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的黑夜是漫长的，冬至的黑夜是一年中最长的一个黑夜。此时，外面下着大雪，工地上边铺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我往炉子加了块煤，火很旺地燃烧着。块煤很好，放到炉膛里很快就燃烧起来了，热量很大，我待的小屋暖洋洋的。我在一处建筑工地下夜，两排建了一半的长长的楼房，每排楼房有6个单元，被木板栅栏围着，又蒙着绿色的像窗纱一样的东西，为了保护工地里面的东西不会被偷走。
院子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塔吊，塔吊的旁边是几卷几吨重的钢筋。堆放着许许多多的木材、楼里面有手推车、工具、机器、各种盖房子用的钢铁的物件。这么一大片地方只有我一个人来看，有一种阴森森的力量向我压来，我仿佛无处躲藏。这是一片像我看的工地一样大的八九个工地组成的一片大工地，每一个工地里也只有一个人来看，到了黑夜一片寂静无声，黑魆魆的，仿佛里面住满了无声的鬼魂，他们在暗处说着哑语。就像人间有好人也有坏人，鬼有坏鬼也有好鬼。就像人间好人多坏人少一样，鬼也是好鬼多坏鬼少，大部分鬼都是安分守己不伤人的。那些建成一半的高楼大厦像巨大的坟茔，像建了一半的金字塔。
我每每上班都心生恐惧，如果有盗贼匪人来偷抢吓也把人吓死了，我该如何是好。在黑夜最想见的是人，最怕见的也是人。我开始检查了，我在院子里面检查，我在院子外面检查，看看那些木板栅栏和绿纱布有没有损坏，我在楼里面检查，耳畔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自己的呼息，这种安静和乡村的安静不一样，仿佛随时会有一个恶鬼从黑夜中向我扑来。这恶鬼也许是偷东西的坏人，也许是工作中的小人，也许是没有道德底线的领导，也许是命运中的逆流。
下夜的工钱是少的每月800块钱，时间是长的每天12个小时，加上走路、每天13个半小时是别人的，剩下还的10个半小时，除去睡觉、做饭、买菜，一天就没有多小时间了，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五一、十一、元旦、春节都没人休息，生活的挤压与碾压，他人的瞧不起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我吞噬着我，就像这沉重的黑、漆黑的夜。
工地的名称叫前屯新天地，有许多板楼还有几座高层建筑。前屯，顾名思义是一个村庄，四周种满了玉米和高粱，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这里有许多村庄田野，柳村屯、前屯、后屯、老鸦庄，跟印象里的农村是一样的，低矮破旧的房子，牛马毛驴骡子拖拉机，周围长满了庄稼。穿的衣服是农村人的衣服，说话的口音是农村人的口音，和城市人相比呆头呆脑、委委琐琐。
塞口市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是市中心的火车站，人们管它叫北站，是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使这里的人们第一次见识了由蒸汽机推动的火车，这工业文明的产物。还有一个车站是1956年建成的，人们管它叫新站也叫南站，过去远离市区，坐公交要走上好几里路才能到达，中途经过一大片农田，远远望去一派田野风光，还有成群的半大孩子光着屁股在玩水。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那些农村都变成了城市，田野农舍变成了马路楼房，农村人变成了市民干着城市人的工作，行为举止和城里人无异。大骡子大马变成了汽车。城市户口已经不值钱了，城市人也不让人羡慕了，有些人甚至让人小瞧。北京的户口依然值钱。
工地上有一条狗，它是一条母狗，给我壮胆、为我报信，如果有贼人来偷东西、它就叫唤。我喂它，有时候从家里拿来剩饭剩菜来喂它，我和它建立了良好关系。它用两支前爪从前面拥抱我，从后面拥抱我，我们俩亲切互动，交流着美好情愫。和人相比狗是单纯的，狗永远算计不过人去，狗比人简单，你稍微对它好一点，它就巴心巴肝地对你好。狗不会背叛人，人却屡屡背叛狗，狗从来没有对不起人，是人常常对不起狗。不仅是狗，还有牛马、骡子、毛驴、猪羊鸡，“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我家过去就养鸡，年年养鸡，公鸡吃肉、母鸡下蛋，下蛋的母鸡还是要被宰杀了吃掉。那时候城市是可以养鸡的。
我爸爸对人比较厚道，对鸡不行。有时候脾气暴躁，甚至对做饭炉子不旺这点小事也显得暴躁无比，不停地捅炉子、捅炉子，他发起火来用脚踢那些可怜的鸡们，把鸡吓得抖抖嗦嗦。有一次一个母鸡把蛋下到了别人家的小房里，他把鸡拎回来摔到地上，又把人家宰杀了，他不懂得善待那些小家禽。他这样做实在不应该，不好，有损他的福报。过去，他欺负妈妈，妈妈忍气吞声地依着他，把他奉为老大。后来，妈妈死了，他娶了后妈，后妈虽然也是女人，可是好吃懒做、内心的牙齿锋利无比，心上是豺狼虎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们俩常常打架，互相折磨又不离婚，不愉快的家庭生活严重侵蚀了他的身体，他迅速地垮下来了，53岁就死了，他的下场不好。
再说说我与那条狗的关系，那条狗陪伴了我三年，本以为遇见了“好人”，能够永远和我在一起，并受到我的保护，可以相信我、依靠我，结果它错了，我离开了它。下一个人也许不会像我一样对它“好”，它的一生也许是悲惨的。联想到我在工厂库房当库工的时候，我的房子后面拴着一条狗，常常发出狼一般的嚎叫。有一个长相说话反应不那么伶俐的人喂养，这个人痴呆迟钝没文化、心怀中没有那种不忍怜悯的东西。本来工厂里给了他足够的狗粮钱，他不好好喂狗，时常不给饭吃，天天饿肚子的狗哀嚎不已。有一些人没有反思和愧疚的能力。我觉得狗可怜，从家里带来一些吃剩下的干馒头，狗吃得急切而香，一看就是饿坏了。这人够损的。如果和我“好”的那条狗遇见了那样的人，就倒霉了。
我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养过一条小狗，那是爸爸从单位用旅行包带回来的，我非常喜爱这条小狗，它给我悲苦的童年带来了一丝欢乐。可它陪我的时间并不长，开始关在家里，后妈嫌它脏，把它关在了家外面。我住校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小狗被人偷走了，把我伤心得痛哭流涕，我无法表达心中的寒凉，边哭边说些埋怨的话。旁边的后哥哥说，把狗关在外面是爸爸妈妈共同的决定。后妈就是后妈，她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还在我的难受中产生一丝小小的快感。有一次我家准备做红柿炒鸡蛋（鸡蛋是家里的鸡下的），这是我许久没有吃过的一道好菜，后妈不顾我的百般央求，硬往菜里加了葱头和青椒，后妈到底是后妈。
面对繁星我唏嘘感叹。
我16岁参加工作，已经40年了，我没有学历又不是单位的技术尖子，注定了我活得艰难。我上了高中一年级，况且那时的高中没有学到多少课本知识。自己本身没有多大心智，爸爸没文化，不懂得帮助我树立正确的学习思想。我想，我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有多傻呀，假期老师布置作业，作业本来不多，如果一天写一点非常轻松容易地写完了，自己就是不写，整天疯玩 。没有学历进不了党政机关，不是技术尖子，社会不需要你、不珍惜你，注定生活艰难。
40年了，我干过许多工作，当过兵，当过售货员，做过区商业局地方志主写，我在小厂大厂干过办公室工作和政工工作，下乡挂职当过村党支部副书记，在工厂干过库工、收发、保洁，干过保安，我是满腔热情地对待我的工作。在厂长办公室我把厂长像亲爹一样地对待，像祖宗地样顶在头上，除了写材料下车间搞调研，还给他买饭、热饭，照顾他的生活，我给他洗衣服，凡是我的心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全做到了，我把一颗心都捧给他了。
厂长矜龈是干部子弟，他当厂长不是靠自己一刀一枪干上去的，而是靠他爸爸的人脉上去的，他没有经过人生的打拼及千辛万苦的奋斗。他没有读书的习惯，连报纸也不看，他没有丰富的实践知识、也没有丰富的人文知识，不悲天悯人、不怜贫惜弱。他不喜欢老实人，也不喜欢爱读书的职工，他不懂得做人，工作和当官是做人的一部分。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做什么人走什么路，有些人一辈子都搞不清楚这些问题。他做人就是吃喝玩乐、请客送礼，他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假装挺实际，对思想建设、文化修养、哲学思考、历史研究、文学阅读这些“虚”的东西不屑一顾。表面上挺实际，实际上什么都不懂。肚子里面没有经典著作和锦绣文章，看问题就没有远见与胸怀。他的屁股不干净就想把工厂这潭水搅混。
主管后勤和政工的望卺芾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想问题办事情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他是小业主的后代，常常对革命领袖、革命战争说些不恭敬的言论。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才颠倒黑白，现实中的小人物也可以为了蝇头小利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煤球说成卫生球。你明明装了三大半挂车沙土，他可以说你啥都没干，躺在床上抽烟喝茶。你明明累得屁股沟子流汗，腰都快断了，他说你舒服得球痒痒。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不要低估了人性的一个方面。如果都讲道理要警察干什么？如果人人都凭良心办事，还要监狱干什么。“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我虽然皮肤受伤流了血，但我没伤筋骨，伤口很快痊愈了。我虽然吃了亏，但没有输光赔尽，有着咸鱼翻身的条件和可能。
后半夜了，来了一个人，仔细一看是我的大姐。大姐在我家是最聪明最漂亮的，她很小就给了我姑姑，那时还没有我。从小在姑姑身边长大，肯定受了不少苦，谁也不如自己的父母对自己好，接纳自己，宽容自己。我大姐是一个苦命的人，很小的时候虽然有父母，却让别人来收养，没有爸爸妈妈的疼爱与呵护，不能够撒娇和任性，别的小孩子可以做得事情，她统统不可以做，在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却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她甚至不如我，我虽然8岁没有了妈妈，14岁没有了爸爸，可我毕竟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很长时间过了一段“锦衣玉食”千娇百纵的好日子。
小时候我能吃上大米粥、煳红薯，能吃上饼干糖果和山楂糕，如果我生病了，妈妈就会给我下挂面，放好多葱花香菜，卧一个鸡蛋，淋上香油。给我买一个山里红罐头，里面的果实和浆液凉凉的、稠稠的、酸酸的、甜甜的。妈妈说我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耳朵还有养，没养不是好孩子，什么叫耳朵还有养，可能是耳朵大的意思。妈妈把我说得这么好，其实，我从小到老一直就是个丑八怪。妈妈给我唱儿歌，“小羊乖乖把门开开妈妈回来，把门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不开就不开。”这些好事情大姐都没有。
18岁的大姐出落得格外漂亮，她爱上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这个青年模样俊朗、个子很高，单纯的大姐和他结婚了，他就是我大姐夫。因为他是农村的街道干部三番五次地动员大姐把户口迁到农村去，是姑姑把户口本缝在裤子里才没去成。天无绝人之路，大姐夫复员分到了县公安局，当了一个普通民警，大姐在镇办企业上班，一段时间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我14岁，爸爸去世，大姐和大姐夫前来吊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姐，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她抱过我，可是我不记得了。走时大姐在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身学生蓝的衣服，那时候他们并不富裕。
大姐夫从小警察干起在大姐的运作下，到派出所所长，到县公安局副局长，大姐也调到了镇政府工作。大姐退休开了饭馆生意红火，两个外甥也都大学毕业，买了房子，过上了好日子。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区属小厂办公室工作，这是我经过了多年努力并在区委宣传部工作的三姐的帮助下得到的一个“干部”岗位。我这个人一直妄想当干部，可惜我心智不行、智商低级，残酷的竞争、严酷的现实一次次打翻了我的妄想。一次次让我从“高处”跌落，头破血流。我这一辈子除了坐牢和要饭什么低端的事情都干过，我打扫过厕所、做过保安、下过夜，亏我还是一个爱好读书和学习的“有志青年”及“有志老年”。
我有三个姐姐，二姐迟钝老实没文化，在单位是受气包，可她运气不赖，也许是多少年吃苦受累修成正果，老天爷对她格外关照，二姐夫曾是解放军的股长，是个聪明能干的男人。在90年代，许多工厂都亏损，她却有不错的单位，省邮电局仓库，当时许多人都羡慕。我三姐在桥西区委工作。姊弟4人，属我最差。我学习不好、工作也不好，情商不高、智商不高，没有上过大学，成不了工程师，算计不过别人常被别人算计，风风光光的时候少，灰头土脸的时候多。我干不了重活、做不了工头，我打架也不行，拳头不硬人、心肠不黑、成不了恶霸、也成不了学霸，当不了官、当不了有钱人。我和大姐比就像萤火虫比浩月差得远了。
1987年，大姐来看我，一甩手就给了我一千块钱。2000年我买房子大姐又给了我一万块钱，那时的一万块顶现在的20万块钱。大姐给了我许多的好衣服，我现在还在穿她给的衣服……2006大姐死了，才63岁，我和三姐、二姐都去奔丧。大姐在当地也是个人物呢，前来吊唁的汽车排成了长龙。当地的百姓说，这个老太太不简单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公安局长都来了。躺在灵床上的大姐，就像熟睡的妈妈，想到妈妈，想到大姐的命运我嚎啕大哭。我那苦命的大姐，我那短命的大姐。
爸爸死得时候其葬礼也十分的隆重，那是1974年爸爸死在105医院是65军医院，政委和院长都是他的战友，他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照顾，给他摆了家宴，有他爱吃的鱼。爸爸的老家在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农村里，过去那个县归唐山管辖，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看作唐山人。那地方旧社会水很多，河网纵横，水多的地方鱼就多，到了秋天河汊里、水沟里、水塘里、稻田里到处都是肥美的鱼儿。那时人少，生态环境好，吃鱼的少，鱼就多。解放前中国只有4亿人口，现在不打仗了，生活好了，人就多了，多出了十亿人口。人多生态就变差了，一个国家还是人少点好，像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人田稀少、生态良好、资源丰富，人活得就容易。
爸爸在105医院政委家中提到了我，说我的衣服里面有上百的虱子，如果这些虱子都是我的士兵，我最起码一个连长。我在东风学校住校，我的外号是虱子包，妈妈死了，爸爸就娶了后妈回来，带来了一个后哥哥、一个后妹妹，没妈的孩子像颗草，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我很快从半拉少爷变成了讨吃鬼。我蓬头垢面、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含胸勾背、目光闪躲。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吃不上喝不上熬苦得不行，一切好吃的都离我远去了。
记得小时候吃过一种点心叫芙蓉糕，那是由糯米制成的点心，我们管它叫江米，点心的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白糖，这种点心也离我远去了。学校的伙食不好，看见别的同学从家里带好吃的东西，我腆着脸跟人家要，管人家叫大爷、爸爸、祖先，什么好听叫什么。我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孩子，我是一个不要脸的人，为了讨要一口吃的，我主动放弃做人的尊严。我卑躬屈膝、我厚颜无耻，我没有出息。有人说我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肯定是叛徒，我要是个女人肯定会卖逼。我被人踢来打去，有人说，你妈死了该不该？如果不是爸爸娶了后妈，我会有不错的生活，爸爸是老干部，每月工资100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3千元，我会想吃什么有什么。
大姐“走”了，来了一个人，50多岁，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是不是另一个我从另一个时空走来。不是的，那是我的爸爸周美然，我爸爸是一介贫苦农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给地主扛长活维持生活。
共产党来了，实现了几千年来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我爸爸有了土地，在政治上抬起头来，不再让人小瞧和轻慢。他参加了解放军，参加了攻打新保安的战役，跟着队伍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他是什么官，用他自己的话有马骑。家里有一个喝水缸子，上面有和平鸽，还有“献给最可爱的人”的字样。爸爸有很多勋章，最荣耀的是一枚三级国际勋章，是全银的，沉甸甸的。他是少校军官，有一身将校尼军服和大衣，穿在身上特别威风，转业后在地区商业局做领导，在宁远钢管厂当过革委会副主任。和我相比，他的一生是荣耀的，娶了后妈以后，他就横眉冷眼了。他们好了没几天，几乎天天打架，他的身体迅速垮下来了。
后来，他和后妈不分昼夜地打架，后哥哥17岁了，身体强壮无比，爸爸色厉内荏、虚张声势、外强中干 。最后，他连一点体面都没有了，满院子乱转，眼泪鼻涕，哪有一点老干部的样子，他弄不了人家。他死的时候，地区商业局、重工业局、部队都送了花圈，部队的首长来了50多号，《塞口日报》登了讣告。我们周家一窝不如一窝，到了我这里啥都没有了。
一个女人从黑暗中走过来，40多岁，年轻漂亮。在我这个岁数，40多岁就算年轻的了。我看广场舞专看40多岁的女人，不愿看六七十岁的女人。有一次我看广场舞一个40多岁的女人见我看她走人了。德性，毛病，这种女人矫情，心眼不好，专欺负倒霉的男人。她们的眼睛又贼又毒，一个男人是走运还是倒霉她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装出一付贞节烈女的样子。眼前这个女人是我的妈妈曾庆兰，她永远都是40多岁的样子。我一生下来妈妈就是心脏病，半身不遂，一只手是热的，一只手是凉的。妈妈常去附属医院看病，喝一种苦苦的中药。
解放前爸爸参军去了远方，妈妈带着大姐二姐艰难度日落下了病根。那年妈妈病危住进了251医院三姐领着我去病房，那时的妈妈已经深度昏迷，二姐在那里陪床。8岁的我不懂事还在251医院摘了不少青杏。妈妈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不知是谁给了我了一包酥糖，我牙疼了一个晚上。妈妈走了48年了，如今我已变成了老男孩，而她依然年轻。妈妈死的时候我没在现场，火化、买骨灰盒都是爸爸和姐姐们操办的。骨灰存放在火葬场，我第一次看到骨灰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那年我17岁，爸爸已死，距妈妈的死9年。
“小白菜、叶儿黄”往事堪回首。命中注定，我一生都在寻找母亲，从8岁开始，医院的村上结满了青杏。从此，我踏上寻找的路，走烂了三百双鞋子，问遍了每一条街巷，火车站、电影院、菜铺子、糕点房、水果店，我想她没有走远，她就在我的心上咳嗽，穿针引线，她知道我的冬天很漫长。外面大雪纷飞、地上茫茫一片，屋内炉火熊熊。
妈妈走了，屋子里很安静。半生都在躲避下岗，躲来躲去还是没有躲过去，下岗了，到哪里找活，建筑工地、12个小时，800块钱。整个工地只有我一个人，真想遇见美貌的狐仙演绎新版的聊斋志异。这时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姑娘，是叶小倩吗？她给我带来了几样小菜，还有一杯新沏的茶水。她以茶代酒，祝我身体健康。她紧紧地依偎着我，抚摸着我的后背。我和她紧紧拥抱，我抚摸着她的长发，眼泪夺眶而出。我应该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我给她喂饭、穿衣、扎小辫子，把她送进学校，看着她一点点长大，看着我一点点地变老。都说女儿是爸爸的情人，可是我的女儿早产死亡了。我也有前世情人，可她却没有来到人间，她为什么没有来呢？是看扁了我的一生，还是洞察了我的命运，不愿意跟我受苦，过捉襟见肘的生活？
此时，我真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来得虚幻。我的女儿漂亮温柔，你从哪里来，你以后还会来吗？（作者 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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