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荧屏当红炸子鸡，显然非畅销小说家马伯庸莫属。
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风起洛阳》，上线之后便争议不断，尤其是《风起洛阳》与豆瓣之间的口水战，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
马伯庸自诩小说最大特点是“考据”，今天，我们也不妨对马伯庸的“考据”来一番再“考据”。
《风起洛阳》的男主角高秉烛是所谓的“不良使”出身，而且，电视剧还为“不良人”虚构了一个地下世界——“不良井”。
那么，历史上真有“不良人”吗？他们真的被圈禁在“不良井”吗？
先从《风起洛阳》对“不良井”的介绍说起，电视剧明确指出，所谓“不良人”都是罪臣之后，是贱籍，而且，他们被集中圈禁在神都外围的“不良井”。
根据这一设定，那么，他所谓的“不良人”，应该是源自魏晋以来的籍没制，对此，唐朝《开元七年令》明确规定：
“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已下者，配司农；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长，命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年六十废 疾，虽赦令不该，并免为番户；七十则免为良人，任所居乐处而编附之。”
如果“不良人”和这类被籍没的“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是同一类人，那么，历史上的“不良人”显然并未被圈禁在“不良井”里，何况“不良井”还密迩神都，就在天子的眼皮底下。
根据电视剧设定和史料描述，那么，被籍没的“配岭南为城奴”的“十五以上者”，和剧中的“不良人”，应该更接近于同一类人，但他们显然不可能被安排在“神都”（即洛阳）周边。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人并非历史上的“不良人”，而唐朝历史上的“不良人”，其实另有其人。
毫无疑问，电视剧的背景设置在唐朝中期的武周时期，也就是武则天称制时期，这一时期的“不良人”绝非所谓的“贱籍”，而是一种类似后世“差役/衙役”之类的人群，他们再不济，也和《水浒传》中的“郓城小吏”宋江是同一个阶层，是主管地方治安的县尉的属员，类似后来的辅警，或更早之前的“治安联防队员”。
明朝人茅元仪在他所著的《暇老斋杂记》（卷六）写道，“今之缉事番役，唐称不良人，有不良帅主之，即汉之大谁何也。此纵非良人所为，何遂称不良人？将以其缉不良人耶？”
所谓“不良人”，就是“捉拿不良的人”，也就是逮捕犯人的小吏，是唐代的一种职官，具体地说，是县尉底下的基层吏卒，其名称的由来“以其职能、受事者来代指施事的官员。”
但，这绝不意味其“不良人”自身是所谓的“不良”，即“贱籍”。
可见，《风起洛阳》中有关高秉烛“曾为不良使/帅”的设定，是和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相比之下，《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和历史上“不良帅”的形象更为接近。
这恰恰也是《风起洛阳》人物设定的矛盾之处，根据剧中的设定，“不良人”高秉烛是要被圈禁的，由此，“联昉”的首领便不可能由此推知他熟知神都的坊市街巷，只有将其和历史上的“不良帅”的职能相参照，才是可能的。
但历史上的“不良帅”又是不可能被圈禁在“不良井”中的“贱籍”。
当然，小说和影视剧，并非历史，毕竟，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所以，以上“考据”仅供读者诸君一哂，为读者诸君在观剧时，提供另外的佐料而已。
至于剧中“大理寺”、“内卫府”、“联昉”的原型或出处，希望以后有机会，一一“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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