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是老舍作品中最大的长篇巨构，全书80万言：分三部，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这部以古都北平广大市民的亡国之痛为题材而写成的被征服者的通史，在反映全民抗战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堪称别开生面的力作，也是老舍创作历程中一块高耸的里程碑，它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巨大成就。这部小说以真人真事为背景材料，将整整一条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的居民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以四世同堂的祈家的生活、命运为线索展开故事，以祈家为主，冠家为辅，而钱家则穿插其间，旁及几个大杂院中的家庭，小说通过人物去观照整个北平这一特殊地域文化上的国民性，进而去观照所有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国土上的民众。小说中的人物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如中学教员、诗人、洋车夫、棚匠、教授、布店长贵、剃头匠、巡警、寡妇等等，这些人物可以说代表了北平中下层人民的各个方面，具有较全面的概括性，作家精心挖掘的正是这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每日每时都能体验到的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折磨，一部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历史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痛苦的折磨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
《四世同堂》问世以后，各方面的评论很多，有的研究认为，《四世同堂》在人物塑造上有新的发展，突破了老舍过去作品中每部作品一般集中塑造一两个人物的构思框架；有的认为《四世同堂》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大，这种全景式、多线索的广阔场景，打破了老舍过去长篇小说一条主线的格局，说富有史诗般的气魄；还有的认为《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强烈感情倾向的作品，是作者感情的记录。应当说，这些分析在其各自的视点上都有一定的道理，既体现了《四世同堂》研究的多元倾向，也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成熟，是有存在价值的。但是在笔者看来，《四世同堂》一个鲜明的艺术创作特色，就是有比较浓厚的文化反思色彩。老舍笔下的祈家，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礼教堡垒的象征，祁老者引为自豪的“四世同堂”正是传统家庭伦理的理想结构，老舍抓住了维系这个堡垒的内在文化纽结，把它置于小羊圈胡同的具体环境和广阔深邃的民族抗战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加以表现，对体现了民族文化精髓的北平文化进行了沉痛的反思。
小说的文化批判是通过一些人物的性格发展来实现的。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本身就包含着先进和反动、积极和消极、精华和糟粕的成分，它们互相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使这种文化呈现出多结构、多层次的面貌。一般说来，一种文化里先进和反动的部分较易为人们所认识，因而蒙蔽性较少，因为社会已经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评判体系，因而批判的力度相对要弱一些，倒是那些处在中间状态的成分更具有批判性，这一部分文化及其载体的身上既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又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占上风，那怕只是原地不动，就是一种反动、阻碍。只有积极的因素占上风，才能让其趋向进步，与时代一起前进，这种较量导致的转变的批判性自然也随之大大加强。一个社会的进步大体说来是积极、先进的成分超过了消极反动的成分，这部小说中对北平文化的思考和批判就明显地体现了文化的这种特点。在小说里，老舍从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方面去发掘北平人的某些弱点，展示出这座文化古城中人们长期受封建传统精神束缚形成的封闭、保守、忍让等思想弱点。但作者也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北平文化中的另一面的内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有一些人高举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反侵略的大旗，以不同的反抗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小说中众多的人物从文化的角度大抵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祁瑞全、钱默吟为代表的拔剑奋起的先进型，一类是以祁瑞宣、祁老人等为代表的经过曲折的心历路程走上反抗道路的中间型，一类是以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等人为代表的反动型人物。其中最能体现批判意义的是祁瑞宣和祁老人这两个人物，在他们身上旧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祁瑞宣作为“四世同堂”的祁家第三代，既有从老一代市民身上传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教育，又接受了前辈所不曾接受过的西洋文化新式教育的洗礼的小知识分子，他性格温和、恪守家教、善良正直、稳重忠厚，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处于长子、长孙的位置。在他看来，奉养老人、维持家族的完整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当国家、民族处在危亡关头时，既想尽孝，又想尽忠，只得在不能两全的境地中优柔寡断，苦闷不已，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家庭观念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作为长子长孙，他应该支持家庭，但作为民众，他应该奋起反抗。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举棋不定、痛苦万分。他支持三弟瑞全出走去寻找抗日的队伍，对被无辜杀害的小崔深表同情，对敢于反抗的钱默吟十分尊敬，对蓝东阳等人的卑鄙无耻则极端蔑视。传统的道德观念象一个巨大的绊脚石，阻止了他离家出走，也阻止了他横眉冷对恶的势力。尽管他不满二弟祁瑞丰的无耻行为，但又对其尽着手足之情，同时在心中又不断的谴责自己。在父亲祁天佑惨死的打击下，和自己无缘无故的被捕以及周围邻居的一系列不幸中，他终于认识到和平的方式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既不能保证自己摆脱屈辱的亡国奴的处境，他走出了自己的内疚，用笔向敌人抗击，他经过惶惑、偷生，终于从矛盾、苦闷中得到解脱，找到了自己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走上了反侵略的新生之路。他的成长过程是不断摆脱旧传统文化影响的过程，是老舍文化批判意义凸现的过程。在他身上寄托着老舍对苦难民族在战争的血与火中自救新生的希望。
祁老人的身上存在着老一辈人的传统思想弱点，满脑子封建思想。长期封闭保守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他狭隘的世界观，见识短浅，墨守成规，易于满足。在惊世巨变时，只要危险暂时还未降临或已经过去，他就表现出妄自尊大的可笑一面，但当危险真的来到时，他骨子里的胆小怕事、求和退让的一面就马上显露出来；同时狭隘的家庭观念又导致他对国家、民族的危亡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只知道维持四世同堂的家庭，全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国家危亡。当外敌入侵时，他的对策就是用破缸装满石头顶住门，然后贮藏好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对芦沟桥事变，他的可笑的看法是日本人看上了芦沟桥的狮子。祁老人的表现正应了小说中的一句话：“中国确有深远的文化，可惜它有点发霉发烂了。”这些可以看出，祁老人是一个背负着传统文化重压、陷入麻木状态的形象。但是一连串血腥的事实，尤其是谦和稳重的儿子祁天佑的死亡和可爱的重孙女妞妞的夭折，终于使他觉醒过来，认识到一味忍让并不能保全四世同堂家庭的完整，于是这个一向只顾四世同堂家庭荣耀的瘦弱老人，也挺起了胸膛，敢于去质问日本人。祁老人的从麻木到觉醒到反抗的道路，是文化中积极和消极因素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较量的结果，表明了国民性在抗战中得到了改造和升华，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小说中还通过马寡妇、李四妈等人的言行揭示了北平文化中落后因素对人们心灵的麻痹和腐蚀。小崔的太太嫁给程长顺后，生了小孩，李四妈高兴地说：“好，你们杀人了吧，我们会生娃娃。”马寡妇奉行忍字，她的哲学是：“日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麻木啊。但作者同时也揭示她们不愿屈从的一面，虽然她们的以任和生娃娃的反抗是那样的可笑。
祁瑞全则是一个有血性的大学生。他不满这种麻木、死气沉沉的生活，逃出了北平参加抗日活动，后又回到北平鼓动更多的人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来。他是个摆脱了一切传统和世俗的羁绊走新路的觉醒青年。诗人钱默吟本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知道吟诗弄草。这个生活在自己理想的世界里、浑身散发着传统文化酒香的谦谦君子，当外敌入侵时，却奋起反抗，以有一个抗日的儿子为荣，尤其在被汉奸出卖抓进监狱经受残酷折磨后，更坚定了反抗的信念。他不顾年高体弱，到处鼓吹反抗，用鲜血写出了一首首大写的诗，影响并带动了一批人走出了彷徨的沼泽。刘棚匠在开始时虽然有过犹疑，但很快就摆脱了，离开北平踏上了反抗的道路。孙七也在血的事实面前由软弱趋向坚强，临死前还通打了汉奸冠晓荷一顿。他们和诗人钱默吟一样表现了中国人的堂堂正气，把中国文化中“士可杀不可辱”，维护尊言等民族精神充分地表现出来。
冠晓荷、蓝东阳、祁瑞丰等人是作为反动的人物形象出现的。他们是北平文化中懒、贪、无聊，没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产物。他们到处活动作官，寡廉鲜耻，以为汉奸为荣，却又胆小怕事。他们用别人的思想来思想，他们的世界是吃喝玩乐的大杂烩，丧失了最后一点人性，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任何人。在他们看来，什么民族、国家、良心、正义、羞耻都是写在纸上的垃圾，都可以像灰尘一样的轻轻抹去，在心里不留丝毫痕迹。所以他们能够做出卖钱诗人、逼良为娼、认賊作父以及其他一切为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不耻的行为。中国文化中的一切肮脏、卑鄙、愚蠢的方面在他们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并被推到了极致。
我们看到，游荡于小说中的一种不屈的灵魂在不断地冲刷着人们心中的麻木和北平文化中的渣滓，唤醒着人们心里潜藏的民族独立意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修身养性、道家文化中的无为而治、不问世事开始渐渐消隐，而其中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内容在血写的事实面前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它们被放大成一个个大写的人，如祁瑞宣从旧文化的桎梏中走出来，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祁老人放弃了和平主义，敢于面对汉奸冠晓荷，说：“滚出去，不要惹出我不好听的话来。”当妞妞因饥饿而死时，他悲愤之下保着重孙女的尸体要去找日本人算帐；刘棚匠拒绝为日本人粉饰太平并离开北平去寻找抗日的队伍，冠晓荷的大女儿高第和姨太太尤瞳芳在钱诗人的影响下也勇敢地加入了这个队伍，尤桐芳还献出了生命。可以说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高举着抗争的大旗，和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们一起，为中华民族打碎身上的锁链赢得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是这些人的合力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血的洗染冲毁了北平文化中滋生出的罪恶，埋葬了这块土壤上的蠹虫。
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世同堂》是揭示了一种文化价值的内在含义，阐释了这种文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即文化既可以带来积极的因素，也可以带来消极的因素；消极的因素需要在时代的大熔炉中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并和积极的因素一起推动社会向前进步。如果北平的大地上充斥着冠晓荷、蓝东阳、大赤包等一类人，北平的前途将是一片暗淡，如果北平的土壤上生长着象祁瑞全、钱默吟一类人，则北平的天空就会是一片光明。北平的忍让、屈服、求稳的文化是无法维系四世同堂的家庭的，安详、和睦的生活是无法保证的。如果一味的顺从，千千万万个妞妞还会夭折，千千万万个小崔还会被杀头并被当作示众的对象。小说中一再提到北平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对北平的民众的影响，祁瑞宣、祁老人等受到旧有文化浸染的思想及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四大妈、马寡妇等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等等，无一不在说明着文化的结构所持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祁瑞宣从痛苦、内疚、自责、觉醒到最后走上反抗的道路的轨迹更是融入了作者的思考，当千千万万个祁瑞宣从旧文化中走出来时，就能和千千万万个民众一起加入到反抗的队伍中去，小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清算自己思想深处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理性审视的目光，对“民族的遗传病”作深入的剖析，并吸收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才能成为新人，才能走上新生之路。
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与其说《四世同堂》是一部思想的发展史，不如说它是一部文化批判史。批判了北平人在异族侵略者的统治下封闭自守、苟且敷衍、惶惑偷生的思想，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的民族精神素质和心理状态，同时包含着对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作者把它放在日本入侵中国这个大背景下以沦陷的北平城中民众对外敌的态度为批判的武器，反过来对这种武器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通过几类人的不同结局，建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价值体系，从而使自己的批判力度大大增强，从而使这部作品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音调与难得的深度，在貌似滞缓蹒跚的生活里折射出时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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