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古代中国人的主粮，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五谷有所不同，通常来说五谷或是“稻、黍（黄米）、稷、麦、菽（大豆）”，或是“麻、黍、稷、麦、菽”。
然而，按照西方考古结论，养活了无数中国人的五谷，多数原产地都不是在中国：水稻源于印度，小麦源于西亚，黍粒源于西亚。
水稻源于印度的结论，上世纪已被推翻，因为中国湖南发现1万多年前的水稻残留，比印度至少早了4000年，铁证如山。
但黍的起源问题，长期被认为源于西亚，因为西亚黍具有6000多年，比当时中国发现得要早，欧洲黍具有4500多年。
新世纪之初，具有8000年历史的兴隆洼遗址内，发现了一批黍之后，一些中国学者为了搞清楚黍的真正起源，于是就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检测，最终结论竟然有可能颠覆西方学者建立的历史体系！（下图，内蒙兴隆洼遗址碳化黍）
1911年，德国业余史学家、业余考古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见下图），用今天的话说此人是标准的“民科”，他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后来被他命名为“哈拉夫遗址”。
该遗址处于西亚铜石并用的时代，与之具有类似文化风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区，距今大约有7000年—6300年。在考古学上，将此类遗址统称为“哈拉夫文化遗址”。
哈拉夫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碳化黍粒，当时西方学者根据出土的地层判断，这些黍粒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
碳十四检测发明前，西方学者对文物的年代判断，主要依靠地层、文物风格等，总体来说缺乏科学手段，随意性较大。1949年碳十四发明之后，拥有了对黍米进行年代判断的科学手段，但直至本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关于西亚黍粒依然是具有6000多年的历史，欧洲黍粒（最早在匈牙利）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
2003年，在内蒙的兴隆洼遗址中，考古专家发现一批碳化黍粒。由于兴隆洼遗址距今8000年，因此这批黍粒应该也具有8000年的历史。
不过，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兴隆洼遗址的黍粒公布出来，就必然会推翻西方的结论，未必会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为了真正搞清楚黍粒的起源问题，于是学者赵志军、刘歆益等与中外顶级植物研究所合作，结果发现中国黍的距今绝对年代为7670—7610年前，而“西方学者对西亚黍、欧洲黍的年代判断全都出现了重大错误”！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我们用DNA（脱氧核糖核酸）的技术来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的黍和西亚地区的，我们发现经过精确的测年，原来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西亚的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因为原来估计的年代就差别很大，而且通过DNA的研究，西亚的黍是和我们的有7000年甚至万年的黍，在DNA的遗传上具有一致性。说明粟和黍都是由中国的原产向西传播。”
其中，欧洲黍粒最早为匈牙利，原先认为具有5000年的历史，但严格检测之后只有3500年的历史。
至此真相大白，中国五谷之一的黍粒，原产地果真是在中国，之前被认为源于西亚，纯属西方学者的错判！
然而，问题到此却并未结束，如果西亚黍粒只有4500年、欧洲西亚黍粒只有3500年的历史，那么由此就会带来一个重大疑问：出土这些黍粒的遗址的年代，还会是原先确认的年代吗？
比如，出土西亚黍米的哈拉夫文化遗址，就可能不是之前判断的距今7000年—6300年，而整体至少要下调1500年，即距今5000年—4500年。如此一来，与哈拉夫文化同时代交流的相关遗址的年代，哈拉夫文化的子孙系文化遗址的年代.......也都要相应地下调，那么西方学者数百年来构建的历史体系就可能被动摇、被颠覆，需要重新书写。
于是乎，西方学者给出了一个解释叫“晚期混入”，就是小黍粒在地层序列中反复向下移动，最终全都混入到了6000年前的地层，属于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意外混入。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不仅是西亚哈拉夫文化遗址出现“晚期混入”，而且欧洲匈牙利LBK（线纹陶文化）文化层里的黍粒，也属于“晚期混入”。
上文提到的刘歆益指出：“测年结果发现，以往欧洲在LBK时期地层中发现的粟黍，都是晚期混入的，最早遗存出现在匈牙利的遗址，距今年代只有3500年，这明显要比中国北方粟黍的年代要晚了很多。”
总之，西亚黍、欧洲黍与各自的遗址无关，都是意外混入的，所以黍是黍，遗址是遗址，两者没有对应关系。换言之，遗址年代判断没有错，只是因为黍意外混入，以至搞错了黍的年代。
最后，笔者疑惑的是，既然西方学者敢于宣称“黍的发源地在西亚”，那么在碳十四测年发明之后，有没有对出土的黍进行过年代测定？如果没有测年，未经科学论证，那么为何敢于宣布“黍的发源地在西亚”；如果有过测年，那么为何没有发现问题.......无疑，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深思的话题！
参考资料：《刘歆益谈“烹饪、季节与阶级：史前食物全球化的图景》、《探源上下五千年！文化上的中国，从“它”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