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的书名来历，《汉书》中记载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
按班固这个说法，论语的论即为论撰之意。又将孔夫子的死轻飘飘的记为“卒”，显然，汉武帝年间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夫子的地位仍然很是边缘化，至少在班固眼中看来，孔子是没有资格入“世家”行列的。
这个解释不久就开始被质疑，东汉刘熙认为论为伦理，意思是“有条理的叙述”。
这个说法太过牵强，莫非夫子有教无类的时候，那些贤弟子们都是一脸懵圈吗？夫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哪里会有三千弟子？
宋人邢呙认为论是个多义词，大概有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等意思。经纶世务则曰纶，圆转无穷故曰轮，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
北宋年间，孔夫子的地位已经变得极为尊崇，邢呙的解释包罗万象，明显太过尊经崇圣了。
宋人陈祥道则认为论为“言理”，面对众多弟子的质疑与诘难，夫子被迫无奈据理力争。辩论的结果自然是夫子胜出，孔夫子每天闲极无聊，就是和一帮学生抬杠逗闷子玩，想想这场景也是醉了。如果老先生穿越到千年后，一定也会象亚圣一样脸红脖子粗的为自己辩解一番：“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
这样看来，“论”，真的只是编纂的意思，并没有什么神圣特殊的含义。
其实，按“以经解经”的方法来操作的话，《论语》的“论”到底怎么理解，在《论语》中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述而不作”。还经常在几个得意弟子面前唠叨“吾道一以贯之”这样的话，几个贤弟子听得耳朵里生了茧子，于是在编撰《论语》一书中努力体现夫子思想时，真的将先师定位成了编辑一枚。
而宋代腐儒朱熹，也没有搞明白状况，对夫子的“述而不作”做了如下阐释，“述, 传旧而已。作, 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 而述则贤者可及……孔子删诗、书, 定礼、乐, 赞周易, 修春秋, 皆传先王之旧, 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
朱熹认为，在孔子之前，圣人已经将大道理全讲得明明白白了，夫子做的就是个解释与传承。甚至在他眼中看来，孔夫子非但不圣，居然还“不贤”了。
大概是照顾孔圣人后人家的颜面，台湾学者南怀瑾老师在其《论语别裁》中对夫子的“述而不作”解释还算中肯，
南怀瑾老师认为， 研究孔子思想, 首先要知道孔子自己很谦虚, 孔夫子说的述而不作，其实就是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然而他也认为，夫子做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只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并没有加以创作。
南老师认为，夫子是编辑，而且是个资深编辑。
司马迁《史记》云，“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春秋》，孔子只能是编著者，而不是作者。
孔夫子对传统文化做的一切努力真的只是“述”，而不是一种再创作吗？
个人以为，这是对孔夫子的一种误解。
与孔夫子大约同一时代，东西方先后出现了几位牛皮哄哄的人物——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
无一例外，他们做的都是传承与弘扬, 自己从不发挥。那些经典并非由他们自己创作,而是完全由门人弟子记载他们的一言一行 , 且体例都是问答式的对话体或者干脆就是记录日常的小段子。如佛家经典中的“如是我闻”，如记载耶稣神迹的《福音》……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他们就是远古文化的集大成者,没有人怀疑他们不是文化的原创者。
还有道家经典《道德经》，明明是函谷关令尹喜笔录记载下来的，没有人知道里面加了私货没有，为何没有一人站出来质疑是老子“述”，而非“作”，怎么轮到孔夫子，就要区别对待了呢？
孔夫子遭遇的这种不公，还得从历史上寻找原因。
孔夫子所处的时代，按夫子自己话来讲就是“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不说，各种从前藏于王室，由巫、祝、史、卜等专人保管、秘不示人的诗书也散落民间。孔子感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官失而师儒传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孔子决定开设私立学校，因材施教。
孔子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仁”与“礼”二字, 仁是关键，礼为形式。然而在孔夫子所处的时代太过悲催，按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孔夫子做的事情，严格讲来是“越主代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的话，孔夫子曾经亲自曰过，如果自己坚持反其道而行之，岂不是自打耳光？这让每天将“礼”挂在嘴边的夫子如何面对三千弟子？让先生情何以堪？
可以立言者都是天子，而非圣人。天子未必是圣人, 但有立言权, 圣人不是天子, 自然也就没有立言权。
“作”不得，退而求其次“述”，看来孔夫子还擅长打擦边球，绝不是什么不知变通，迂不可及的冬烘先生。
在什么山唱什么山歌，只可惜七十二贤弟子没有换位思考。
众所周知，《史记》作者是司马迁，然而司马迁也公开宣称，《史记》一书，他与夫子一样，属于“述”而不“作”。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
敢说“作”，司马迁就是在“作死”，在没了小头后，大头也将不保。
其实，孔夫子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圣人，他也曾公开表态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
是后人一厢情愿将孔子捧上圣坛，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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