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期间的溥仪
众所周知，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最终被新中国人民政府特赦，而且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问题来了，为何特赦溥仪？溥仪回到北京后，又是什么待遇？要弄清这些问题，一切还是要从溥仪接受改造说起。
1950年8月1日，溥仪被苏联政府送上了回中国的火车，结束了在苏联5年的生活。溥仪内心一万个不愿意回国，为此不惜以金银珠宝贿赂苏方人员，可还是以失败告终。
溥仪之所以害怕回国，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曾担任伪满洲国皇帝，成为日本人奴役东北人民的工具。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次回国最终得到了特赦，人民政府、毛主席都给予他很高的待遇。
这次回国，溥仪一行共11人，包括岳父荣源、“御弟”溥杰、三妹夫润祺、“御医”黄子正、随从李国雄等，他们一下火车便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历史有时就是如此耐人寻味，抚顺跟满清王朝有着不解之缘。
公元1616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抚顺的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拉开了清王朝的历史序幕。300多年后，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却在抚顺完成了从皇帝到平民的历史性转变。
溥仪
当溥仪走进战犯管理所时，工作人员对这位“皇帝”印象深刻：头戴着黑礼帽，一身黑西服，手持文明杖，还提着一个黑皮箱，后面则跟着一帮随从。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时，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当时他准备乘坐飞机逃往日本。
溥仪没想到，自己在苏联5年过着如同疗养院般的生活，于是他把皇帝架子又端了起来，让随行人员每天都要对他三跪九叩。如今进入战犯管理所，溥仪刚开始依旧端着“皇帝”架子，可他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皇帝，更没有任何特权。
1950年8月5日，溥仪正式开始了长达10年的改造生涯。这天早上，管教黄国城把溥仪单独喊到办公室，先是给他介绍了规章制度，之后将一套崭新的囚服交到他手上。溥仪明显有些情绪，黄国城后来回忆时说：“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
这套囚服的编号是“981”，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成为了溥仪的名字。起初，溥仪住在58号监室，从房间窗户右侧开始，依次是岳父荣源、溥仪、“御弟”溥杰、溥仪三妹夫润祺、五妹夫万嘉熙的床位；对面则是溥仪的三个侄子、“御医”黄子正、随从李国雄的床位。
溥仪
在小小的房间里，溥仪依旧对所谓的“臣子”发号命令，而“臣子”每天依旧对“皇帝”三跪九叩，俨然成为了“狱中小朝廷。”事实上，溥仪刚到战犯管理所时没有一点生活自理能力，连系鞋带都不会。
举个例子，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每月安排战犯理发一次，一周洗一次热水澡。溥仪刚开始理发和洗澡时还把自己当“皇帝”，理发总要求第一个理，并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洗澡要求第一个进入澡堂浴池泡澡，一旦有别的战犯进来他立即出来，绝不与其他人同一个池子洗澡。
眼看这样下去无法达到改造的效果，工作人员对其改造的第一步就是将溥仪从58号监室调走，跟伪满将官战犯们住在一起。
离开了“臣子”的服侍，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之差显露无疑。赵毓英当时担任护士长，她回忆说：
“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里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溥仪在洗衣服
还有值日倒马桶也是溥仪难以接受的，他认为这是让祖上蒙羞，对“皇帝威严的损伤。”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溥仪接受改造思想转变后，也承认了这一点，也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是多么的可笑。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溥仪学会了打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身体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写道：
“我后来终于逐渐明白了。因为我是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线上的，所以总是不服气、生气、委屈的慌；又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我确实不如人，所以又泄气、恼恨、自卑和悲哀。总之，架子被打掉了，标尺还留着。我所以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后来发现了不能用我的标尺去衡量的人。”
1955年3月，贺龙视察抚顺期间专门来到战犯管理所，他看到溥仪后鼓励他说：“你好好接受改造，将来是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对于被特赦，溥仪根本就想过，他自己就说：“任何人都可能被特赦，唯独自己不可能。”
溥仪
可这个奇迹最终降临在他的身上，而且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1956年，溥仪接到了一项任务，到沈阳最高人民军事法庭当证人，控诉日军战犯。溥仪很珍惜这次机会，他认为这是为祖国服务，是平生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情。
接受改造期间，溥仪还得到了去东北各地参观的机会，这更加促使他要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溥仪年少时在宫内学过中医，后来他主动协助管理所的医生做一些护理抓药的工作。溥仪的进步被大家看在眼里，至于能不能特赦，谁都不知道。
1959年9月14日，毛主席代表党中央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战犯释放问题正式向人大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9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的建议，还配发《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消息一传开，在各地战犯管理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毛主席审阅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热闹非凡，战犯们来到管理所俱乐部大厅。马上将有人在这里公布被特赦人员的名单，主席台最上方挂着横幅—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随着特赦大会开始，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宣读特赦人员名单。
溥仪接过特赦书
主席台下所有人都翘首以盼，大家都渴望自己的名字在那份名单上，溥仪当时也坐在下面。“爱新觉罗·溥仪！请来接特赦书！”溥仪懵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第一个被特赦，结果直接愣在座位上。
刘春生又喊了一声，溥仪这才慢慢起身，缓缓走向主席台，弯着腰伸出手接过特赦书，然后朝着主席台深深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来后，众人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这份特赦书是这样写的：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溥仪回到北京后，周总理找他谈话，经过充分沟通，安排溥仪暂时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工作，起初负责卖门票，后来改成当园丁，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有60元。不过，溥仪只在植物园工作一年多点时间，于1961年3月6日离开。
工作中的溥仪
不久，溥仪被安排进入位于北京顺承郡王府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一名文史专员，他分在清末北洋组。溥仪当时除了负责审核从各省寄来的有关清代末年及北洋、伪满文史资料外，还撰写了《我的前半生》一书，详细介绍自己当年在紫禁城的生活。
相比植物园工作，溥仪更希望跟文字打交道，他不止一次对同事说：“我溥仪能有生命存在，是靠共产党宽大政策！亦是靠自己低头认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末代皇帝能善终者能有几人啊？”
也是这一年，毛主席找溥仪谈话。那天溥仪早早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他穿着蓝卡其布中山服，戴着一副眼镜，身体看起来比较清瘦，但精神状态很好。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张宝昌负责毛主席日常生活，当天他全程见证了毛主席跟溥仪这次见面，他先是给两人各泡了一杯茶。溥仪非常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犯过死罪的人。今天很有幸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要……”
话还没说完，溥仪已经泣不成声。毛主席则摆摆手说：“先不谈这个，我们欢迎你回到北京来，听说你在北京植物园劳动得不错，这很好嘛。现在做清史资料研究工作还行吗？不要急，慢慢来。”
毛主席和溥仪
溥仪表示对目前工作很满意，毛主席又关心地说：“现在你不要急，一切都慢慢来。第一，你要保重身体，50多岁也算是上了年纪的人。第二要继续学习。学什么？学工作，学生活。当然，你也一直在努力学习，而且进步不小。”
溥仪感动得失声痛哭，张宝昌直接拿来热毛巾给他擦擦，这才让溥仪逐渐情绪平稳下来。毛主席如此关心自己，溥仪开始自责起来，他说：
“主席，我真是一步走错，万步难回啊！我对上，无颜面朝祖宗，对下，无脸再见晚辈。为什么要我从小就做皇帝？要是不当这个皇帝就好了！”
毛主席则说了很多安慰溥仪的话：“皇帝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自己可以争当，但不能决定，就是当了皇帝，也需要他周围的一帮人来捧场，名为‘吹鼓手’。经他们一吹，皇帝就变得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了，而他自己也觉得皇帝就是真龙天子，唯我独尊、说一不二了。”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溥仪沉下心来努力工作，可没有想到很快接到毛主席邀请他参加私人宴会。1962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在颐年堂以私人身份宴请溥仪，还邀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四人作陪。
毛主席和章士钊
这又是一次巨大的荣誉，溥仪后来说道：“我们（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给（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毛主席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章士钊也到场参会。会议上，毛主席特别谈到了溥仪：“对于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
毛主席继续说：“听说溥仪现在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当时国家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也比较困难，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他们的工资降为每月仅404.8元。
客观来说，溥仪180元工资不算太低，可毛主席有自己的考虑。毛主席对一旁章士钊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表示同意，他还提到溥仪七叔载涛生活也比较困难，家里房子年久失修，四处通风，冷得不得了。毛主席插话说：“我知道他，曾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还是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溥仪和妻子李淑贤外出参观
春节座谈会结束后，毛主席则从个人稿费中支出两笔2000元，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明确表示不能收这2000元，因为自己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刚出版，很快就有一笔稿酬，生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困难。
章士钊则一再劝说，表示这是毛主席一片心意，不收下无法回去交差。溥仪这才收下，感动之余，当场吟唱道：“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这件事过去不久，溥仪月薪涨到200元。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胸怀如大海般宽阔。如果说溥仪成为末代皇帝那一刻是悲剧人生的开始，那么1959年12月4日特赦那一天则是他的新生，是毛主席、人民政府给他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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