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这个陈词滥调真的经不起推敲。历史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并对过去保留着许多种解释。从19世纪开始到最近的各种冲突，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参考的信息。
这篇文章，将为大家着眼于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战争与冲突的某些部分，在失败者的眼中，都是什么样的。当然，有些内容是仍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对这场失败行动的个人看法，比如美国联邦军将领，试图为自己的失败辩解，而另一些内容则是从战败者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德国人对二战的看法，还是南方联盟士兵的回忆录，都揭示了导致其最终灭亡的体制性失败，而法国人对1940年灾难的看法，则为这场战争提供了更全面的描述。
埃里希·冯·曼施泰因谈到希特勒的领导能力：他缺乏承担巨大风险的意志
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经常被认为是“黄色作战”（Fall Gelb，攻打荷比卢三国和法国北部）的功臣。他在1940年大胆推进阿登山脉，在短短几周内就使法国退出了战争。而在东线，他又被派往入侵苏联的南部地区，并设法夺取了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些成功，为他带来了晋升和与阿道夫·希特勒的更近距离接触，并使其对二战中德国军队内部运作，有了重要的了解。
希特勒与他的将军们的关系十分紧张，而其原因往往源于他们在一战中截然不同的经历。希特勒对那些从未上过前线的普鲁士军官不屑一顾，而将军们则视他为一个跳梁小丑。虽然冯·曼施泰因承认，希特勒在把握战术机会方面有一定的眼光，但他认为，在监督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时，这位独裁者根本就力不从心：
总的来说，他所缺乏的只是基于经验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无法替代的。
冯·曼施坦因将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归因于希特勒拒绝将所有可用资源，集中在一个关键战略目标上。相反，他把德国的军事力量，浪费在了夺取克里特岛这样的杂事上。而且为了一个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岛屿，德国最好的空降师之一也被浪费掉了。
对于冯·曼斯坦来说，希特勒作为领导者的失败，主要有三个方面：他不愿冒必要的风险去赢得胜利，因为他缺乏军事能力；他担心任何挫折都会使他失去威信；他对权力的渴望意味着他不能放过任何东西。
海因茨·古德里安谈到敦刻尔克：希特勒的神经质，让我们为战争付出了代价
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是德国的一名指挥官，他在战术创新方面功不可没，而这也使得德国在早期的胜利，成为可能。古德里安自私自利，并且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回忆录，对他在开创性装甲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描绘了一幅相当具有误导性的图景。这位自封为“闪电战之父”的人指出，他认为希特勒在1940年5月初，放弃了一个结束战争的大好机会。
在这一年的5月24日，古德里安的师在法国北部迅速前进，并将撤退的盟军打到了敦刻尔克。不过在到了阿河后，他接到了来自最高指挥部的命令，他称这一命令“对战争的未来进程，产生了最灾难性的影响”。他的师被命令停止作战，同时让德国空军完成接下来的任务。虽然英军早些时候的一次反击没有成功，但却吓坏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由于担心过度扩张，装甲师很快就被命令固守防线，而不是继续压制。
古德里安回忆说：“我们完全说不出话来。”而且他的手下们，也不得不亲眼看着大大小小的英国船只，迅速把英国远征军送到安全的地方。两天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终于被撤销，但到那时，绝大多数敌人已经成功逃跑。古德里安写道，本来有一个机会可以结束战争，并迫使英国达成一项协议，但不幸的是，由于希特勒的过度紧张，这个机会被白白浪费了。
那么如果英国远征军在1940年5月被俘虏，又会发生什么呢？失去军队将使英国很难继续战斗下去，不过英国的海军力量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当时皇家空军至少也与德国空军相当。而且在1940年的夏天，横渡英吉利海峡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障碍，如果能够成功俘虏英国远征军，那么这个障碍将很容易得到解决。
马克·布洛赫：法国在二战中失败，是因为我们在一战后没有适应
这是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结论。他在《奇怪的失败》一书中，记述了法国在二战中惨败的经历。虽然这本书他写于1940年，但直到1946年才出版，也就是在战争结束和布洛赫死于盖世太保之手之后。
布洛赫论点的核心是，法国军队根本没有与时俱进，实际上是在试图重新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
所有军官都被上次战争的记忆支配着，尽管程度不尽相同。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承担了大部分的重任，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马奇诺防线也经常成为纸上谈兵的历史学家们的笑柄，而他们却对更广泛的战略背景，了解甚浅。这条战线的目的，是为动员争取时间，并确保在与德国开战时，大部分战斗实际上是在法国以外的低地国家进行的。而且法国也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收复失去的领土，并且竭力避免重蹈覆辙。
法国人希望重演一战的问题是，德国人并不那么乐意。正如布洛赫所言，法国“老家伙们的高级指挥部”因错误的历史理解而陷入困境。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年里，不断创新新的作战方法，而法国人却固步自封。即使在1940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如果法国人能够适应，情况也并非无法挽回。然而，思维的僵化，使得战术上的逆转，升级为战略上的崩溃。
事实证明，布洛赫在1940年战争仍在肆虐时写下的这句话，非常准确：
无论最后的胜利以何种形式出现，想要抹去1940年的污点，还需要很多年。
阿尔贝特·凯塞林谈不列颠之战：什么是不列颠之战？
阿尔贝特·凯塞林是二战期间的德国空军元帅，也是1940年夏天，负责入侵英国之前制服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之一。而“海狮行动”便是这次有计划但从未实施的入侵行动的代号。最终，德国空军从未成功获得足够的制空权，让德军可以安全跨越英吉利海峡。
英国战役是德国空军为带头入侵英国，而进行的为期三个月的战役。而英国人则在战前明智地投资了雷达站，并得到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大批飞行员的帮助。波兰是最大的飞行员派遣国，新西兰、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也提供了大量的飞行员。而且，如今英国政府也承认了574名，曾帮助过英国皇家空军的非英国飞行员。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其空军既没有完成任务的工具（主要缺乏重型轰炸机或远程战斗机），也没有连贯的计划。而且德国人在1941年之前，也没有增加飞机生产或招募和培训飞行员。
凯塞林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描述了对入侵英国的计划缺乏承诺。希特勒担心，强大得多的皇家海军会在自己的军队登陆前被歼灭。根据凯塞林的说法，如果有足够的意愿，入侵是完全可以进行的：
总而言之，这种尝试可能是困难的，甚至是非常困难的，但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每一项事业都有风险，除了不断计划之外，还需要坚持不懈地执行和一定的乐观精神。丘吉尔在自己的国防方面，最充分地满足了这些条件。但我觉得，我不能对德国指挥官说同样的话。
凯塞林认为，德国空军并没有被皇家空军打败，而是在入侵英国的计划被搁置之后，转移到了其他优先事项上。而丘吉尔后来所说的“少数人”给德国空军造成的损失，则是在讲述另一个故事。飞机可以重建，但新飞行员需要时间训练，而后来的燃料短缺，也使训练新飞行员达到标准，变得更加困难。
约瑟夫·埃格雷斯顿·约翰斯顿：我们输是因为钱
约瑟夫·埃格雷斯顿·约翰斯顿（Joseph E. Johnston）是南方联盟军队的一名将军，并在战争中一直有着退缩的倾向。后来他和其他参与战争的将军一样，在战后几年写回忆录来修复自己的声誉，并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
在总结南方联盟战败的原因时，他否定了北方在人员和物质上的优势太大，而自己无法克服的普遍观点。同样，他对南方的观点表示怀疑，当时南方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的失败是由于对南方联盟对事业缺乏承诺和坚持。不过这些在约翰斯顿来看，主要的问题是南方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参战。
如果南方在封锁线收紧之前卖掉棉花，填满国库，那么南部联盟就会有更好的条件，为军队提供食物、装备和薪金。由于无法采购足够数量的现代武器，南方在战争开始时，便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这种劣势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由于市场上开始涌现一文不值的纸币，较穷的士兵得不到合适的报酬，很快就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士兵便成群结队地做了逃兵：
当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工资，几乎不能为他的家人买一顿饭的时候，那些有家庭的工人阶级士兵，被迫在服兵役、和对妻子与孩子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
约翰斯顿对杰斐逊·戴维斯也没说什么好话，而且在战略问题上与这位总统大相径庭。双方都指责对方在1863年，失去了弗吉尼亚州的维克斯堡。虽然约翰斯顿可能对他的总统没有很高的评价，但他记得联邦将军威廉·t·谢尔曼（William T. Sherman）确实表现出的宽宏大量，后来他在谢尔曼将军的葬礼上，也担任护柩人。
拿破仑：这是命运
拿破仑并没有很好地接受滑铁卢的最后失败。当时他的军队被阿瑟·韦尔斯利，也就是惠灵顿公爵领导的联军牵制住了。不过即使在惠灵顿的估计中，这两位历史上最有成就的领导人之间，史诗般的冲突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普鲁士军队在当天晚些时候及时抵达，扭转了局势，得以让联军宣告胜利。
战败后，拿破仑被流放到遥远的圣赫勒拿岛，并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他最后的失败。他首先责怪了他的一个部下伊曼纽尔·德·格鲁希，虽然他听从了拿破仑的命令，率领30000人的小分队追击普鲁士军队，但直到战败后才到达，这让拿破仑不禁悲叹：
如果不是格鲁希，我早就赢了。
拿破仑对他的其他将领，也几乎没有什么好话可说。他说他们已经不是他们自己了，年龄使他们变得温柔。而对于惠灵顿的指挥才能，他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并把大部分功劳，都归功于军队的勇气和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部队的到来。
在与陪同拿破仑前往圣赫勒拿岛的爱尔兰医生巴里·奥米拉（Barry O’meara）交谈时，他做出了一个荒诞的预测：历史学家会意识到，惠灵顿对滑铁卢战役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至于他自己的名声，拿破仑无疑会因为他的天才，而被人们记住：
如果我成功了，我应该会带着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的名声死去。不过虽然我失败了，但我仍将会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人。
在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之后，拿破仑最终为自己在滑铁卢的失败，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解释：命运。不过这句话是加斯帕德·古尔高德写下来的，他是拿破仑的下属，跟随拿破仑一起流亡，但确实出自拿破仑之口：
所有胜利的可能性都对法国人有利，每一件事似乎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而最伟大的天才，又能怎样对抗命运呢？于是，拿破仑被征服了。
杰斐逊·戴维斯：我们输了，但我们仍然是对的
美国内战结束的几年后，这个主张分离主义的败州的前总统写了大量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解释为什么南方各州有权脱离联邦。杰斐逊·戴维斯甚至（Jefferson Davis）写了一部两卷本的邦联历史巨著，不过即使是最热心的支持者也很难耐心读完。著名南北战争历史学家戴维·w·布莱特（David W. Blight）称，这本回忆录是“美国人为一场失败的政治运动，撰写的最长、最自以为是的法律简报”，所以这并不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戴维斯争论的核心是，尽管战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南方各州有脱离联邦的宪法权利。而且对于戴维斯和其他邦联的辩护者来说，斗争远没有结束，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并迟早有一天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战争结束时，谁是胜利者？也许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每天都以越来越自豪的心情，注视着我国人民为宪法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随着南方联盟的垮台，“失败的事业”的神话开始出现了。它试图通过改变战争的叙事，将其转变为一场正义但无望的斗争，以对抗一个势不可挡的强大敌人，从而消除人们对南部联盟的记忆。随后，像南方同盟女儿联合会这样的新邦联团体，一直持续运营到今天。
温斯顿·丘吉尔谈到加里波利：我们放弃得太早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大臣。这位政治家充满了一种特有的自信，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战略家，并推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扭转战争的趋势。1915年，西线的僵局几乎没有缓和的迹象，于是丘吉尔通过入侵加里波利半岛，推动了对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在1930年改名为伊斯坦布尔）的海上攻击。他认为，占领首都将使奥斯曼人退出战争，将协约国与俄国联系起来，并将德国人拖入崩溃的边缘。
事实证明，情况完全不同。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限制了英国舰队，地雷的使用也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军队在几周后登陆，不过由于没有足够的支援，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停滞，就像西线战争一样。伤亡人数不断增加，英国人从加里波利撤退时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这成为一场彻彻底底的灾难，而丘吉尔也被归咎于此。
很快，丘吉尔便从政府辞职，加入了军队，在西线担任军官直到1916年。虽然他最终成功地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职位，但加里波利的污点一直伴随着他的职业生涯。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开始努力通过为竞选辩护，来挽回自己严重受损的声誉。在1915年的演讲中，他坚称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值得付出努力的。很快，针对加里波利战役的政府调查机构，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Dardanelles Commission）免除了丘吉尔的个人责任。
后来，当他在1923年记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为加里波利战役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称其主要问题，是这个计划在每一个阶段，都被法国和英国的最高指挥部“扼杀和破坏”。对西线的关注使加里波利战役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还认为，一旦做出投入，盟军就应该坚持到底，让奥斯曼人处于崩溃的边缘：
如果在世界历史上有任何行动，那么一旦开始，就值得以最大的精力和投入，以源源不断的增援，并完全不顾生命风险地进行下去。
本杰明·巴特勒谈到费舍尔堡：我的撤退是正确的
本杰明·巴特勒是一名并不成功的联邦军队将领，在一次陆海军联合攻击北卡罗莱纳州沿海据点费舍尔堡失败后，被免职。当时，他计划在进攻前引爆一艘装满火药的船，在堡垒上打开一个缺口。不过这次远征从一开始，就因与海军司令大卫·迪克森·波特（David Dixon Porter）的关系紧张和内部政治，而受到影响。不过巴特勒还是利用了他的政治影响力指挥了这次进攻。在装满炸药的假船未能正常点火后，地面部队已经在附近登陆，但很快就在南军增援的消息传来后撤退。
三周后，在阿尔弗雷德·特里将军和波特的有效合作下，由巴特勒领导的攻打费舍堡的新行动取得了成功。战后，巴特勒的政治生涯取得了成功，随后在1892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为自己的战时记录辩护。他利用自己的法律背景，把费舍尔堡事件当作法庭案件，传唤“证人”来解释失败实际上并不是他的错：
关于这个问题（费舍尔堡）……我传唤一位证人，我认为他的证词最可靠。
主要证人是南军军官W.H.C.怀廷（W.H.C. Whiting），他是一位监督堡垒建设的工程师。他的证词证实了巴特勒不进攻的原因。从不利的天气到波特的行为，巴特勒当然不乏失败的借口。他在结束他的文学审判时说：
我决定撤回我的军队，而这是我一生中最好、最勇敢的决定。
埃里希·卢登多夫谈到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从背后捅了军队一刀
埃里希·卢登多夫是一名德国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声名鹊起。在与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一起策划了德国在坦嫩堡（Tannenberg）的伟大胜利后，两人实际上也被移交了德军在东部的指挥权。在1917年德国最终战胜俄国之后，卢登多夫监督策划了最后一次的孤胆冒险，以赢得西部战争的胜利：1918年春季进攻。
尽管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不过盟军还是抵抗住了德军的猛攻，并在7月发动了反攻。精疲力竭的德军在美、英、法联军的合力下，很快便被击溃了。到1918年秋天，卢登多夫已经身败名裂，并于9月被赶下台。随着德国抵抗力量的瓦解，德皇被迫退位，德国也开始呼吁和平。卢登多夫是拒绝接受德国崩溃现实的许多人之一。为了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他写了两卷本的战争历史，并把责任归咎于那些在幕后破坏军队的政客们：
一股浪潮席卷了德国，不是由于自然的力量，而是由于政府的弱点。
这就是那些右翼极端分子，在战后宣传的“背后捅刀子”神话的开端。据说军队被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国家的敌人组成的秘密阴谋集团给出卖了。这个神话也削弱了冲突后形成的魏玛政府的合法性，并成为20世纪2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崛起的推动力。虽然卢登多夫支持了希特勒在1923年失败的起义，不过也很快就与这位未来的独裁者和他的集团闹翻了。
在1937年去世前不久，卢登多夫出版了《全面战争》（Der Totale Krieg），这是一本令人不寒而栗的著作，呼吁全国人民全面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卢登多夫看来，国家的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完全用于满足军队的需要，而且这个国家必须处于随时准备战备状态。不过他没能活着看到这个灾难性想法的后果。
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评价市场花园行动：基本上是成功的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是二战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虽然他很关心部队的福祉，但他高傲的自我评价和粗鲁的个性，使他很难共事。
1944年9月，这位陆军元帅设计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尽早结束战争——大规模空降荷兰，率先攻入德国。空降兵将占领并守住一系列关键桥梁，为盟军提供一条直接进入德国的路线，然后第30兵团的坦克将从德军防线上冲过去，并有机会在1944年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这个名为“市场花园行动”的计划，对蒙哥马利来说极不寻常，因为他一向以谨慎和对细节的细致关注而闻名。市场花园虽然是一个大胆而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准备相对较少，也几乎没有给失败留下任何空间。恶劣的天气阻碍了进展，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目标阿纳姆（Arnhem），一个装甲师的意外出现也阻碍了进展。
最终，盟军发现德军仍有强大的抵抗能力，无法按期作战。即使被困在阿纳姆的英国伞兵英勇作战，但由于救援物资未能抵达，也被迫撤离。最终，二战并没有在1944年结束。
在市场花园失败后的几年里，关于该计划的规划和执行发生了大量的争议。后来，这个注定失败的计划，成为了1977年，改编自科尼利厄斯·瑞恩的小说的，众星云集的史诗电影《遥远的桥》的主题。
蒙哥马利在战后的描述中，描绘了一幅行动的画面，就连他自己也承认，在计划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上是成功的，值得一试：
在我看来，如果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适当的支持，并给予了必要的飞机、地面部队和资源，它将会成功，尽管我的失误，或不利的天气，或党卫军第二装甲兵团在阿纳姆地区的出现。但我仍然是该计划的坚定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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