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君的吴王夫差，果敢而志向坚定。父亲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南）之战大败于越国后，夫差为此发奋图强三年，最终在夫椒（今浙江绍兴北）之战中战胜了越军，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此后，夫差又定下了称霸东周的目标，将征战的目光转向了北方。
在东周诸侯普遍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时代大背景下，夫差称霸东周的雄心足以愧煞他们。
夫差不但有大志，还有大略。
为称霸东周，夫差作出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壮举：先开凿邗沟（今江苏扬州西北至淮安之间入淮的运河），连通了淮河与长江水道；后来又将邗沟加长，向西连通了济水（古代河名，源出今河南济源西王屋山，今很大部分成为黄河水道），向东连通了沂水（源出今山东沂源县，向南流入苏北）。在将长江、淮河、济水、沂水互相连通后，吴国军队基本已可沿着水道，攻击到任何一个中原诸侯国！
可偏偏如此雄才大略的夫差，却在执政二十三年后，惨败于旧日手下败将越王勾践：不但吴国被灭，夫差自己也自尽而亡！
回首夫差的一生，为何他会遭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人们通常都认为，夫差为人固执而听不进劝谏，频繁发动战争，让国家疲敝衰弱，士卒都不堪忍受。夫差继位的头十一年，竟然对外发动了六场战争，平均两年不到就要对外作战一次，极大地消耗了吴国国力，最终被越国趁隙而入，偷袭成功。因此，夫差之败，在于太好战。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对比春秋历史上的其他几位霸主，夫差发动的战争数量并不算多，频次也不算特别高。为何其他霸主都没有因好战而亡，偏偏夫差是因好战而亡呢？
东周第一任霸主齐桓公，即位后头两年三次与鲁国作战，结果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和乘丘（今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两次战败；为挽回两败于鲁国的耻辱，齐桓公又率兵伐谭（今山东济南市东南），灭了谭国；两年后，又派兵灭了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公元前680年，因为宋人背盟，齐桓公率诸侯伐宋；公元前679年齐桓公正式称霸后，为彻底臣服诸侯，又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发动了四场战争；公元前668年后，齐桓公基本保持着每两、三年必有一战的频度，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甚至在齐桓公去世那年，还灭了英氏国（今安徽金寨东南）！
东周第二任霸主晋文公，回国后第二年就助周襄王平姬带之乱；同年秋又助秦攻打鄀国（今河南淅川西南）；三年后，因为与楚国争霸，晋国先后攻打曹国和卫国，紧接着又与楚军大战于城濮（今山东范县南），一战而称霸东周；同年冬，晋文公又率诸侯讨伐不参加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之盟的许国；城濮之战后次年，晋国两次进攻郑国，以报复郑人当年的无礼！
东周第三任霸主楚庄王，在即位之初就遭遇了太师和太傅之乱；公元前611年楚国突然遭受大面积饥荒，西南边境上的庸国、戎人、百濮纷纷发起叛乱，楚庄王不得不亲率大军平叛；公元前608年后，楚庄王开始北上参与争霸，率兵入侵陈国、宋国；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又率兵伐陆浑戎；同年夏，又派兵伐郑；公元前605年，楚国爆发若敖氏之乱；同年冬，楚庄王再次率兵伐郑；此后，在人生余下的十四年当中，楚庄王仅有四年未发起对外战争！
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一生都是戎马中渡过；晋文公在位仅九年，虽然发起战争数量少，但其对外战争频度却不逊色于任何一位霸主；楚庄王则更加好战，在围攻宋国时甚至打到连楚军都差点弹尽粮绝的地步！
《管子·参患》：“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如果这句话是真理，那么以齐、晋、楚三国发起战争的频度而言，无论是哪位霸主，其下场都应该与夫差一样。
然而纵观历史，却唯独吴国在夫差称霸之后不久就迅速被越人灭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夫差好战亡国，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比他更好战，却因称霸而誉满天下？
关键在于，夫差称霸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三人称霸的基础有云泥之别。
齐桓公回国后重用管仲为相，大力改革，推行了“三国五鄙”、“士、农、工、商分类聚居”、“官山海”、“相地而衰症”、“轻过而移诸甲兵”等等多项制度性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举措，长远看对齐国未来发展好坏不均，但在短期内却让齐国综合国力得到飞速提升。公元前674年～公元前669年间，齐国有整整六年时间没有对外发起战争，显然是为了深化改革、积蓄力量而有意为之。正是管仲改革为齐国打下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齐国才能傲视群雄，齐桓公也能稳坐霸主之位长达三十七年！
在晋文公回国之前，前两任国君已在晋国进行了两次制度性变革。晋献公将公族势力血腥清除干净，并强势地建立了“无蓄公子”制度，杜绝了公族势力对国君执政的掣肘。同时，晋献公大量启用了异族、异姓人才，使得晋国人才辈出。晋惠公虽然言而无信、任人唯亲，但在韩原之败后，他却毅然启用吕诒甥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两大改革，让晋国国力大大增强。晋文公回国刚五年，就能一举而战胜强楚称霸，正是因为有了晋献公、晋惠公两次制度性改革打下的雄厚基础。
早在楚武王时期，楚国就改革分封制，创立了县制。其后历任楚王不断灭国为县，让楚国实力不断累积。所以，到了楚灵王时期，就可以相当自豪地对下臣炫耀：“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楚庄王称霸的背后，是数十个旧日诸侯国在支撑，所以他才能频繁地发起争霸之战！
齐、晋、楚三国都经历了制度性改革的沉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能够成功称霸，正是改革厚积而薄发的结果。
可是，吴国有经历过制度性变革吗？
吴国建国很早，但进入春秋后却鲜少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公元前601年，楚穆王将群舒国（散布于今舒城、庐江、巢县一带的偃姓小国）中的舒蓼国灭了后，与吴国、越国结盟而还。
这是进入春秋来，吴国第一次出现在《左传》记载中。
公元前584年，前楚人巫臣因为携带夏姬私逃晋国，为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所忌恨。两人便联手将巫臣之族给灭了，私分其家产。为报复楚国，巫臣愤而携带三十乘兵车来到吴国，向吴人传授中原先进的战车战法及射御之术。这是吴人第一次接触到中原先进军事技术，也因为如此，吴国军事实力陡然间得到了一次飞速。
此后，在晋国怂恿下吴国频繁入侵楚国，让楚人腹背受敌，很快就失去了楚庄王创下的霸业。
虽然吴国在军事上能与强大楚国形成对抗，但长期都是作为晋国牵制楚国的棋子，国际地位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公元前546年，晋、楚达成弭兵协议，东周两个“超级大国”从此停战。
此后吴国失去了晋国支持，不得不独自面对来自楚国的巨压。可无论是在楚灵王还是楚平王时期，在与楚国的多次对抗中吴国都占据上风。似乎一夜之间，吴国就成了东周强国！
可另一场战事，却证明吴国并非如人们所想象中强大。
公元前521年，宋国发生华、向之乱，大司马华费遂之子华登率吴军前往支援兄弟华䝙（yú）。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能频繁击败楚军的吴军，却在齐、宋联军攻击之下大败，连主将都成了俘虏！幸亏华登率领余部又击败了宋国军队，才替吴军挽回了些许颜面。
同样的吴军，在华登指挥下能打胜战；在吴国主将指挥下却打了败战，这说明吴军士卒的战斗力不是问题，失败的原因在于主将。如果直接启用华登作主将，吴军还会战败吗？
这次战事，足以证明吴国在人才选用制度上存在着短板。
其实，不光是人才制度，吴国在其它方面的制度性改革也鲜有耳闻。
吴王阖闾在位期间，吴国基本只进行了两场战争：其一，伐楚；其二，伐越。
公元前511年起，吴王阖闾筹划伐楚；公元前506年冬吴国对楚国发动全面战争，公元前504年对楚作战基本结束。其后八年时间，吴国都没有对外发动过战争。直到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才率兵伐越，以惩罚越人在伐楚之战的关键时刻进攻吴国。可吴军却在欈李之战中遭遇惨败，阖闾也因战中受重伤、不治身亡！
几乎就在同时，楚国也恢复了元气。公元前496年2月，楚国出兵，灭了顿国；公元前495年，楚国又灭了胡国；公元前494年，楚人围攻蔡国，逼着蔡人迁到了州来（今安徽凤台）。
伐楚之战，楚国遭受的损失，绝对要比吴国高上数倍。可两个国家却几乎同时得到恢复，而且楚国对外屡战屡胜、吴国却遭遇一场惨败，足见楚国综合国力确实要强过吴国。楚国在综合国力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制度性改革所带来。
吴国缺乏制度性改革的沉淀，所以阖闾只能依靠长时间休战以获得国力的恢复。为什么阖闾伐楚之后需要八年才敢讨伐越国，其原因就在于此。吴国的战争实力，基本符合管仲之说：“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夫差没有进行制度性变革，却要强行称霸、频繁发起对外战争，其后果只能是拖垮吴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夫差称霸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称霸的关键性不同就在于此：没有制度性变革作支撑。所以夫差才好战而亡，齐桓、晋文、楚庄却因好战而称霸！
更何况，即便是齐、晋、楚三国在长期争霸战争过后，也都会陷入低谷：齐桓公一去世，齐国霸业就迅速衰退，而且在春秋再也没有称霸过；晋文公、晋襄公去世后，晋国霸业就走向下坡路，邲之战后霸主地位彻底失去；楚庄王一去世，楚国霸业也难以为继了，鄢陵之战后霸业已失；……。
即便是享受了制度性变革的红利，齐、晋、楚三国也难以承受持续性的称霸之战，何况是没有经历任何变革的吴国呢？
但无论如何，在列强此起彼伏的东周，唯有制度性变革才是戈诸侯国走向强大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后续各国纷纷变法图强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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