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及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
——巴巴拉·塔奇曼
18世纪英国史学泰斗爱德华·吉本曾说：那些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的人民是幸福的。
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那些想要用“智慧”创造乌托邦的时代，其实都是人类斗争、死亡、遭受苦难的倒霉时代。“智慧”总是与愚蠢相伴，“伟大”总是与腐败同生。
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与科技的进步，以上这种问题不但没有消解，反而还得到加强了。历史在变，人性不变。人性中的善也许并没有减退，人性中的恶却从严密的制度和现代的技术中得到了放大，愚蠢与腐败泛滥成灾。
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
世界上存在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一种是“无知之愚”。所谓“无知者无畏”：一个人知道得太少，便会对世间万物缺少敬畏，结果自然就容易犯蠢。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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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最典型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少数人聪明过了头，变成了“自我催眠”的高手。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
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
塔奇曼将这种“政治精英的愚蠢”称之为“愚政”——她甚至专门以此为课题，展开了纵向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塔奇曼认为，愚政是一种永久普遍的现象——它与时代、地域、民族并无关联，无论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愚政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治，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塔奇曼总结道：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愚政”常常以四种方式交相出现：
1. 暴政或压迫，历史上有无数臭名昭著的例子。
2. 过度的野心，比如德国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大东亚共荣圈”。
3. 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 愚蠢或堕落。比如明朝的木匠皇帝、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
这四种“愚政”交替出现时，对大众的愚弄欺骗、煽动洗脑也总是伴随其中。因为，政客们的愚蠢决定，总是需要有人落地执行。
在洗脑宣传的动员下，最狂热、最积极的响应者，往往就是那些无知者们。他们在种种事情上，习惯于无思想的服从、无判断的跟随，即便被遣往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中充当“炮灰”，也仍旧觉得光荣。
语言的腐败，是文明堕落的开始
每个“伟大”的时代，必定会创造大量的语言腐败。这种语言腐败大部分是公权力的创造的，但也有很多是被洗脑的人民自发创造的。而语言的变质能对一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
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起于思想的愚蠢。 可见，语言与精神的好坏，存在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
过去，专制君主们想要控制民众的思想，只需要控制他们的语言。收紧了语言，人们失去了词汇和表达能力，思维便被紧紧禁锢，退化成不知何为"反抗"二字的愚民。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
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语言的堕落，就是思考能力堕落的先兆，而有毒语言的病变式传播，正在制造肤浅的一代人。
各种有毒语言在网络上疯狂传播，而专业的写作，却又像得了偏瘫。作家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
名词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母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
仔细看一看当今的文学著作，看一看当下的时文热点，能入眼的有几个？那么多文学作品，有几个是能够经得起推敲和深思？
那些走时髦路线的，喜欢贫嘴，走古典路线的，又总是掉书袋；或用大排比句的气势压人，或酥胸半露姿色撩人，能把文字写得耐看，让人细嚼慢咽的作家，就如白乌鸦一样稀少。
所以，未来最稀缺的，不是物质财富，也不是知识和信息，而是能抵御语言堕落以及民粹潮流的厚重思想——承载他们的，是那些经过时间砥砺拣选，依然能为理解今天我们遭遇的问题和困惑，提供可靠范式的“经典”。
抵御愚蠢的荼毒，远离语言的腐败
无知者之所以无知，一方面是因为懒于思考所致，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寻找真相，其难度不亚于在大海捞针：
真相被埋藏：在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有价值的真相就像金粒，被海量的“信息泥沙”掩藏其中。
真相被筛选：大数据时代，有些科学家会凭自己的喜好筛选实验数据，有些历史作家甚至会以“推理、想象”等方式捏造历史。
真相被篡改：少数制定游戏规则、掌握数据算法者，为了让真相替自己服务，系统地掩盖、歪曲、篡改真相，为自己膨胀的野心、灰暗的欲望背书。
在这样一个真相稀缺、洗脑越来常见的时代，建立起一道“常识的防线”，是一个现代人追求精神自治的基本前提。除了常识之外，抵御谎言、洗脑与愚蠢的最好方法，是和那些有能力寻找真相、有勇气表达真相、绝不捏造真相的智者同行。
塔奇曼便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历史作家，她坚持真相的勇气、毅力令人惊讶。
塔奇曼终其一生都在捍卫美德与文明。她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的时候，都在警示自己，不能做一个“价值先行者”。
为了探寻历史真相，她总是“以最快速度扑向原始文献”，包括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志、手写的报告、公文中的便条......
可以说，在信息泛滥、真相稀缺的时代，阅读塔奇曼，不仅能医治我们对历史、政治的无知，甚至能让我们变得更为深刻。
不过，一个说真话的历史学家其实也只能算是“合格”，因为这是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最起码的要求。要做到“优秀”，还必须远离语言腐败，掌握“驾驭文字魔力的技艺”，用最朴素的语言将深邃的道理铺陈在读者面前。
注：芭芭拉.塔奇曼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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