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情感与自然山水存在着一种同型同构的关系,从物化的自然山水中,可以领悟到人的情感、个性和精神品格文人笔下的自然即是文人自我的展现,但这个自我不是被现实扭曲变形的自我,而是永恒的自我,即人格的自我,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崂山十二景都在哪个景区?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崂山十二景都在哪个景区(行走崂山之崂山名人)

崂山十二景都在哪个景区

人类的情感与自然山水存在着一种同型同构的关系,从物化的自然山水中,可以领悟到人的情感、个性和精神品格。文人笔下的自然即是文人自我的展现,但这个自我不是被现实扭曲变形的自我,而是永恒的自我,即人格的自我。

这种现代的西方理论与400多年前明末文人黄宗昌的心得颇有契合之处。黄宗昌在《崂山志》卷三写到其友人高弘图(1683-1645)时说:“文忠(高弘图谥号)忧心国事,会山泽之气,以正志蒙难,无愧青史者,得于华阴之潜操为多也。”高弘图“得于华阴之潜操”,“会山泽之气”,集崂山之钟灵毓秀于己身,培育了他刚正不阿的浩然正气,就如孟子所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永恒的自我在高弘图的仕宦人生中始终如一。

1.与世乖违

高弘图“建节启、祯,耻与宦官同事,退而山居。赵(胶州赵任)重之,以华阴授”,从此他与崂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崂山九游记》中,高弘图说:“(李白)以布衣征就金马,天子至为降辇步如见绮皓,用七宝床赐食,手调羹以饮之,千载必谪仙白也。居无何,天子欲申命者三,力士修其脱靴耻,竟为所格。复得以布衣浪迹,纵酒而畅之以咏歌,与贺知章、崔宗之诸人赋。谪仙者,千载亦白也。其《寄王屋山人》诗:“我昔东海上,崂山餐紫霞。”而以王屋可扳与游。于是,又诗:“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使余读之,大有放兴。余买山于崂之华阴,为太古居停于内,实自读白集白诗始。”

高弘图夫子自道,他隐居崂山主要的原因还是对谪仙诗人的仰慕,从而“大有放兴”,要自觉地沿寻其足迹。在崂山的历史上,最早写崂山的著名诗人是李白。李白有《寄王屋山人》诗:“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朱颜谢春晖,白发见生涯。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李白远至东海崂山,欲与仙人扫落花,不是他逸兴突发,不远万里寻仙,而是因为“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仕途不称意,不得已为之。李白怀有“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雄心壮志,抱有强烈的功名心和进取心,他幻想着“平交诸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时,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到长安,任职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几十年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李白的喜悦充溢在这不可一世的诗句中。然而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角色,朝中权贵的交相谗毁,使其在仕途上遭受沉重打击,终于在天宝三年被“赐金放还”,彻底结束了他的梦想。

归隐崂山的高弘图仕宦经历与李白颇多相似,《明史·高弘图传》载:“(高弘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柧棱自持,不依丽人。天启初,陈时政八患,请用邹元标、赵南星。巡按陕西,题荐属吏,赵南星纠之,弘图不能无望,代还,移疾去。魏忠贤亟攻东林,其党以弘图尝与南星有隙,召起弘图故官。入都,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诏狱,锻炼严酷。弘图果疏论南星,然言“国是已明,雷霆不宜频击”,“诏狱诸臣,生杀宜听司败法',则颇谓忠贤过当者。疏中又引汉元帝乘船事,忠贤方导帝游幸,不悦,矫旨切责之。后谏帝毋出跸东郊,又极论前陕西巡抚乔应甲罪,又尝语刺崔呈秀。呈秀、应甲皆忠贤党,由是忠贤大怒,拟顺天巡按,不用。弘图乞骸骨,遂令闲住。庄烈帝即位,起故官。劾罪田诏、刘志选、梁梦环。擢太仆少卿,复移疾去。三年春,召拜左金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五年,迁工部右侍郎。方人署,总理户、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来会,弘图耻之,不与共坐,七疏乞休。帝怒,遂削籍归,家居十年不起。”

高弘图不是东林党成员,但他一生仕途坎坷却与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高弘图的锋芒初挫来自东林党,天启初,高弘图力荐邹元标、赵南星,赵南星上位后,检举高弘图巡按陕西时举荐官员的过失,令高弘图大失所望。不得已,高弘图“移疾去”,称病还乡。魏忠贤当政极力排挤东林党,笼络同道,魏忠贤启用还乡隐居的高弘图。高弘图上书弹劾赵南星,正中魏忠贤下怀,但他却又指责魏忠贤排除异已的手段过当,最后不得不再次返乡隐居。

明代曹臣《舌华录》曾记载苏轼的一段故事,一日饭后,苏轼外出散步时,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腹内所装何物?”一婢女说:“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高弘图与苏轼一样身处险恶仕途,却不会曲意逢迎,左右逢源,言行与世乖违,全是不合时宜,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高弘图是始终保持“永恒的自我”。

温睿临《南疆逸史》记载:“天启元年,(高弘图)陈时政八患,并请用邹元标、赵南星。寻与同官张慎言交章论救贾继春;忤旨,停俸。已而巡按陕西,捕诛奸民扇乱者;澄清吏治,风裁肃然。因题荐属吏,为南星所纠,心衔之。当时东林齐、楚、宣、浙之党互相诋诽,弘图辄无所附丽。及魏忠贤乱政,杨涟、魏大中之狱起,锻炼严酷;乃上疏力诋南星,微言忠贤过当。且引汉元帝乘船事,又谏毋出东郊。而忠贤方导游幸,怒甚,矫旨以抗沮切责之;名以此高。既乃乞归,令闲住。”温睿临说高弘图“为南星所纠,心衔之”,略去了高弘图被迫辞官的结局。温睿临所说“当时东林、齐、楚、宣、浙之党互相诋诽,弘图辄无所附丽”是高弘图屡起屡倒的主要原因。党派纷争激烈,高弘图无所附丽,得不到信任,也就得不到重用。赵南星是高弘图前半生绕不过的人物,他力荐赵南星,而赵南星对待他的方式,《明史》说高弘图“不能无望”,感到大失所望;《南疆逸史》则说高弘图为此“心衔之”,怀恨在心。这两种说法,既表明了高弘图对赵南星的不同态度,也显示了不同的人格。

高弘图对赵南星的态度是否恰当,就不得不谈到明末的东林党。明末,顾宪成、高攀龙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进行讲学,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当时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附和。东林书院的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朝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天启时期,宦官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实行镇压,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得以停止。

谈迁《枣林杂俎》说:“万历末,朝士分党,竟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余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始而常、镇人士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俊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闽、楚、粤、蜀,远不具论。庚戌大计,江右淮抚李三才庇东林,而诸党左矣。时攻东林,俱见罪四明,至楚、粤无一人台省者。天启初,东林独盛,起邹元标,而江右亦东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东林也。福清叶向高、归德侯执躬,秉权趋风,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径,非东林不灵。波及诸生,如复社、几社,不一而足。家驰人骛,恐汉末标榜不是过也。”

热衷党争的人认为己方都是尊从圣人之道忠君爱民的人,而其他人都是奸臣逆党。在东林党看来,不管此人有多少才华和功绩,只要不是东林一党,那都是奸臣;而皇帝如果不重用东林党人士,那就是昏君。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当时被称为“海内三君子”,是东林党的领袖。赵南星在朝时极力举荐被遗漏的东林党人,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执掌法令;李腾芳、陈于廷辅助选举;魏大中、袁化中主管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肕等人全部放在重要位置执政。赵南星的作为让其他派人士为之侧目,决心赶走赵南星。给事中傅魁以邹维琏改任吏部自己不知道为由,首先凭借汪文言发难,弹劾赵南星改变旧制,培植私党。邹维琏引咎辞职,赵南星上疏挽留。此时杨琏上疏弹劾魏忠贤,宫中太监与政府官员更加对立,势同水火。赵南星乞求退休,皇帝不同意。高攀龙弹劾崔呈秀,赵南星疏论让他充边。崔呈秀处境窘迫,连夜跑到魏忠贤住处,叩头哀求:“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不走,我们二人将不知死在何处。”于是魏忠贤和他一起制定阴谋。魏忠贤假传圣旨废黜魏大中、夏嘉遇,连同陈九畴一同被废黜,斥责赵南星等人结党营私,赵南星引咎辞职。

东林党在明末时,依靠崇祯的支持,在魏忠贤自缢而死后,发动他们的舆论力量,在江南士族的拥戴下,成功地排挤了其他的党派,实现了一家独大的局面。东林党魁钱谦益说赵南星“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节侠悲歌慷慨之风。乡里后门,依附门下,已而奔趋权利,相背负。酒后耳热,戟手唾骂。更为长歌小调廋语,吴哥打枣竿之类,以戏侮之,其人衔之次骨”。从赵南星对背叛自己者的态度来看,高弘图的作为还是光明磊落些,两人人格高低也可从此看出些端倪。高弘图在赵南星执政时,不得不退隐。天启初年又被任为御史,为魏忠贤所排挤,再度归休闲居。崇祯即位,又一次起用为御史。崇祯五年,迁工部右侍郎,因为耻与宦官共事,被罢黜。

以高弘图的骨鲠性格不能左右逢源,屈己事人,就只能远离魏阙,亲近自然了。从崇祯五年到十六年,高弘图罢黜闲居期间,游历崂山华楼并被华楼美景吸引,赵任将自己的别墅赠给了高弘图,他将其更名为太古堂。高弘图从此地出发游历崂山,写下了《崂山九游》,“九游者,其山皆盘礴吞吐于穷海僻陋之滨,若遁而肥、畏名而逃焉者,而独以恣余游,余游放矣。其山当潮波,作镇E,如唇齿附脰咽,使负海之民,恃以不怵,而间则蒸油云,泄膏雨,以利万物,不无太劳,故总称之曰劳山。余以是故游,游非敢放矣。始三月三日庚申,迄于十有五日壬申而游成。言归太古居停,即复简报黄子曰:“医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盖亦白集中词,余一再歌之。哑然笑,复若不免太牢骚。发于WE声咏:谪仙!谪仙!独不畏千载下有高子者,实病之为不广乎?·.····青山恨者,白也,非我也”。

高弘图欣赏崂山的山水草木,他长于斯、生于斯,也亲身体验了崂山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馈赠,他从这种体验解释了崂山一名的由来。他认为人们生活在这块富庶的土地上,无须劳累,生活无忧,所以就叫崂山。高弘图认为李白的诗句“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未免怨气太多,原因是他没有真正欣赏崂山的自然山水美景。“青山恨者,白也,非我也”,崂山为之遗憾的是李白,而不是高弘图自己。因为高弘图“会山泽之气”,崂山禀天地之灵气荡涤了他的心胸,使他以感激的心态写下了赞美崂山的篇章。

黄宗昌在《崂山志》卷七说:“名山大泽,与为朝夕,君子所欣慕,而因缘幸会,是亦有数。远而得之,近而失之;无心而得之,有心而失之。天下如意之事常少,而山与人相得益彰,岂其偶然?”高弘图未能在故乡的名山秀水中悠游渡过余生,历史的偶然将其余生抛弃在千里之外的江南。

转自宫泉久《游崂名士研究》

(——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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