面和西面各一间做睡觉的房间，中间一间作为正间，正间里的北面出了扇后门，观宝姆妈和许仁伯伯睡在东面的房间里。就在东面房间的面前，又造了二间朝西的过庐，是烧饭和吃饭的地方。这时，夏珍就在东面的房间里面等我。我推开房门进去，只见夏珍正坐在床边上。
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靠房间的北面放了一张老式床，床前铺了一块“踏条”，床头放了一张书头桌，书头桌上点了一只“洋秀照”，床的另一头与西面墙壁之间放的是马桶，马桶前面挂了一块“马帘”，在房间的西墙边朝东放了一只老式的衣柜，在东面的墙壁边靠南窗搭了一只铺。房间里有二扇窗，一扇是南窗，窗外是一个“田心”，另一扇是东窗，正好在“书头桌”的上方，东窗外面挂了一块和窗的面积一样大小的木板，依靠木板的撑开和关闭来采光、通风和遮挡风雨。因为，房间里面没有其他可以坐的地方，于是，我也坐在那张床的床边上。
夏珍问我是不是要到内蒙古去了，我说是的。她问我是不是因为她的缘故，我说不是的。她说你去了以后我怎么办。我说如果你真心要跟我，等我去了以后再来接你。她说不想到内蒙古去，听人说那里很苦的。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她沉默了一会说，你去了以后，我要被人家骂死的。正在这时，东窗外面的木板突然被人“乓、乓、乓”重重地敲了几下，听见敲窗的声音，夏珍“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窗外传来夏珍爸爸的声音：“冷毛灰里爆出个热火星来”。原来，夏珍的爸爸在窗外偷听我们的谈话。同时，在我们谈话的房间外面，有好几个夏珍的小姐妹也在房门外面偷听和偷看我们的谈话和表情。正在这时，观宝姆妈走了进来说，你们就这样吧，兴隆你到灶边来，仁林要找你谈一谈。于是，夏珍就回去了，我随观宝姆妈来到了过庐里。
过庐里的北面靠东墙打了一付朝南烧火的灶头，灶头的边上有一只水缸，水缸的南边放了一只碗柜，碗柜的面前放了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同样点了一盏“洋秀照”，桌子的四周放了四条长凳，汤仁林已经朝北坐在八仙桌的边上。我进去后，朝东坐在八仙桌的边上，观宝姆妈和许仁伯伯分别朝南和朝西坐在八仙桌的边上。我两眼望着“洋秀照”上的火焰，默默地听着汤仁林和观宝姆妈她们的讲话。汤仁林劝我留在南汤，不要到内蒙古去了，并且还说他已经对县里来的人表示了不同意我到内蒙古去等等。起先，我的态度很坚决，说我一定要去的。后来她们苦口婆心地劝了我好长时间，最后我说：要我去收回申请是做不到的，既然大家这么挽留我，我只能表一个态度，如果县里同意我去，那我一定要去的；如果县里没有消息，我也不再去要求了。那天谈话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后来，县里果然没有任何消息，就这样，我在南汤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自从我的“支边事件”以后，我和夏珍的关系完全公开化了，虽然，夏珍的家里还是持反对的意见，但是，夏珍的态度开始坚决起来了。当然，有的人因此对我的支边的动机产生了怀疑，说我用计策来达到与夏珍找对象的目的。这当然是一个误解，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去向他们解释。
母亲见夏珍和我找对象的意愿已定，就和观宝姆妈商量，想请观宝姆妈出面去向夏珍的父母提亲，并且，母亲设法凑了150元钱，交给了观宝姆妈，作为定亲的聘礼。我是不赞成什么定亲和聘礼的，但是也没有明确反对。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夏珍和我的事情既没有进行什么定亲，也没有叫交什么聘礼。后来，到兴媛妹妹下乡到南汤，要造房子的时候，我将那150元钱向观宝姆妈要了回来，去买造房子的石灰了。
兴媛妹妹和我的房子是在1969年的下半年造的，房子造好以后，因为缺少木材，正式的门窗一直到了1971年我和夏珍将要结婚的时候才安装好。那是三间朝南的五路头平房，每一间有三米宽，五米进深；地上是泥地。中间的一间是我们吃饭和接待来人客往的地方，大门进去靠北墙放了一张小方台，西面的一间一分为二，南面的半间与正间之间砌了一堵泥砖墙，北面用芦廉与北半间隔开，里面搭了一只铺；西面的北半间打了一付朝东烧火的二眼灶，灶头的面前靠北墙放了一只可以装二担水的水缸；东面是一间正式的房间，后来作为我和夏珍的新房。曙英和国庆都出生在这间房间里。
开始的时候，房子里的家具仅有一只小方台、四只角牌凳、一张写字台、一只衬凳、二条长凳、一只帆布箱、以及兴媛妹妹和我搭铺的竹塌和竹凳。后来为了我结婚的需要，添置了一只老式床。一直到了1976年我进六里农具社工作以后，有一次在职工内部分配家具的时候，我又添置了一只箱柜和一只二节式的衣柜。
至于那只老式床是母亲花了30元钱向队里的一家叫卢华林的人家买的，说它是一只床，其实只有半只床，因为床上面的架子和花板都没有的。后来，兴良弟弟到黄湾群乐大队联系了一家木器厂，对这只床进行大修加工。记得那天我和兴良弟弟用劳动车将那只床拉到木器厂，从南汤到黄湾又十来公里的路程，在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又下起了雷雨，当我们走到靠近南汤的一片桑园地里时候，天上打了一个霹雷，一道刺眼的闪电过后，紧接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吓得兴良弟弟蹲在地上，我也打了一个寒颤。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她们都担心死了，看到我们平安回来，都十分高兴。记得为了修理那只床，花了60元钱。在这只床修好以后，兴良弟弟又与六里农具社的一位叫孙孝山的漆匠师傅多次联系，请他到家里把这只床用“光漆”漆好，为我的婚事，兴良弟弟动了不少脑筋，出了不少力。后来，我到了六里农具社工作以后，孙孝山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多次称赞兴良弟弟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1971年的国庆，我和夏珍结婚了。这个日子是我和夏珍商量决定的。在正式决定之前，我到夏珍的家里去找过她的父亲，向他提出了我们准备在国庆节结婚的要求，当时她的父亲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也可以说，我们的婚事是在夏珍的父亲的默认下操办的。其实，我们的婚事是极其简单的，因为那时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婚事的举办方式。我和自己的父母商量了以后，决定采用到上海旅行结婚的方式。母亲提前去上海，我和夏珍在九月二十日，从六里堰乘轮船经过硖石转乘火车到上海。那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夏珍的三个姐姐赶到我的家里来，一直将夏珍和我送到了六里堰的轮船码头。我们到了硖石吃了一碗馄饨，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了。夏珍是第一次到上海，一下火车就觉得什么都很新奇。我们在上海住了十二天，我领着夏珍去了西郊公园、城隍庙等几个地方，也逛了中百公司等商店以及南京路、淮海路等。那年由于林彪的“9.13”事件，上海显得格外冷清。国庆之夜也没有放焰火。那天晚上我和夏珍到外滩公园去玩，在那里两个人合照了一张像，照片上的焰火是摄影师另外加上去的，我们从外滩公园沿着南京路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蒙蒙小雨，由于我们没有带伞，身上都湿了。因为，夏珍要晕车，所以，我们出去都是步行的，连到西郊公园也是如此。
虽然当时的经济很困难，但是父亲还是想尽办法给我们买了一些东西。记得买了一顶帐子、给夏珍剪了一条全毛的华达呢裤子、还买了几斤喜糖，那时的喜糖是自己分装的，我们往每只喜糖袋里装了八颗糖，总共装了好几十包，带到南汤去分的。我自己没有买什么东西，只是父亲带我们到进理阿叔家里去的时候，我的堂姐（雪花）送给我一件的确良白衬衫，从印在领子上的价格看，这件衬衫价格是九元四角，在当时已经是很贵重的礼物了。那件衬衫我整整穿了十五年，一直穿到1986年，因为领子破了，才将它扔掉。夏珍没有见过世面，到了上海以后觉得样样很新鲜，有一天，我和夏珍在淮海路上逛马路，走进一家食品店，在里面转了一圈准备离开的时候，夏珍指着橱窗里陈列的奶油蛋糕，意思叫我给她买一块。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太粗心了，我仔细一看橱窗里的奶油蛋糕是切成小块出售的，每一块标价一毛二分，于是我买了一块给夏珍。夏珍说：你呢？我说，我不想吃。这的确是我的真心话。当然，如果那时经济条件好的话，我自己也买一块肯定是吃得下的。然而，我没有买。当我看着夏珍美滋滋地吃着蛋糕的样子，心里不禁产生了一种歉意。
国庆节一过，我们就回到了乡下。由于夏珍得不到自己家庭的支持，所以不可能像其他姑娘一样进行通常的出嫁形式；而我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举行通常的结婚排场。因此，我们回到乡下以后，用兴良弟弟已经替我向生产队里借好的八十元钱，办了非常简单的酒席。考虑到夏珍的父母没有钱来为女儿办事，因此，通过观宝姆妈给了他们四十元钱，主要请夏珍的小姐妹吃一顿。我们家里也烧了二桌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聚了一下，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再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