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地瓜，不是烤的瓜，是烤的地瓜。
二十年前，刚到济南读书时，班里同学聚一起，聊各自家乡美食，保准热闹。那些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从未见过的美食，让彼此在唾沫的分泌中迅速拉近了距离。莱芜的香肠、泰安的煎饼，潍坊的朝天锅和肉火烧，谈笑间，竟恍惚起来，让人从一群少年的脸上第一次看到了乡愁。
这一点，家本来就在济南的同学是难以感受的。一次，大家问一名济南同学，此处有何名吃时，他皱下眉头，想了想，又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烤地瓜吧。
后来我才知道，相当一部分济南人认为，烤地瓜是济南名吃。确实，在济南随处可见的烤地瓜炉子旁边，常摆上个写有“济南名吃”的牌子，但这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连字体也歪歪扭扭。事实上，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有人处，必有地瓜；有地瓜处，必有烤地瓜，根本不可能划到“济南名吃”里去。
只能说，生活在济南的济南人常有些略高的自信，当然，这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冬天，许多城市都飘着烤地瓜的香气，即便人们戴着口罩，烤地瓜的香气依然钻人鼻孔，袭人心肺，勾人魂魄。
这种香气来自于地瓜表层散发的焦糖香。煮和蒸都带不来，唯有烤，才能把地瓜里的淀粉酶通过温度梯度由内到外递增，最终产生了美拉德反应。所以，烤地瓜越靠皮的部分越甜，闻着甚至比吃着还要香。
《围城》中，钱钟书把烤地瓜比喻成偷情：“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
看来钱先生是不太爱吃烤地瓜的，但一定也吃过一些。
其实，烤地瓜有一种最常见的吃法，就是边走边吃。严寒时节，手里捧着一个热乎乎的地瓜，既能暖手，也能暖胃，就着点西北风，吃完后顺出股热气，从上至下排出体外，这一点，别的食物难有此效。
我小时候，在县城吃的烤地瓜分两种：一种称“焦黄的”，一种称“干面的”。顾名思义，“焦黄的”黄心，烤出来揭了皮，瓤黄的发红，吃起来格外甜。“干面的”个头大，烤熟了，掰开，里面是白色的瓤，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还有点噎得慌。所以，“焦黄的”卖得较多，以至于后来，“干面的”越来越少见，现在似乎已绝迹。偶尔回想起来，其实“干面的”吃完之后，有回甘，甜得细致，而“焦黄的”虽然甜香无比，却稍微腻了一点。
钱先生吃的，应是“焦黄的”烤地瓜。
其实，我吃得最多的一家烤地瓜，还真是在济南。我的大学校门口，有个烤地瓜的大姐，四十多岁，眼睛很大，眼窝凸起，脸微皴，黑里透红，身体有些臃肿，总是穿着一件厚厚的格子棉服，上面沾着黑色的炉灰。从我第一次到济南，她就在那里，手拿一根火沟，守在汽油桶改造的炉子旁边，一直到毕业，这期间，我不知道吃了多少次她烤的地瓜。
那时候烤地瓜可做零食，也可做主餐。不愿吃饭了，就买块大个头儿的充饥；没到饭点便饿了，就买块小个头儿的垫垫。不管大小，烤地瓜的大姐都十分热情，尤其是一对情侣过去，她会一边夸奖男的帅女的漂亮，一边往秤上啪啪扔上两个又帅又漂亮的地瓜，不用说，也会一大一小，特别般配。这时，情侣的笑容也像烤地瓜一样甜蜜。
烤地瓜的大姐善聊，且记忆惊人，不光知道我们在这里上学，什么系什么专业也大都能说出一二，吃她烤地瓜的学生毕业了一茬，又来了一茬，她竟然还能记得。我离开学校快有十年的时候，有次路过，问她认识我吗，她一边淡定地从炉子里勾出一个烤地瓜，一边说：“你啊？过去不就在这儿上学嘛！”
或许，在她眼里，我们与学校的关系，如同地瓜和炉子，先把地瓜洗净码好，放进去，围成一圈，出来，就成了烤地瓜。
人上学，要考。地瓜要变成烤地瓜，也要烤。烤好了，就变成好吃的烤地瓜，烤不好，会变成不好吃的烤地瓜。
小时候自己也在家烤过地瓜。用煤球炉子，把地瓜从掏炉灰的地方塞进去，烤好了，用掏炉灰的钩子钩出来。这看似简单，其实没那么容易，地瓜大小不一，烤的时间长短很难预测，尤其不能性急，没到时间就把地瓜扒出来，就等于前功尽弃。没烤熟的地瓜即使再放进去，也很难再烤好，最终吃起来还是半生不熟。大人们管这样的烤地瓜叫“气死了”，就是地瓜“被人给气死，所以再烤也不熟的意思”。但“气死了”的地瓜也不能扔，所以，我吃过很多“气死了”的地瓜，当然，那些地瓜都是被我活活“气死了”的。
我不知道那个烤地瓜的大姐是否也烤出过“气死了”的地瓜，如今她应该已经不在那里卖烤地瓜了，我的大学也和济南很多大学一样，从文化东路搬到了长清区的山谷里。但我觉得，那么多年，烤地瓜的大姐见证了无数人的青葱岁月，其中，一定有不少人还没来及成熟就已经荒废，同“气死了”的地瓜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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