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标题《JR，著名的匿名艺术家》，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从巴黎郊区到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从上海到纽约，法国摄影师JR为当地人拍照，并将放大后的巨幅黑白照片贴在建筑物外墙上。如今他已比肩班克西（Banksy），成为世界最有名的匿名艺术家之一。但他却并不喜欢“街头艺术家”这一称谓，对他来说，在关注公共空间和介入政治以外，他更关心的是与当地人的连接。
记者/张星云
将4000 幅普通百姓的肖像贴在埋葬着法国历史名人的巴黎先贤祠，是JR系列作品《从内向外计划》的一部分
墨镜之下
JR永远戴着墨镜，从没公布过自己的真实姓名，也从不愿多说自己的过去。如果问他墨镜是从哪里来的，他只会说是“朋友送的”，如果问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细节，他通常会笑笑，不置可否。
尽管故意营造的神秘感和距离感使这位年仅37岁的小伙子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匿名艺术家之一，但从他身上依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过去——除了墨镜以外，一顶永远小一号的圆帽、白球鞋、细腿裤、一件紧紧的棒球外套，以及有点北非裔样式的胡子。当他回忆创作经历时，会突然张口模仿几句非洲味十足的法语，这些痕迹都表明，他来自巴黎郊区。
实际上这一点他并不避讳，并且始终强调。一年多前，他与发小，法国电影导演拉吉·利（Ladj Ly）一起在巴黎郊区合开了一家免费面向公众的电影学校。就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前，JR还在与学校老师开视频会议，因为新冠疫情，他的学校已经停课几天了，此时他正在与老师们一起为学生布置作业，准备网课。
相传JR父母分别移民自突尼斯和东欧，在巴黎北郊的跳蚤市场有个摊位。JR小时候就在北郊的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长大，这里通常被法国人称为“93省”，原本是个工人社区，但随着“二战”后巴黎城市扩建和法国移民政策的相继出台，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廉租房遍布的93省逐渐成为“治安灰色地带”，连续多年被评为“法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也正是在这种“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变出了一种并不法式的独特街区气质。
JR小时候喜欢涂鸦，因此学会了爬墙，还经常骑着一辆没有牌照的小摩托车在街区中闲逛，不仅为了寻找最佳的涂鸦地点，也为了被警察发现后逃跑之用。尽管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名街头艺术家，但这段经历却深深地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创作——涂鸦艺术家般对墙的敏感、街头的道德准则、游击队式的工作方式，以及反权威的精神。
2001年，传说17岁的JR在巴黎地铁里捡到了一部相机，自此开启了持续20年直至今日的摄影生涯。一次，他跟着同样成长在93省的发小拉吉·利在街上闲逛，街头的小青年看到他胸前挂着的相机，围了上去说：“嘿，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拍照？”
他艺术生涯第一组正式作品《一代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Generation）由此诞生了。他开始为身边的巴黎郊区青年拍照，再将照片放大打印成巨大的纸质肖像海报，用糨糊贴在当地建筑的外立面上。“在一个遍布广告和标识的都市里获得存在感是很难的。如果说在墙上涂鸦是在证明我存在，那将别人的照片贴到墙上，就是在证明他们存在，给他们话语权。”JR后来说道。
法国摄影艺术家JR永远戴着墨镜
但JR的作品并没有停留在93省。很快，他就有了新主意。他让这些巴黎郊区青年摆出挑衅或愤怒的鬼脸，然后半夜将他们的肖像偷偷贴到巴黎市内的高档街区墙上。“我太了解巴黎人了，他们看到这些照片肯定吓坏了，郊区青年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简直就是巴黎人的噩梦。”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偷偷贴肖像，市政府再组织环卫工人清除，直到两年后，因为大受欢迎，巴黎市政府邀请JR将他的那些肖像作品贴到市政厅的墙面上。这给了他有别于其他街头艺术家的合法地位，自此JR宣布，“我拥有了全世界最大的美术馆来展出我的作品，那就是大街上的墙”。
2005年，因移民少年意外死亡事件，巴黎爆发了长达20天的骚乱，郊区青年们上街游行，焚烧路边汽车，与警察发生冲突。93省便是当年的骚乱震中，而JR贴的肖像则成了那次骚乱的背景，时刻提醒着社会不平等的存在。
如今JR的发小拉吉·利依然住在93省，除了一年多前与JR一起在当地开办免费电影学校之外，他的长片处女作电影《悲惨世界》获得了今年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电影，故事关注的依然是巴黎郊区沉重的社会问题。而对JR来说，当他走出巴黎郊区后，便将眼界扩大到了全球范围。
贴满世界各地
最近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刚刚举办了JR最大规模的个人回顾展“JR：编年史”（JR：Chronicles），在展览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他不同时期作品的隐含线索——墙。实际上当年吸引JR第一次走出法国的，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堵墙，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隔离墙。
“我在那里待了一周，发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长得很像，说着同样的语言，就像来自不同家庭的双胞胎，但他们自己却看不到彼此，所以我想让他们面对面。”系列作品《面对面》（Face 2 Face）中，JR给有着相同职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拍摄肖像，并请当地人以面对面的方式将他们的肖像贴在巴以隔离墙的两侧和巴以地区的8座城镇里。作品随后又被搬到法国展出，大获成功。“如果说在加沙地带的展览是让巴以两方相互理解，那在法国的展出则是让法国人消除偏见，了解巴以当地人相互间的真实状态。”
2008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最古老的贫民窟罗达普罗维登斯（Morro da Providência），三个孩子因没带学生证件而被军方押送到敌对贫民窟，并在那里被分尸。JR因为此事来到里约。“当时我正在贫民窟里漫无目的地闲逛，一位60岁的妇女拦下了我，问我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干什么，我说我是来自法国的艺术家，这句话就好像通行证一样。”之后的两天里她带他逛遍了整个贫民窟，找到了三个遇害孩子的家人和朋友。JR先是将其中一位遇害孩子奶奶的肖像贴在了贫民窟，后来人们在他的带领下将更多当地女性肖像贴满了整个区域。很多长方形的小房子没法贴得下肖像的整个面孔，JR就决定只贴女性的双眼。“非法交易、冲突交火时常在这里发生，但即便很多从没去过美术馆的当地人都理解我所做的，有些时候人们太小看艺术在一个地方起到的作用了。”
这便是他持续多年的系列作品《女性英雄》（Women Are Heroes）的开始。他认为，女性应是社会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在很多武装冲突或者政局不稳定地区，女性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受害者。于是他开始在全球各地旅行，印度、柬埔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他为女性拍照，并请当地男性来张贴这些女性肖像，通过这些女性双眼的“注视”，唤起人们对女性的关注。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肯尼亚基贝拉，JR一改常用纸来打印女性肖像的习惯，选择了聚乙烯材料，将后者铺在贫民窟的屋顶上，为房屋增加一层防雨材料。而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刚刚结束，在前总统本·阿里的官邸，总统肖像被摘下，JR拍摄的当地百姓肖像贴满了窗户。
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欢迎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没有获得市政府许可便组织当地人上街贴肖像，警方并不知道他是谁，于是出警逮捕了一位他的朋友，并将肖像清除。JR将消息发到了推特上，结果上了热搜，市政府不得不找到他赔礼道歉，并出钱邀请他在另一处墙壁上再创作，JR都拒绝了。
JR曾说这也是他一直戴着墨镜的原因之一——他需要这种匿名状态，与当地行政机构保持距离，在大街上偷偷张贴肖像，这样才不会在创作时被别人左右。后来他所追求的这种匿名状态愈发强烈，甚至对自己也产生了距离感。
距离感
《女性英雄》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被拍成了纪录片，于2011年获得了美国TED奖。在颁奖典礼上，JR宣布将10万欧元奖金用于开启新的系列作品《从内向外计划》（Inside Out Project），让所有人有机会将自己的肖像贴到大街上。
他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参与，按要求通过网络上传自拍，并分享一段当地社区的故事，JR工作室会将照片制成大幅纸质黑白肖像海报回寄给项参与者，再让他们自己贴到大街上。
“当年我做完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女性英雄》之后，我就离开了。随后很多媒体都想报道这个事件，于是为了了解具体情况，纷纷进入贫民窟走访当地女性，也让这些女性真正得到了发声的机会并获得了重视。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想尽办法将自己与作品拉开更大的距离，于是才有了《从内向外计划》。”
计划持续至今的9年里，30万张黑白巨幅肖像被贴在了140个国家，很多国家连JR自己都没去过。“后来我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是，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墙上的黑白大幅肖像，我自己都不知道它实际是属于《从内向外计划》的，因为这组作品早就不属于我了，而是属于所有人。”
JR也在发达国家进行创作。他将4000幅肖像贴在埋葬着法国历史名人的巴黎先贤祠墙壁上，两次为卢浮宫创作，也在美国旧金山和纽约的街区搞大型创作，后来他还开创了系列作品《城市皱纹》（The Wrinkles of the City），为西班牙喀他赫纳、美国洛杉矶和上海的城中老人拍照并张贴肖像。“城市的建筑物诉说着历史、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变，而老年人的记忆里也印刻着这些变化，就像他们脸上的皱纹，可以看作生命轨迹与城市历史的融合。”
2017年，JR将小货车改装成可以快速成像快速打印的自动拍照室，邀请“法国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同他一起上路周游法国，后来这段经历被拍成了纪录片《脸庞，村庄》，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不过各类创作项目开销巨大，很多大公司慕名而来，想为计划提供资助，但前提是将品牌商标印在肖像的某个角落，被JR拒绝。“我从不为自己贴到大街上的作品签名，更希望这些作品能够独立于市场和广告。”如今他的工作室仍保持着极少人数的规模，他98%的作品都不卖，只通过他的代理画廊贝浩登销售2%的作品，以维持正在进行中的创作项目。
这位与政府、商业甚至自己作品都保持着距离的匿名艺术家，如今依然喜欢去无人认识他的地方创作。“直到有一天，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欢迎艺术了，也许我就不需要再戴墨镜了。”
2017 年，JR把墨西哥小孩的肖像贴在美、墨边境隔离墙上，很多人后来慕名前往
如果这座城市有涂鸦，我会感到安全，因为那是生活的象征
三联生活周刊：巴黎郊区似乎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无论从公共空间还是人员构成来看。你后来去过那么多国家，如今再回过头来看你长大的地方，你会觉得巴黎郊区代表着什么？巴黎郊区与巴黎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JR：在巴黎郊区的成长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得的教育，让我了解各种种族、宗教，也让我对法国的社区产生概念。比如现在因疫情导致的居家隔离生活里，实际更需要社区邻里的相互支持。当然，对我来说只有在了解了巴黎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巴黎郊区的力量和弱点，就像当我开始在全球范围旅行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法国。
巴黎那些奥斯曼式建筑有着一种能量，它们经历过战争、革命、学生运动，经历过历任总统，在巴黎让我们有一种身处历史之中的感觉。而巴黎郊区不同，大部分建筑是50年代、60年代建成的廉租房，巨大、单调、拥挤，让个体感到压抑。小时候我视力所及能看到的只有墙，我爬墙，也用墙来涂鸦。当我开始将墙视为画布的时候，我看世界的方式就改变了，我坐城铁时会经常将头靠着窗户寻找沿途可以涂鸦的理想地点。
巴黎郊区是我童年的游乐场，也是我的灵感来源，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是从那里开始的，后来我去了那么多地方创作，但我如今还会选择在那里办学校，是想让学生们在我当年生活的地方学习和创作，这样我也可以继续观察和感受这里的变化。但遗憾的是，很多事情并没有改变。就像我2008年在《女性英雄》项目结束后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建了一所艺术学校，如今11年过去了，虽然学校对当地孩子们影响很大，但贫民窟并没有变，那里依然有战争。巴黎郊区也一样，尽管巴黎举办了欧洲杯，还要举办奥运会，但巴黎郊区还是巴黎郊区。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很多武装冲突或者政治混乱的地区创作过，比如你的《女性英雄》项目，近几年你也在一些发达国家创作，包括美国，以及在巴黎先贤祠和卢浮宫。你会觉得在这两类地方张贴你的作品，无论从创作过程上还是观众反应上，会有不同吗？
JR：我会觉得创作动机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亲眼去看，去理解这些地方。第一次我去武装冲突、政治混乱的地区创作，人们对我说我会死在那里，但我认为正是我的幼稚帮我活下来。人们总对我说，他们需要食物，不需要艺术。我说那好，那我去问问他们，所以我去了肯尼亚，去了塞拉利昂，我说：“这就是我做的，你们告诉我它是否有意义。”得到的回答永远是：“难道就因为我们在受苦，我们就不配拥有艺术了吗？”实际上对我来说，一位瑞士老人将自己的肖像张贴到养老院墙上，与一位在生活在巴基斯坦交火地区的人将自己的肖像贴到墙上，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的，都是去寻求尊严与尊重。
无论发达城市的街区，还是武装冲突的地区，无论开展项目的各地政治、文化、社会背景有何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才是我所有项目的核心。无论在卢浮宫还是肯尼亚，当地人都会因项目联系到一起，并且在这个项目的进展过程中，人们为了将成百上千张画面贴在建筑上，就必须相互认识，相互协作。比如卢浮宫的项目，很多人在参加之前可能也知道我的作品，但绝不会想到亲身参与的过程才是项目最有趣的部分，远比最后的成品更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相比于通常意义上积极介入政治的艺术家（artiste engagé），你更偏向启发性艺术家（artiste engageant）这个状态，怎么理解这两种的不同？
JR：其实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自己与创作项目拉开更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多对话。打个比方，如果我去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进行项目创作，也许我会找到一名因美军无人机轰炸而父母双亡的孩子，给他拍照，并将他的肖像照片贴在墙上，那整个项目会成为一名国际知名艺术家介入政治的事件。但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只是给当地人工具，让当地人自己决定自己想拍什么、想贴什么，那这个项目就成为他们的项目了。严格来讲，我除了提供方法，没有做任何事情。第二天事件被报道，媒体找到我，我会说：“我在巴黎，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于是媒体为了了解整个事件就会转头去采访当地人，而当地人发出的声音远远比我更有力。我认为从当地引发的关注，永远比从国际范围引发的关注，距离真相更近。并且我也认为当地发起的行动，不仅会对当地产生影响，也同样具有国际影响力。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是你的作品，在一些国家被认为是艺术，在另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犯罪，你还曾在一些国家创作时被捕，怎么看待不同国家对你作品的理解？
JR：实际上我的习惯一直是直接去做，不征得当地任何机构或个人的允许，如果项目在当地遇到困难了就解决，解决不了就放弃。如果一个项目，失败的概率高于成功的概率，我会认为我很有可能在做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在法国可能已经很有名，但在很多国家不知名，甚至是匿名状态。每个项目，由于国家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不同，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而我要做的是完全根据当地背景来策划每个项目，项目一定要让当地人觉得有意义，也是对当地背景的一种完整解读。在一些国家，我被允许创作，而在另一些国家，我确实被逮捕了，或者会有当地安保人员对我进行问询，要求我揭掉所贴的东西。那这个项目也就反映出，对这个国家而言，什么是创作自由、什么是言论自由等等。
我去一座城市，如果这座城市有涂鸦，我会感到安全，因为那是生活的象征。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墙面很干净，没有涂鸦也没有海报，当人们无法在墙上自由表达的时候，那你应该感到紧张。当然，我也去过一些墙上涂鸦过多的地方，比如10年前的巴塞罗那。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全球新冠疫情严重，很多人都在经历着亲朋好友的去世，去年你也经历过挚友阿涅斯·瓦尔达的离开。你觉得人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对死者的追思，对生者意味着什么？
JR：在墨西哥，当地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方式来纪念死者，在墓地摆放蜡烛和食物。在法国是另一种，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如今很多人还会在亲友的祭日在Instagram上发点什么。而我可能更愿意常常回忆阿涅斯，和别人提起她，让她的艺术长存，也让她的艺术可以启发更多年轻人。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桥梁，让认识她的人与不认识她的人联接在一起。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带着她的艺术一起去旅行去创作。
（感谢贝浩登画廊对本文的帮助。图片由艺术家与Agence V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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