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先秦直到清末，先后实行了两千余年。它要求臣民、子孙在说话作文时，不能直呼或书写帝王、“圣人”和尊亲的名字。如要采用或遇到这个字时，一定要想方设法避开，通常是用改字、缺笔、空格等方法避忌。
“讳”具有神圣的性质,决不容侵犯。如果随便使用，就是一种犯忌的“大不敬”行为。一且犯讳，定将身罹大祸。轻则坐牢,重则砍头、灭门。因此，在古代，避是臣民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
避讳利用汉字的特点，如改字、改音、缺笔等，来强化臣民子孙对君父的人格依附，是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宗法礼教在语言文字使用上的体现。
古代社会中的避讳，很有讲究，这在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林的《野客丛书》、王观国的《学林》等著作中都有记载。
到了清代，考据之风兴起，避讳越来越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如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此都作了深入研究。1928年初，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公元1880-1971年）先生，将此定名为“避讳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封建时代的避大致可分为“国讳”和“家讳”。“国讳”最为重要，它包括本朝先代帝王的名讳、庙号、谥号，以及当代帝王（甚至后妃）的名讳。这些均要求举国共避，故又称皇讳、公讳。如东汉光武帝名秀，故改“秀才”为“茂才”。又东晋简文帝郑太妃名阿春，于是改《春秋》为《阳秋》，改成语“皮里春秋”为“皮里阳秋”，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孔子被逐渐提到吓人的高度，加给这位教书先生的封号越来越玄，至唐代，已追谥孔子为“文宣王”，成为仅次于帝王的“圣人”。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把孔子的名字列入国。
宋徽宗大观年间，改瑕丘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东北）为瑕县，龚丘县（治所在今山东宁阳县）为龚县。清代则改“丘”字作“邱”。通过避讳，孔子被人为地神圣化了，他同帝王们一样，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家讳”较之“国讳”，其地位就低多了，仅限于子孙要避父、祖的名讳。讲究要少一些，而且也不像“国讳”那么严格，在日常生活中，略微回避即可。（现在还有给孩子取名字时，不能和长辈有相同的字，不过，年轻人不太讲究了）
“家讳”多采用同义假借、同音假借等方法来处理。这方面，在隋代以前比较宽松，真正把“家讳”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是在唐代。
《唐律·职制篇》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徒一年。”说明子孙担任的官职名不得与父祖的名讳相同，如果被发现，不但削去官职，而且还要遭监禁一年。
因此，祖或父名“安”，就不能在都城长安任职，祖或父名“军”，便不能身居将军之职。《唐律》中的规定虽指正讳（即字相同），但在实践中却扩大到嫌名（即音相同）。
如唐代诗人李贺，父名晋肃，为避家讳，他不能应考进士科，由此断绝了李贺的仕途。对于此种陋习，韩愈十分愤慨，他曾撰文责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避讳陋习的荒谬性和危害性。这种“家讳”固然不好；但是祖宗的成法不能变，还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如苏拭的祖父名“序”，故苏洵作文改“序”为“引”，苏轼写“序”称“叙”。其他，如《欧阳修文集》中无“观”字，王安石撰《字说》不收“盖”字，也都是为避家讳。
但是，古人为避“家讳”，有时过于迂腐，闹出了不少笑话。如南宋钱良臣，言其名，他的儿子每读经史见有“良臣”二字，便改读为“爹爹”。一日读《孟子》，遇见“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一句，遂改口曰：“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原为尊敬，不想反成辱骂。
此等趣，今日读来仍令人喷饭。
除了“国讳”、“家讳”外，有些朝代还有些特殊的避讳。这类忌讳，既无章法可依，又无情理可喻，完全取决于帝王本身的好恶，甚至是情绪心态的变化，因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如明太祖朱元璋发迹于草莽之中，幼年曾出家为僧，对此有特别的忌讳。据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朱元璋的这种做法，明处看是故意找茬，背后瞧却是避讳作祟，尽管是拍皇帝的马屁，可是他却认为是犯讳，一气之下杀了数人。于是“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此种避讳事例，真是恒河沙数，多不胜数。陈垣先生专门写过《史讳举例卜书，对此有着详细介绍。从历史上看，秦汉、三国避讳制度宽疏，晋代以后开始加强，宋代时期最为严格，元代因是蒙古族建立，就没有这种做法，明清又恢复了避讳陋习。作为一种不良的文化现象，避也算源远流长。可是，回头看看它的源头，竟是歧流浸漫，至今，学者们颇有争议。
一、避讳起源于原始巫术信仰与迷信。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世界缺乏足够的认识，自然界的风、雨、雷、电、以及人的生、老、病、死，原始人皆以为由神灵所掌握，因而，他们对神灵顶礼膜拜，希望得到神的护佑。
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名字和身体不是代号和实体的关系，而是同身体其他部位一样，是受之于父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名字虽不像身体的某一部分能看得见、摸得着，却是一种类似于灵魂的非物质性的人的标志，它同人的生命紧紧相连，名生则命活，名亡（外泄）则命丧。
基于这个原因，原始人认为敌人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就会用巫术陷害自己，而鬼神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就会被其摄取灵魂，不治身亡。相反，如果知道了敌人或鬼神的名字，就能制服或吓走他们。
晋代炼丹家葛洪
在其著作《抱朴子》中记载说：山中有一种精怪叫肢，人们遇见它后，只要大喊其名，就会逃之夭夭。可见，神怪也惧人们直呼其名。
原始巫术信仰，由于缺乏文字记载，难以认清它的真面目，而我国浙江省安吉县的一些山民的习俗却带着原始社会避讳的痕迹。在当地，呼唤他人时，禁忌高喊对方姓名，以防山林中妖魔冒充某人，勾走某人的魂魄。否则，对方回家后，会生难以医治的怪病，只有请巫婆神汉送“夜客人”才能逐渐治愈。
原始人为躲避无端的灾祸降临，采取种种措施，极力隐讳自己的真名，产生了对姓名的禁忌，并逐渐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于是，避讳就应运而生了。
二、避讳起源于西周。这是宋代学者洪迈的观点，他在《容斋随笔》中说：“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这种说法在古代典籍中也可找到根据，如《礼记·檀弓下》载：“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这是我国关于避讳的最早记载。
从中可以看出周代只避鬼神和死者的名字，而对生者的名字不用这个规矩。周人讳鬼神名，意在取悦于鬼神，得到神灵的庇护。同时，对那些生前主宰人们命运的人，也认为他们死后仍具有神灵一样的能耐，依然法力无边，不能等闲视之。因而形成了对死者名字的避讳。曹松林在《避讳起源浅探》
中指出：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则是避讳的滥筋时期。
三、避讳起源于春秋时期。根据是《左传·桓公六年》中的一段明确证载：“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南宋学者王观国在其著作《学林》中解释说：“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范献子聘于鲁，问具、敖二山，鲁人对曰：“先君献、武之所讳也。’而春秋时鲁大夫有么孙敖，与鲁武公同名，在武公之后，是与国君同名也。然则讳自周始而不酷讳可知也，晋僖侯名司徒，故废司徒而改为司城。凡此类，虽或讳之，鲜有避者。”上述四人中，除宋武公外，其他三人都生活在西周，而他们的避讳却发生在春秋，说明西周并无避讳。
四、避讳起源于秦汉。有人认为，避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真正有实例可考并渐渐形成风气，当在秦汉，而非春秋。
从《左传·秦晋之战》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按王孙满为东周襄王时人物，而西周穆王名“满”，倘若避讳起源于春秋，王孙满焉能与先王重名而不加避讳？可见，春秋时尚无避讳习惯。
到了秦汉时代，君臣父子的礼制不断强化，避讳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形成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如秦始皇父庄襄王名子楚，于是改“楚”为“荆”。秦始皇名赢政，故改“正月”为“端月”或“征月”。汉代更为典型，因避高祖讳，改“邦”为“国”，如《论语·微子》原文云：“何必去父母之邦”。而汉代石经碑文则改为“何必去父母之国”。又汉高祖吕后名雉，遂改称“雉”为“野鸡”。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言而喻，只有到了秦汉，才真正有了严格的避讳制度，并且被普遍采用，因而学者们认为避讳之俗应起源于秦汉。
避讳作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无论产生于何时，都给中国历史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统治者以一己之私，随意限制汉字的使用范围，任意更改文化典籍的内容。为古籍版本的校刊带来一定难度。
如隋初以攻破建康俘获陈后主而载入史书的韩虎，因避唐太祖李虎讳，成书于唐初的《隋书》改“”为“擒”，后人于“擒”字下注上原字“虎”,有些版本校刊时，又把“虎”字添人正文，成为韩擒虎。一名化为三名,真是滑稽可笑。
更有甚者，为避讳，有些人不得不更改姓名。一姓分为两姓，即使逝去的古人，也不能幸免。
如宋代名相文彦博为唐代敬晖之后，五代后晋时为避石敬塘讳，一姓拆为“荀”、“文”两姓。后汉时又复为敬姓，宋初为避翼祖赵敬讳，只得再改文姓。又如清代著名文学家王士真，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即已去世，后来雍正上台，为避胤真镇名讳，虽死后十多年，仍被勒令改名“士正”。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思想的统治下，不仅人名讲究避讳、地名同样不能犯忌。于是，历代帝王肆无忌惮乱改地理名称，造成古今地名差异。
如浙江嘉兴本名嘉禾，三国时为避吴太子孙和讳而改为今称。湖北孝感为避五代后唐庄宗祖李国昌讳，由孝昌改为今称。人为地制造地名的混乱，为后世带来不少麻烦。
应当庆幸的是，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避讳陋习终于在清末走向消亡。人民大众真正拥有了姓名使用权，一些地名和器物名也毋须再改来改去，避讳已经成为历史。
正确地使用避知识，对于推知史书材料来源、鉴定古籍版本真伪、考证史实的真相等，有着重要作用。陈垣先生曾经说过：“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应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创作挑战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