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近期分别举办了纪念郑振铎诞辰120周年特别展览。从1949年前在上海“孤岛”时期抢救古籍善本，到1949年后担任首任文物局局长保护古迹、成立“香港文物收购小组”促成国宝回归，这位兼具学者、收藏家和高级官员身份的文化名人，留下了一段传奇经历。
记者/张星云
年轻时的郑振铎
为学术而藏书郑振铎的孙子郑源告诉我，自1949年从上海来到北京生活，他们搬过几次家，都是因为书。
“刚来北京时，国家分给了一套小四合院，在西四牌楼南边的颁赏胡同13号。但在那里住得时间并不长，紧接着上海旧家的藏书就要运到北京了，而那座小四合院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书。”于是郑振铎带着妻子儿女搬到了黄化门17号一处新居，“这里的院子大一些”。他们在这里住了六七年，随着郑振铎不断继续买书，书房又不够用了，于是再次搬家。
1958年他们搬到了靠近新街口的宝禅寺胡同一处清代王府里，这回院子大了，假山、池塘、亭榭楼阁一应俱全，书房也终于足够容下郑振铎的藏书。“那年七八月份拿到钥匙，开始装修搬家，搬书最费时间，差不多到10月份书基本上都搬进去了，就打算他出国访问回来以后住进新家，结果他却再也没有回来。”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阿联酋和阿富汗访问，客机在飞往莫斯科途中失事。
尽管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郑振铎生前经常在家人面前说，等他死后他的藏书都是国家的，于是家人将这句话作为遗言，把10万册藏书全都捐给了国家。这些藏书涵盖戏曲小说、诗歌弹词、古今版画、考古美术等各个领域，不少是罕见珍本，它们全部入藏北京图书馆，该馆特设“西谛专藏”集中保存它们，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重要的馆藏基础。
“11月份北京图书馆的人就把书全都拉走了，祖父生前配的秘书也全撤走了，家里没剩几个人，不再需要那么大个院子，于是一家人又搬回了黄化门旧居。”郑源说，他就是在黄化门的家里出生的。他还记得，四合院北侧是卧室和客厅，南侧一排都是书房，那时大部分藏书已经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只留下了1万多册民国时期和现代的书籍，更多的是书架，一排排，总共有20来个，空空地立在书房里。
“我记得小时候奶奶说，爸爸是爱书如痴的。那时每当发了工资或是领了稿费以后，家人总希望他能为家里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但是全家老小盼来盼去，等他回家时发现拉回来的都是一车一车的书，家人也是望书心哀，无可奈何。想来他当时教授的工资不低，但他从来没买过房，所有的财产就是书。”郑源说。
《适园藏书志》记载清末民初藏书家张均衡所藏善本，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购得其藏书千余部
郑振铎的藏书热情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时他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又从沈雁冰手里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当时他的治学领域主要集中在以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上。1956年郑振铎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到过20年代的情况：“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由此他开始藏书，“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
与以往那些偏爱宋元旧本、珍本秘籍的老派藏书家相比，郑振铎收藏旧籍除个人的兴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出于学术上的目的。“受学术驱动而搜书，以搜书而促进学术，郑振铎实际上兼具学者和收藏家双重身份。”专门研究郑振铎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陈福康这样告诉我。当时在学术文化新风尚的影响下，涌现了一批与郑振铎相同的新型藏书家，如马廉、阿英、赵景深、傅惜华等。正是在他们的搜求下，许多珍贵的通俗文学文献得以完整集中保存至今，为后来的通俗文学研究进行学术积累。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乘船到欧洲避难，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随后返回中国，于30年代初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5年再赴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些经历让他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也扩充了他的藏书领域。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用他自己的话说：“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抢救“孤岛”上的古籍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上海成为“孤岛”。郑振铎在虹口朋友家寄存的80多箱藏书被毁，上海各书店纷纷关门，这些都使他意识到，连生命都无法保证，何况图书，因此买书兴致大减，全力投身于各类救亡运动。
不久，郑振铎发觉上海沿街叫卖残书的小贩逐渐多了起来。原来，此时日军相继占领浙江、江苏等地，很多藏书楼被毁，大量私藏古籍善本流散市场，而当时周边最可靠的市场就属上海。在上海，外国人用拐杖量书，论杖买走，北京书商也闻讯而来，经常在旧书店搜罗好书珍本，回北京转手后成倍获利。郑振铎记述：“自前年中，目睹平贾辈在此钻营故家藏书，捆载而北，尝有一日而付邮至千包以上者。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我辈若不急起直追，收拾残余，则将来研究国史朝章者，必有远适海外留学之一日，此实我民族之奇耻大辱也！其重要似尤在丧一城、失一地以上。”
于是他又开始大量买书，并且比以前更专注。
由于个人财力有限，他常常为抢救一部或一批古书，将以前抢救下来的书拿去做抵押，借来钱后将要抢救的书买下，然后再设法将抵押出去的书赎回，再付利息。有时没钱赎回，一度顾此失彼。这让他明白，抢救古籍善本的资金不是他一人能够支持的。
经过考虑，他找到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徐森玉等人，结成“文献保存同志会”，联名给重庆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处写信，申请购书经费。最终教育部长陈立夫和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同意，将南京政府原本用于筹建“中央图书馆”新馆的部分资金用来购建古籍馆藏。就这样，郑振铎他们在日军占领下的“孤岛”上海，开始了秘密收购流散古籍的工作。从1940年开始，这场“近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持续了两年，冒险搜购沦陷区书肆私家旧籍10万余册，其中半属善本。
这一秘密行动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已在大后方的朋友，屡屡来信催劝郑振铎尽早西行，然而郑振铎却执意留居上海，由于行动“万分机密、万分谨慎”，他也无法向朋友表明心志。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才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求书日录》中道明缘由：“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那时郑振铎家里堆满了书，连楼梯旁都堆得满满的。但与以往自己私人收藏不同，用公款买书必须要砍价，于是他除了在暨南大学上课，其他时间全都用于与书商们周旋。“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账。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地款待他们。”他借鉴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书的方法：每当书商带着书找上门来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书，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这样他们才会源源不断地送来书，其中自会有惊奇发现。此法果然奏效，许多坏书、平常书里，往往夹杂着一两种好书、奇书。有时十天不见好书，有时一天里却见到十部乃至数十部好书。
就这样，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两年时间里以总计不到百万元的价格买下大量藏书，仅善本古籍就有3800多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相当于同时期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善本库总数。他的老朋友叶圣陶直到郑振铎去世23年后才大致了解了郑振铎留守上海的原委：“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后来这批书被运往重庆，再转而运到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准备运往驻美国使馆寄存。可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也把这批书带到了日本，由日本军政府管理。他们请了一位古籍鉴定家，专门给这批书编目录，目录还没编完，日本就投降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拿着目录向日本追查这批书，日方不承认，后来他一个一个图书馆挨着找，最后在上野帝国图书馆找到了这批书。日方依然不承认，可日方没想到这批书早在被日军抢走前就被郑振铎他们盖上了“玄览中区”章以为暗记，此名取自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中区”前辈们读作“中枢”，有隐示“中央”之意。这批书大部分由王世襄亲自从日本护送回国，归属“中央图书馆”，后来随国民党败退被运到了台湾，成为如今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馆藏基石。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时的郑振铎并不知道。
《中国版画史图录》是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版画二十多年的结晶
首任文物局长和“香港文件收购小姐”共和国成立后，20年代与郑振铎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创办《文学周刊》和《小说月报》的沈雁冰担任了文化部部长，郑振铎则被任命为文化部下辖的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以及各地名胜古迹和考古研究单位。
“从1949年前在上海‘孤岛’抢救古籍善本，到1949年后担任首任文物局局长保护文物和古迹，其实郑振铎守护文化的思想一脉相承。”专门研究郑振铎的学者陈福康对我说。
在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力主请来了当时年仅37岁的书画收藏家张珩担任文物处副处长，后者不仅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其刚刚去世的叔父张静江还是蒋介石聘任的“总统府资政”，但郑振铎力排众议。张珩后来成为共和国初期古书画鉴定大家，并在1961年牵头成立了第一届书画鉴定小组，为许多重要文物留存传世做出了颇多贡献。
郑振铎也以他作为学者的识见，尽可能坦诚地向国家领导人进言，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为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建立一套符合真正学术标准的原则。1950年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任命郑振铎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则说动考古大家夏鼐出任了副所长。1955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联合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邓拓、张苏打报告给政务院，要求发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六位都是国家重要干部和著名学者，也都是郑振铎的好友，他们的报告得到了政务院的同意，但郑振铎和考古学家夏鼐却不赞成。作为明十三陵之首，长陵是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墓，在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郑振铎担心，一旦开掘，墓内长期处于严密封闭状态下的文物因突然改变原先环境，将极易损坏。据说他除了与六人争论外，还曾慎重地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因长陵范围太大，难以发掘，终于同意暂缓发掘长陵，另行试掘定陵。1956年夏鼐等人主持定陵发掘，虽取得成功，但也损失惨重，很多随葬织物、木俑开掘后立即风化、变色。郑振铎与夏鼐上书周恩来，周恩来随后通令全国，停止再掘帝陵，定陵也就成为1949年后唯一主动发掘的帝陵了。
上世纪50年代，诸多故宫佚散书画流散于香港，郑振铎组织成立“香港文物收购小组”进行秘密收购。他请来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的儿子、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徐伯郊负责接洽议价，又请香港中国银行的中共党员沈名镛负责付款，在香港以49万港元的价格买下乾隆“三希堂”中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又以80万港元买下陈澄中所藏百余种宋元善本，其中包括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
1949年8月，郑振铎参加新中国首届政协的筹备工作，与文艺界其他代表合影
后来郑振铎又通过徐伯郊游说在香港的张大千，让后者通过私交向卢芹斋做工作，回购倒卖到海外的书画收藏。而张大千也于1953年将自己最心爱的个人收藏，五代《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北宋刘道士《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连同一些敦煌卷子等折价2万美元，“半送半卖”让给国家。《韩熙载夜宴图》回来后，郑振铎非常高兴，专门在故宫为它举办“特展”，一时轰动京城。“香港文物收购小组”用了4年时间，收购大量清宫流失书画，除了“三希堂”中的两幅和陈澄中藏书，还购得唐韩滉《五牛图》、宋赵佶《祥龙石图》以及宋马远《踏歌图》等，这些文物组成了如今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馆藏。而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则长期为人不知，也没有档案文件披露，陈福康后来通过整理郑振铎写给徐伯郊的十几封书信才了解到一些情况。
担任文物局长后，原为收藏大家的郑振铎从此自己不再买文物字画。他这样一带头，就在文物局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变成了明文规定，直到现在，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守则中仍然规定文物工作人员不得收藏、买卖文物。郑振铎将之前自己收藏的655件陶俑明器派人从上海运到故宫博物院，捐给了国家，后经鉴定，其中三分之一为国家级文物，故宫博物院即以此为基础，专门成立了陶瓷馆。而他珍藏多年的汉砖，则捐给了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
文物全都捐了，唯一留在他身边的，便是那近10万册私人藏书，他说留下自己做研究用。
那几年除了做文物局长，第一届“人大”召开后，周恩来又任命他为文化部副部长，工作不免杂务琐事繁多，但公务之余，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书上，依然保持着学者的习惯。郑源告诉我，他父亲郑尔康曾回忆说，郑振铎手不释卷，精力旺盛，无时无刻不在写作、编书、翻译，一天能写5000到1万字。那几年他相继编辑出版了24辑八开图版618页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将有关仰韶小屯文化、安阳甲骨、商周铜器、西陲汉简、乐浪漆画、武梁刻石、北魏造像、正仓唐器、敦煌壁画、宋元书影名画、明代刊本瓷皿、清朝画像墨迹在内的历史图像从好几倍的文献资料中找出来，汇总到这部图谱中。然后又汇总编辑出版了9册《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
1957年春节刚过，也就是飞机失事前几个月，郑振铎在给挚友徐森玉的信中说：“假期只是读书，不曾写什么。感到读过的书实在太少，即名目很熟的书也没有好好地读过，但开卷则必有得，亦以此自喜。‘学然后知不足’，的确，人人非刻苦用功不可。全靠聪明办事，必至误事。天天劝人读书，听得进这‘忠言’的有几个人呢？”
（参考资料：《郑振铎传》，陈福康著；《石榴又红了》，郑尔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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