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来自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亲眼看到过一些病人得了不治之症的痛苦状态！”——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刘贵芳。
一些住院患者遭受绝症折磨，渴望尽快了结痛苦。她呼吁安乐死应该在我国合法化，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行为。
此提议提出之后，直接上了热搜，引起广泛讨论，因为生死事大，尤其中国社会掺杂了太多人情世故，万般皆是命，有时候还真的“半点不由自己”做主，所以这样的提议真的能实现吗？
人的命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要立法才行？
三十多年前，中国就有了第一例“安乐死”——夏素文。
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蒲连升医生接收了一位女性患者，当时罹患肝硬化伴腹水，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不仅开销巨大，而且非常痛苦。
她儿子王明成还是坚持治疗，治疗两年多，依然效果甚小，兜兜转转到了蒲医生的医院。
但长期的治疗早已将他的母亲夏素文折磨得不成人样，躺在病床上的她瘦得只剩皮包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的状态。并且每天清醒的时候，夏素文却头痛欲裂，她只能不停地用头撞击硬物来缓解痛苦，浑身就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噬咬，痛入骨髓。
于是她向儿女提出早日离开的想法，看着母亲如此痛苦，儿子终于下定决心找到蒲医生，希望能由他亲自对母亲实行“安乐死”，算是让自己亲自“送”母亲最后一程。
但和现在一样，当时的“安乐死”也根本没有立法，蒲医生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不忍看到母亲的痛苦，王明成不惜跪在蒲医生面前求他帮忙，蒲医生心知肚明没有立法的事情就不“不允许做”的，但看着活生生的人每天承受着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人心都是肉长的，医生也实在是悲痛万分，心软答应后给夏素文开了100mg冬眠灵。可护士们又拒绝执行，理由还是“这不符合规定呀”，而且她们也非常清楚100mg冬眠灵意味着什么。
这时候，蒲医生已经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要求实习医生执行，威胁其不打就遣送回学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但当时真的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实习生不得已，执行了医嘱，但后来有人问蒲医生，如果实习生真的不敢打，你会不会自己亲自上阵去结束病人如此地狱般的折磨？
蒲医生：“我也不会给她打，我怕出了事情说不清了，就算老天爷可以理解，现实中的人可不一定这么认为”！
蒲医生的推断没错，三月后，夏素文的两个当初求着蒲医生给母亲按死了的女儿，却突然以医院将母亲医死为由，要求医院进行赔偿。
之后，警方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王明成抓捕，经过5年的审判，法院最终判定两人无罪。
从那以后，安乐死成为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至少在医院内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情，不论病人再痛苦，再毫无希望，也没办法用安乐死的这种方式结束一个其实只有痛苦、没有希望的患者生命，只能让所有人见证特殊患者的死亡过程，这对观察者也造成着心理煎熬，但是没办法，什么都不能做。
现代医学并不是神学，有的疾病是还没攻克的，甚至根本就毫无希望，用辅助器材拖着，让承受痛苦的病人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愿，在沉默中、混沌中、恐惧中，无声无息地承受着，白白受苦而已，还让医院陷入无效医疗的境地。
单纯的从医疗角度来看，尊严死是有存在意义的，但是去病房里面多待待，你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荷兰是最早通过积极安乐死的，那么开放的一个国家，各种强调个人意志的重要性，当时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也就勉强打了一个五五开，最后是46赞同对40反对才通过的。
而且还设定了很严格的启动标准，除了医院要判定没有治愈的可能性，医院判定患者本人正在承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而药品无法压制这种痛苦，还需要患者在清醒状态下同意，最后再反复确认。
核心在于要本人做决定，可是本人的意志经常是被其他因素左右的。
可是某些特殊的患者，已经痛苦到根本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这就陷入了一个“困局”，听不到患者自己的意愿，就算从各项医疗数据显示上表明，此人此时此刻正承受着非人般的折磨与痛苦，而且全部医生都已明白无药可救后，可患者依旧不能离开这个痛苦的世界，就卡在了那一条“自己没有做出决定”上。
而至于立法之外，还有一个赤裸裸真实的故事：
犹记得当年在ICU轮科时，病床上住着一个已经住了一年，完全没有意识，只是用药物维持着生命体征。老师说，患者是离休干部，子女都在国外，从来没来过，只是在每次患者病情加重时，会在电话里跟医生说，一定要把患者救回来，用最便宜的药维持生命体征即可，因为只要患者活着，每年就会有一大笔离休补贴。时间来到了那一年的12月底，患者病情急转直下，实在维持不住，患者的子女便说，一定要让患者活到1月1号0点以后，这样今年的钱才会发下来。——某院医生的回忆
对于中国人来说，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帮亲人选择死亡，更是有违道德伦理的行为。
身不由己，在安乐死这件事情上，这项提议还是显得任重道远，遥遥无期，愿好人一生平安，没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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