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便是城市发展的水平，唐朝作为中国封建历史上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时代，其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不仅如此，由此基础上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更是成为此前从未出现过的繁荣景象。
不过或许是受到重农抑商思想的严重束缚，唐朝时期推行的坊市制度，其实对商业市场极力控制的，这似乎和当时唐朝开放包容的大国姿态，略有些显得格格不入。
商业市场所遭遇政府对其时空经营的强力干预，也是无可奈何，因此这种行政手段干预下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并不快，甚至严重限制了工商业主体的经济自由性和自主性。
而到了宋朝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于商业经济发展管控力量的松弛，这使得宋朝时期的城市发展，显然要比唐朝更加迅速。
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宋朝城市的商业经营，已经完全没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严格束缚，这使得除了白天的商业经济市场之外，两宋还有灯火通明的夜市，除了城市的商业市场之外，还有乡村的墟。
《宋史》载："故罢广东税场八十一墟。乃诏内外诸军密为行军之计。后命诸路安抚司教阅禁军。又遣李壁贺金主生辰也，进程松资政殿大学士，是为四川制置使。"
时空限制的解除帮助两宋政府，能够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也使得工商业主体，在此时能够获得极大的经营自主权。
因此厢坊制的建立以及管控政策的改善，使得两宋时期的商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使其经济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超越唐朝，成为中国封建时期封建经济变革的关键阶段。
新兴的厢坊制更加注重合理布局和合理经营与唐朝时期坊市制度的死板经营来看，宋朝的城市经济发展，显然更加灵活和多元化，这使得两宋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常会给今天的我们一种非常繁荣的印象。
也正是如此，商业经济收益的直线上升，使得两宋时期对于货币的需求量急速上升，不得不采取更加便捷的纸币以解燃眉之急。
而与唐朝严谨布局的坊市制度相比，宋朝政府更加注重对这种死板体制的破除。比如在两宋时期的城市体系中，商业市场其实有时候不止一个，其布局经常是和居民区交错相间的，这样的布置一方面彰显了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市民阶层的快速兴起，对新型商业市场布局有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商业市场的设置，一定是要为了市场需求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而实现的。
《宋会要辑稿》载："本府城之内外人户、寺观者，从旧皆多食私盐，而公括责六厢坊巷人户及酒食制也，年运五纲。故本府再申：窃惟使司而欲增卖五纲者，非务虚名。"
除了固定的商业摊位之外，两宋时期有许多流动小商小贩，这又是和唐朝商业发展的显著区别之一。
这种流动性的商贩，实际上除了更具灵活性之外，其也是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因为小商小贩的存在，会使得商品流通的范围更广泛，流通的商品种类更丰富，有助于两宋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唐宋政府对商业市场的治理思想不同其实坊市制度的瓦解早在唐朝中后期就已经出现，由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逐渐萎缩，这使得起初严格的坊市制度有所松弛。
而这一现象在五代时期更加明显，由于时代主题的变换，使得原来比较紧绷的统治政策，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应趋势，并且最终为宋朝这种厢坊制的制度以及相对开放、多元和自由的城市形态奠定了基础。
厢坊制与坊市制度之间最大的不同，便是对于商品交换市场，已经没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摆脱了地域上的束缚之后，使得宋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更加灵活，特别是夜市的出现，有效促进了大型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这种城市经营体制的变化，实际上也凸显了两个时代统治者不同的治理思想。要说宋朝有没有重农抑商思想呢，有肯定是有，只不过这种思想受到了时代发展要求的影响，其对两宋政府统治者的影响要远小于唐朝。
唐朝的坊市制度更是类似于一种维护城市治安的体制，这是中央权力严重干预的表现，而宋朝的厢坊制则更类似于便民服务，将商业打造成利国利民的体系。由此可见，这是两种不同的城市治理和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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