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代表参加中共“一大”
（1921年6月29日）
1921年的今天，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启程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潭秋、陈公博、毛泽东、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周佛海、包惠僧等13人。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这50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党员近20名，除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外，还有李达、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林伯渠、何孟雄、缪伯英、李中等。
大会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有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纪律；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共“一大”闭幕后，毛泽东、何叔衡即回到湖南，积极开展创建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经过一个时间的工作，先后发展了李立三、陈子博、余千山、罗君强、郭亮、任树德等先进工人和学生人党。到192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湖南地方党组织成立后，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极大地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此，湖南的革命斗争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共“一大”上的四位湖南人
1921年7月，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13位先进知识分子，胸怀改天换地的胆识，带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期望，肩负着光荣而深沉的历史使命，在上海秘密集会，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这13位先进知识分子中，湖南人就有4位----毛泽东、李达、何叔衡、周佛海。
毛泽东：“我到上海去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既出席了标志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又成为党的领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所以，毛泽东对于出席党的“一大”印象最深：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1919年12月，因领导湖南驱张斗争，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他从罗章龙那里借到了油印本《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使毛泽东知道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知道了中国革命要成功、要胜利，非按《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去做不可。
这次北京之行的另一大收获是，毛泽东通过邓中夏等人的引荐，先后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取得了联系，向他们请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方法，交换中国革命的有关意见。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树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他带着许多问题前往淮海中路老渔阳里2号，向当时正在筹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陈独秀请教，和他交流自己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体会，交流改造湖南的见解。陈独秀耐心地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许多问题，并郑重地邀请他在长沙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做些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
1920年11月，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李达的正式邀请，在长沙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过慎重物色和考虑，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6人，于12月初正式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字。
1921年6月中旬，毛泽东接到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早期组织推选两名代表即日赴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信后，毛泽东立即找到何叔衡、夏曦、彭璜等人，商量推举代表的有关事宜。
经过大家协商，最后推举出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党的早期组织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29日，毛泽东、何叔衡登上了去上海的小火轮。
7月23日，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中国发生了。这件大事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这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
晚上8点，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俄共代表尼可尔斯基先后出现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时，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胜利开幕了。
上海望志路的106号，是一座两层楼的、典型的欧式风格的楼房。那天，这栋楼的二楼上布置了一个再简陋不过的会场。没有富丽堂皇的会场布置，没有耀眼的大灯，也没有记者拍照，只有一盏柔和的电灯在轻轻摇晃着。十五把椅子围着一张方桌，依次坐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中间位置则坐着共产国际和俄共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
7月30日晚，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过分激动的演讲，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所以派专人来打探。李达和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有陌生人到访，立即断定是敌探来打探情况，于是，马上建议中止会议，及时组织与会代表撤离。
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经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代表只得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党的有关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李达：“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四位湖南人中，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一大”的召开贡献最大的应该是李达。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代理书记，而且是“一大”的组织者和筹备者。在“一大”上选出的三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中，李达名列其中，担任宣传主任，负责全党的宣传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长。
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东京回到上海。当时，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准备筹备组织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应允，参加了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工作，并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第一次鲜明地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1921年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曾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不愧“旗帜鲜明”。
1920年11月，李达参与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初稿。1921年2月，李达接替李汉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督促李达等人着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同马林等人反复商量后，最后决定于1921年6月下旬召开党的“一大”（后因代表未能如期到沪，故推至7月下旬），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根据讨论的决定，李达亲自向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发出了通知，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安排的。召开“一大”的通知发出后，李达立即秘密找寻“一大”会议的地址和代表们住宿的地方。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的朋友需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有什么办法吗？”
王会悟想了想后说：“离我们现在住地不远的博文女校行不行？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以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时，她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你知道，我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我想她应该给我的面子吧！”
李达觉得这个地方很理想，便和王会悟一起去找黄绍兰商谈，首先把代表的住地定了下来。
接着，李达又与夫人王会悟反复进行实地考察，最后选定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望志路106号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而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也是一大代表，所以，李达同他一说，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一大”的会议主持人是临时民主推选出来的，而且每次会议的主持者不同，但负责会务工作的却是不变的，是会议真正的组织者。李达正是“一大”会务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李达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
当会议被法租界巡捕发现后，又是李达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继续召开。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敌人发现后，我们商量会议在什么地方继续举行，“李达同志提出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王会悟也说过：在敌人发现的那天晚上，“李达同志叫我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车的班次，第二天早上中共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
因为建党前后李达的理论贡献，更因为他对筹备、组织和召开“一大”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所以，在大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李达当选为中央委员（一大没有设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宣传部长。
何叔衡：年纪最大的“一大”代表
在13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大的是湖南代表何叔衡，当时已经45岁，而且曾是前清“秀才”。
何叔衡，1876年出生，湖南省宁乡县人。1902年考中秀才。县衙请他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官吏，因激愤于衙门腐败，拒不愿去履职，甘愿在家种田、教私塾，被家乡人称之为“穷秀才”。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讲习班，与从第四师范合并而来的小他17岁的毛泽东，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一师毕业后，何叔衡一边在长沙楚怡学校和第一师范附小等校任教，一边积极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从事以学生和青年为主体的革命活动。1918年4月，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并担任了学会的执行委员长。这时候的何叔衡已经42岁。
1920年8月，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并先后介绍和推荐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后赴俄国留学。1920年冬，他与毛泽东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党过程中，何叔衡特别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理念。当时，他利用担任《湖南通俗报》经理的身份，在报上揭露湖南新军阀的虚伪面目及反动本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特别是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新情况、新形势。
何叔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深得毛泽东钦佩、赞赏和信任，所以，他不在湖南时，如驱张运动到北京、上海，就把湖南的一切工作交由何叔衡来办。毛泽东还在许多场合多次说过：“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基于此，在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初创时期，成员之间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时湖南早期组织在推选参加“一大”代表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推选了已经45岁的何叔衡。
1921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黑云蔽天，大雨瓢泼，长沙大西门码头，一艘小火轮缓缓起航。何叔衡和毛泽东坐在三等舱里，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星期后，何叔衡和毛泽东乘坐的小火轮停停开开，终于到达上海。他们按照李达夫妇的安排，住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何叔衡在“一大”上没有做专门的发言，只是在毛泽东介绍湖南早期组织成立的情况时，作了些许必要的补充。
参加党的“一大”回到长沙后，何叔衡首先利用他与当时的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的关系，同毛泽东一道，以船山学社为校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为革命培养干部和后备人才。同时，他与毛泽东一道组建了中共湖南支部，领导了湖南正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人运动。1935年11月，何叔衡在中华苏维埃一大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次年2月，在福建长汀的水口镇附近牺牲，时年59岁。
周佛海：从“一大”代表到日伪汉奸
周佛海，1897年5月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败落。15岁那年，周佛海考入沅陵县高等小学堂。不久，又到了长沙，进了由湘西人士所办的兑泽中学读书。1917年，他在好友和学校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就在这一年，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周佛海开始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向国内《解放与改造》等报刊投稿，并先后发表了许多关于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注意。
1920年暑假，离别故土三年的周佛海本来是从日本回湖南沅陵省亲，但到了上海后，才知道湖南当时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使他无法回乡，不得不滞留上海。在此期间，周佛海先去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因为周佛海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也是通过这本杂志上周佛海写的文章才熟悉他的。接着，周佛海又到上海渔阳里2号，拜见了已先他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达。在李达住处，周佛海第一次与陈独秀见面。
不久，周佛海接受陈独秀的邀请，参加了筹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活动。暑假结束后，周佛海和上海早期组织的另一名成员施复亮要返回日本继续完成学业。临走前，陈独秀和李达要他们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名义，在日本从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
1921年6月，李达写信给在日本的周佛海和施复亮，要他们东京小组推荐一名代表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旅日小组只有他们两个成员，施复亮就推荐周佛海回国参加党的“一大”。对此，施复亮回忆说：“周佛海和李达是朋友。到1921年7月1日第一次党代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我和周佛海。我们两人互推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
周佛海回国后，立即到李达安排的代表住地报到。李达夫人王会悟把他安排到博文女校住。这样，毛泽东、李达、何叔衡、周佛海四位湖南籍代表在这里第一次见面了。
因为周佛海在会上比较活跃，加上他与陈独秀早就熟悉，且与李达是留日学友，后来又参加了“一大”的一些具体筹备和会务工作，所以，在大会召开时，周佛海与毛泽东一道被推举为“一大”的记录员。
“一大”结束后，因为会议上推选出来的陈独秀在广州尚未回到上海，周佛海还曾代理过很短一段时间的职责。不久，周佛海回到日本。由于害怕日本政府对共产党的抓捕，他回日本后没有开展任何与建党有关的工作。这也意味着周佛海从这个时候起，已经开始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步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4年，周佛海毕业回国后，立即正式宣布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当上了日伪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国民党军统局羁押重庆，次年解往南京；同年10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又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在南京狱中。
（新湖南客户端整合自湖南档案信息网、《新湘评论》2011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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