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贵妃姐姐元春的福荫，宝玉和姐妹们搬入了大观园。不得不说，宝玉的命是真好，不但因衔玉而生得到了独宠，而且以元春之名修建的省亲别墅，最终受益者竟是宝玉，成了他放飞自我的青春乐园。
人一旦进入到自由且无所事事的状态，就会把日子过成百无聊赖，所谓闲则生事，总要找些事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正值青春期的宝玉，精力实在太旺盛而又无处释放，深懂其心的茗烟便找来一些杂书给他看。“把那些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些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
这些书正好满足了宝玉的需求，“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便如得了珍宝”，“拣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无人时自己密看。”
在网文盛行的当下，很难体会到宝玉当时的感受了。现在要看什么书看不到？只要会上网，都不需要自己去搜，总会有各种广告自动跳出来，也无须“密看”，只要稍微背着家长老师即可。
那么这都是些什么书需要藏起来“密看”？“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都是一些艳俗小说，正人君子当成洪水猛兽，绝对不能让孩子读，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
在这些书中，就有一本《会真记》，宝玉也实在是对它爱不释手，竟然把它带出来坐在石头上看。而且是桃花树下的石头，正是桃红阵阵春意盎然的时节，也是适合做梦的季节。
这样的环境，当然会吸引同样悠闲且无聊的黛玉。于是，“密看”的宝玉就被黛玉发现了，黛玉也“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
这就是杂书的魅力，非得一口气看完不可，否则寝食难安。
那么，《会真记》是本什么书？它有何魅力吸引饱读诗书的宝玉和黛玉？
《会真记》是唐代元稹写的一个传奇故事，之所以说它是传奇，是因为故事中的男女主角都是打破常规的人。简单来说，就是一对才子佳人自由恋爱发展到了同床共寝的地步，才子却对佳人始乱终弃，还要反咬一口，说佳人是勾引男人的尤物，勾引得自己差点丧失了意志，堕落不上进了。
按照宝玉和黛玉的个性，断不会对这样的故事痴迷，所以，他们读的，根本不是《会真记》，而是由它改编而来的元杂剧《西厢记》，作者是元代著名的戏曲作家王实甫。
被王实甫改编后的才子佳人故事，不但在思想性上有所提升，而且注重了文采，所以黛玉“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
当然，王实甫也不是根据《会真记》来改编的，在此之前，金代有一个姓董的解元，把《会真记》改编成了《西厢记诸宫调》，把原来的小说改成了说唱文本，更便于流传，同时把故事情节也改了，把原来的始乱终弃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于是变成了追求爱情和个性自由的范本。
因为这个故事深入人心，但说唱的方式难登大雅之堂，王实甫便在文采上进行了加工，使之成为了贵族子弟的最爱。
《西厢记》的全名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顾名思义，崔莺莺是王实甫要极力表现的对象。相国千金崔莺莺不仅有倾城之貌，而且才学过人，邂逅上京赶考的书生张君瑞，双方一见钟情，借助莺莺的侍女红娘用诗传情、用诗约会（这便是现代所称的红娘之来历）。莺莺更是明拒暗迎，写出了“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样饱含暗示的约会情诗，引得张君瑞跳墙来相会，终成其好事。最终因生米已成熟饭，张君瑞又应崔夫人的要求中了状元，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王实甫的笔下，莺莺和君瑞二人把诗才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莺莺，不但能写诗，还能把药材名融进诗里，当成治愈张生相思病的药方传递。张生呢，对待莺莺及红娘极尽曲意逢迎，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自己对莺莺的仰慕及宁死也要在一起的决心。
这正是能让宝黛痴迷的原因：张生和莺莺的个性，和宝黛太像了，一个以曲意逢迎为乐，一个以才情杰出为傲，而且都正值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宝黛本性中的欲望之火迅速被点燃了。
这也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通病，因为生活优裕又无压力，便有了思春之心，读书或看剧发现和自己类似的人，便迅速代入了，把自己想象成书中主角以憧憬，并不自觉的流露了出来。比如刚刚读完，宝玉就对着黛玉说出了“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样有违男女大妨的话，所以引得黛玉发怒：“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满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
其实宝玉也是随口一说，把书中的话带出来了，但黛玉的话就值得商榷了。这样的话，黛玉之后还说过，比如宝玉对着紫鹃说：“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黛玉当场就生气了。这句话本是西厢中张生对红娘所说的话，宝玉看到紫鹃，不自觉地代入了。
有人拿黛玉的生气来证明黛玉并没有沉迷于男女私情，只能说，这还是因为没有认真去读《西厢记》。莺莺和红娘都是嘴上一套行动上又是另一套，她们义正辞严地骂过张君瑞，也说过要去告诉老夫人，但结果却都在极力促成约会之举。这也正是王实甫着力改编的地方：体现出礼教下成长的贵族女子内心的矛盾之处，一个被道德束缚的人，不可能毫无顾忌地去做违反礼教之事，一定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但是，张君瑞和崔莺莺能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张君瑞的执着，一定要娶到莺莺，并不惜做出跳墙这样危险的事来；二是他高中状元，有能力娶莺莺。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张君瑞原本对求取功名的欲望不是很强烈，但为了娶莺莺，他愿意去拼搏了。
这便注定了黛玉自比莺莺的必然悲剧：宝玉对黛玉的感情，只走嘴不走心，经常拿戏词撩拨，却毫无行动，所以黛玉也借戏词骂他“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还有就是宝玉缺乏上进心，厌恶“仕途经济”，一个无立世之能的男人，他凭什么为自己争取婚姻呢？仅凭贾母的宠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是现代，如果要靠父母供养，那么就得一切都由父母说了算，不能既要福利又要自由，走到哪里都没有这样的好事。
所以，其实黛玉并不赞成宝玉厌恶仕途经济，她更希望宝玉能像张君瑞一样“蟾宫折桂”，她才有希望像莺莺一样，守得云开见月明。只是，她内心的自卑让她不敢和宝玉对着干，宝玉愿意与她亲近，就是因为她和别人不一样，“不说那些混帐话”。如果她也说了，不就失去宝玉了吗？
黛玉并没有莺莺那么勇敢，至少勇敢得不彻底。她还是寄希望于宝玉去争取，或者贾母来替她安排。或者说，她更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所以不敢像莺莺一样去冒险。
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搅得黛玉寝食难安，面对宝玉的各种不靠谱，也只能以泪洗面。连紫鹃都已经做到了红娘那样极力推波助澜，宝玉依然没有任何表示，黛玉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这便是作者曹先生一会《会真记》，一会《西厢记》的原因，他的内心也很混乱和矛盾，一方面想表现莺莺和黛玉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另一方面又想谴责宝玉和《会真记》里的张生一样缺乏担当，有始乱终弃之嫌：如果爱，就拿出行动来；如果不爱，就不要去撩，让黛玉死了这条心更好。
黛玉读的是西厢，得到的却是会真的结局！
“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宝玉的无担当，不但体现在心安理得地啃老上，更体现在男女关系的相处上：从来敢做不敢当——撩完金钏，在金钏受惩罚时，他一溜烟就跑了；宠完晴雯，在晴雯被撵出去时，“不敢多言一句，多行一步”；对黛玉多次盟誓，只图一时过嘴瘾，让黛玉白白流干了眼泪也没能等到一句踏实的话。
《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固然很美，就像现在的偶像剧一样，但当书来读当戏来看偶尔娱乐一下就好，不能把自己完全代入，否则就会如黛玉般，“移了性情”，毁了自己而不自知。
至少，也应该找一个有担当的人一起做梦，才不会让一腔真情付诸东流，“心事终虚化”。
遇到只务虚不务实的宝玉，怎么能不“终虚化”呢？
这便是作者曹先生用西厢来警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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