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诗人中，最了解欣赏诸葛亮者莫过于杜甫(公元 712-770)。杜甫一生漂泊流离于战乱，晚年(公元 760-767)曾入蜀寓居成都、夔州，得以多次访游三国历史古迹、凭吊历史现场，创作多篇以三国良相诸葛亮为题材之诗。这些诗作或咏史怀古、或咏物寓情，除透显杜甫对诸葛亮之景仰，更也藉此观照自我。咏诸葛亮诗可视为杜甫居蜀时期诗作之重要指标，其思想内涵与诗艺技巧上，均具高度探讨价值。
本文以杜甫“诸葛亮”体材诗为主要文本，透过观察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崇敬、功业赞美、才能肯定、结局同情之书写，探讨杜甫诗中诸葛亮之人格美！
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人格美，必须立基于其人对于社会是否能做出贡献。这时，人格中的才智情操特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有足够的知识才气与道德情操，才能将人格美转化为行为美，并且做出社会贡献，所以中国古代在讨论人格美时，往往将人的才能与品德包括在内，必且只有那些将人格美转化为社会贡献的才德之士，才得以被千古传诵，甚至其人格美得以在辞世之后，提升为神格美，享祀千载。
诸葛亮有生之年，以其充满理想性与行动力之才德知识，奠立蜀汉三分天下之势，是一代宗臣良相，而诗人杜甫则是诸葛亮精神之继承者与弘扬者，杜甫爱孔明、知孔明、似孔明，其诗中对诸葛亮之书写，确立了诸葛亮千百年来之人格审美形象、武侯书写之典范。
一、杜甫“诸葛亮”题材诗咏怀内涵杜甫之诸葛亮题材诗作均集中于成都、夔州时期，且极具代表性。这些诗均“将视野延伸到整个历史过程中，时序的箭头指向过去的一极，表现出对历史人物的缅怀神往及肯定性评价，同时还夹杂着一些身世之感。
1.凭吊历史现场
肃宗干元二年(759)冬天，杜甫携家离开同谷，经过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终于来到成都府，在王司马等友好资助下，于城西浣花溪万里桥畔筑草堂卜居。安顿之后，杜甫旋即寻访成都先主庙旁之诸葛武侯祠，凭吊历史现场，并写下被誉为七律正宗的《蜀相》，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杜甫时年四十九岁。《蜀相》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仇兆鳌注云：“首联，自为问答，记祠堂所在。草自春色，鸟空好音，此写祠庙荒凉，而感物思人之意。” 句首称“丞相”而不是“蜀相”，显见诗人对诸葛亮之景仰。首联以“寻”字表现诗人拜谒成都武侯祠之举，是有意探寻而非漫游而至。而“柏森森”三字，则以“庄重”、“肃穆”之内在情感，表现作者内心仰慕、崇敬之情。
诗之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以哀笔写乐景，让视觉之 “碧草春色”、听觉之“黄鹂好音”，透过“自”、“空”二字之拗格，因平仄互易而造成声调变换美，藉此在情境上转欣喜之景为空寂之情。
老杜一片诗心，全在此处凝结。诗人面对着古庙荒庭，心中浮现的是蜀汉时代的历史场景，“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里杜甫运用了“时空设对” 的对偶格式，让诗中之场景，由眼前景物大跨度的转移，并上溯到五百多年前的三国时代，昔日香火缭绕的祠堂，与今日寂寥荒凉之景两相对照，既捕捉了诸葛亮当下之心境，也发抒了杜甫个人历史慨叹。
大历元年(766)夏天，杜甫来到夔州，安顿之后，杜甫登上夔州府治东五里白帝城后，第一个拜谒的历史古迹便是夔州西郊的武侯祠，《武侯庙》诗曰：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
相较于成都锦官城外诸葛武侯祠森森老柏之“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夔州武侯祠更显无声无色之荒凉。杜甫站在昔日香火鼎盛，而今却丹青剥落早被世人“遗”忘的祠庙，山中也因人烟罕至而草盛木茂更显空漠寂静。面对这么一个历史场域，诗人心中浮现的是“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耳边依稀回响诸葛亮出师表涕泣辞后主，心知无望安卧南阳隆中。
如果说，杜甫在成都时期主要因为依靠严武的缘故，使失望的心中升起有限的希望之光。那么，到了夔州时期，由于孤寂无依，使希望破灭，更由失望而至绝望。而这两时期的形同实异，正是成都诗大多表现了“长夏江村事事悠”(《江村》)的闲适环境与平顺风格，夔州诗大多表现了“听猿实下三声泪”(《秋兴八首》)的悲凄遭遇与沉重风格的根本原因。
对照诗人成都与夔州两地初访诸葛武侯祠，可察知同为探访历史古迹，却是两样心境，成都时期之“碧草自春色，黄鹂空好音”是失望落寞之情，但春色好音仍在；夔州时期却是“遗”“落”、“空”、“辞”、“不复”之孤寂绝望。
如果说旅行是一种透过外在风景照见旅人内心风景的方式。旅人透过他者/非自我，映照出自我。 那么诸葛武侯祠历史古迹正似一面镜子，所映出正是漂泊流寓蜀地的杜甫自我心灵。
2.观照存在自我
杜甫踏访三国历史古迹，站在时移物转的历史现场，所凭吊的不只是眼前之“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武侯庙》)、“虫蛇穿画壁，巫觋缀蛛丝”(《诸葛庙》)荒凉景象，并也进入历史的时间里，探寻三国历史之意义，从中观照存在自我。
杜甫初到夔州，先是拜谒武侯祠，继而探寻奉节县西南七里之“八阵图”遗迹，其诗《八阵图》云：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此诗与《武侯祠》皆采简短五言绝句诗体，都是乍到夔州即兴之诗。可以猜想杜甫此时或正在风景的围绕中，有许多对景而生的情感涌现，故在瞬息百感内以绝句表之。
《八阵图》首二句客观事实的反映了诸葛亮三国时代的历史地位，“功盖三分国”是从总的方面赞颂诸葛亮在魏、蜀、吴三分天下之功业上，功绩最为卓绝；次句“名成八阵图”则从具体方面着笔，强力凸显诸葛亮在军事上之长才与贡献。后两句则是就“八阵图”历史遗址之感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诸葛亮恢复蜀汉之决心意志，正如同他所布下之八阵图，在时间的淘洗下，仍能岿然不动，然则这八阵图似乎也正是诸葛亮志业未竟之千古遗憾象征。
此诗既写诸葛亮之遗恨，更也渗透了杜甫暮年衰残无成之憾恨。这种憾恨之情，是诗人探寻历史意义之体悟，《读杜心解》云：岂知“遗恨”从“石不转”生出耶？盖阵图正当控扼东吴之口，故假石以寄其惋惜。云此时不为江水所转，天若欲为千载遗此恨迹耳。
这种未竟全功之恨，是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之憾恨。继五言绝句《五侯庙》、《八阵图》即兴诗之后，杜甫《谒先主庙》、《诸葛庙》则可见其再访三国古迹心灵之沉淀。《谒先主庙》写道：
惨淡风云会， 乘时各有人。 力侔分社稷， 志屈偃经纶。
复汉留长策， 中原仗老臣。 杂耕心未已， 欧血事酸辛。
霸气西南歇， 雄图历数屯。 锦江元过楚， 剑阁复通秦。
旧俗存祠庙， 空山立鬼神。 虚檐交鸟道， 枯木半龙鳞。
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 闾阎儿女换， 歌舞岁时新。
绝域归舟远， 荒城系马频。 如何对摇落， 况乃久风尘。
孰与关张并， 功临耿邓亲。 应天才不小， 得士契无邻。
迟暮堪帷幄， 飘零且钓缗。 向来忧国泪， 寂寞洒衣巾。
此诗分三段叙写，首段叙先主与诸葛亮君臣鱼水，“主臣才力相敌，分任社稷之事”、“托孤事先主一生大着，尽瘁而死，又是孔明一生大志，两人俱即末以该全，富汉又其本也。”
诸葛亮之屈志以报知遇之恩，然则一统大业却终究未能完成，忧恚呕血病卒，徒遗千古憾恨。而眼前只剩空山虚檐寂寞寺庙，诗人不禁有感而借古伤今，诗人驻足历史现场，寻思风起云涌三国时期，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之历史意义，然则“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明《王嗣奭诗话》故言：“再访子美草堂，则有丞相专祠列于草堂之左，盖嘉靖间创建者，余谓二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邻，九泉之下，定当相视而笑，亦应以葛杜称之。”
诸葛卧龙、公孙跃马，固一代之雄，而今均成一坏黄土，杜甫回头观照存在当下未得明君知遇的自我，在这孤城绝域、迟暮飘零余生，只能忧国泪洒衣襟。
在三国历史人物中，杜甫最是推重诸葛亮，也对诸葛亮怀有特殊感情，究其原因有四：
- 一则诸葛亮以其卓绝才干，治理势力弱小之蜀汉，奠立三分天下之势，这对安史乱后忧患连年之唐室，具重要史鉴意义；
- 二则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君臣相契、鱼水知遇，是杜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一生渴求与憾恨；
- 三则诸葛亮忠君爱国、鞠躬尽瘁之精神，契合杜甫积极入世之士人风范；
- 四则诸葛亮一统大业终究未成，呕血憾恨而卒，予杜甫天命难违之悲剧意蕴。
1. “肯定性”人格美
从美学角度审视杜甫笔下之诸葛亮，正体现了美学范畴中“肯定性”之审美特质。所谓“肯定性”之社会美乃指“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形象、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积极肯定的性质。所谓肯定性，也就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符合人类的生活目的。”
杜甫之《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是论诸葛亮之专篇，诗云：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此诗先表彰诸葛亮文武才德之挺出，后痛惜其大志之不成。将诗人对诸葛亮人品之崇敬、功业之赞扬、才干之肯定、结局之同情，表现得无以复加、动人肺腑。
诗中首联以“垂宇宙”、“肃清高”言诸葛亮集不朽大名、肃穆清高形象于一身；颔联以“三分割据”、“万古羽毛”具体凸显诸葛亮之功绩与人格。颈联则以“伯仲伊吕”、“失萧曹”高度赞赏其人品如伊吕、才能胜萧曹。尾联“运移汉祚”、“志决身歼”则是对天命之使英雄未遂大志而深切痛惋。此诗非徒咏怀古迹，也是诗人藉以自况。仇兆鳌注曰：此怀武侯也。上四，称其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不成。三分各据，见时势难为。万古云霄，见才品杰出。俞浙曰：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吕，使得尽其指挥，以底定吴魏，则萧曹何足比论乎？无如汉祚将移，志虽决于恢复，而身则歼于军务，此天也，而非人也。
杜甫对诸葛亮之评介之所以能跳脱一般以成败持评之局限，在于杜甫的人格当中，有着与诸葛亮相似之处，都是具有肯定性之人格美特质，因此他对诸葛亮的歌咏，“不是出于一种理性的善恶之辨，而是出于由心理上的认同而产生的自然深厚的感情……他对武侯精神的弘扬，正表现了他的济世之热忱、报明主之志向。”
杜甫此诗以“三分割据纡筹策”、“指挥若定失萧曹”、“志决身歼军务劳”从具体之行动凸显诸葛亮实现理想之决心，充分展现了诸葛亮人格中为肯定性而决志行动之审美特质。人格美转化为实践活动美，需要智慧和才气；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才能将人格美转化为行为美，并作出社会贡献，杜甫诗中之诸葛亮无疑是肯定性人格美之典范。
2. “理想性”人格美
所谓“理想性”乃指契合生活目的的远大理想，这种理想必须透过稳定的、明确的社会内容去实践。柏拉图说：当你眺望星星时，啊，我的星星！我默祝我自己就是天空，用千眼万眼来俯视你的仪容。
而此诗亦可作为杜甫诗中诸葛亮君臣关系之脚注。《谒先主庙》便是大力渲染诸葛亮之君臣关系，并且从探寻历史意义，而后返还观照自我。诗人屡入武侯祠，初访之澎湃激荡已渐沉淀，“遗恨”、“忧国泪”、“洒衣巾”过后，再访武侯祠，《诸葛庙》则是从自我回头观照历史，此诗写道：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
竹日斜虚寝，溪风满薄帷。
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
翊戴归先主，并吞更出师。
虫蛇穿画壁，巫觋缀蛛丝。
歘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
仇兆鳌注曰：“上四，咏庙中景物。中四，遡武侯往事。下则对庙而感怀也。虫蛇二句，承中段来，言当时勋业如此，而遗庙凄凉，但见画壁空穿，蛛丝缀人耳。……躬耕未迟，盖借孔明以自况。”
面对眼前遗庙虫蛇蛛丝凄凉之景，感受历史中刘备三顾茅庐，起卧龙于南阳，生前君臣相契、共济同心，死后“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其四》。反观自己流寓孤城夔州，亦形同隐居躬耕之境，只不过却已是竹日溪风的老年之时。
此诗以“歘忆吟梁父，躬耕也未迟”作结，典用《诸葛亮传》之“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美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杜从自己之身世回头看孔明的知遇，则“未迟”二字自是沉重无比，诸葛亮视为时未晚，杜甫却是“身欲奋飞病在床”，人生相比若此，难怪此诗结尾之惆怅。 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令人艳羡之君臣遇合，正是杜甫心中理想君臣关系的典范。
刘备曾云：“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这种君臣鱼水相契情感，不但是杜甫诸葛亮诗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也符合社会美中的“理想性”审美特质。
3.“忠美”人格美
柏拉图认为，人创造的美都来自心灵的聪明与善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美是一种善；善在美的后面，是美的本质。
“忠”是诸葛亮人格美重要特质之一，更是孔子“忠恕之道”重要神髓之一，《论语‧里仁第四》有言：“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曰：“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
简言之，本着良心与真诚，面对人伦五常之职责，尽心尽力去实践完成，并且推而广之，使人人都能尽己行道，便是忠恕。
诸葛亮为报先主知遇之恩，笃志“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其鞠躬尽瘁，戮力为主之精神，体现了“忠”之审美意蕴，其《前出师表》曰：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杜甫诗中之诸葛亮便深具“忠美”之形象，其《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由人而事，由事而情。上句透过刘备之三顾茅庐知遇之恩，侧面烘托凸显诸葛亮之非凡雄才大略。下句“开济”二字总括诸葛亮为刘备定天下计、东和孙权、北据曹操、西取四川 ，开创了蜀汉政权；“济”是扶助，济助后主平定叛乱，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短短两句，便勾勒出诸葛亮负刘备之托，忠于前后二主忠臣形象，以及诗人对“明君忠臣”的羡慕之情。诸葛亮其人之非凡雄才大略，才能受到刘备如此器重。
4.“悲美”人格美
诸葛亮之高尚品格、卓越才干、历史功绩、君臣相契均予杜甫以同感共鸣，而其悲剧性之未捷身死，更令杜甫扼腕叹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曰：
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
诸葛亮病卒之年与杜甫流寓蜀地之年相近，予以诗人更多感发。诸葛亮为酬先主知遇之恩，竭力扶佐后主为国驱驰，然则“运移汉祚终难复”，天命难违之失败结局，予人以悲美之审美意识：
英雄或正面人物的事业或命运，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敌对势力的阻碍、本人的过错而导致失败，甚至个人的毁灭，并引起欣赏者悲悯恐惧之情。然则“尽管这类悲剧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以失败或灭亡而告终，但他们在人类历史上却留下了深刻和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面对庞大力量却仍能义无反顾并且遭遇挫败，“悲美”便由此产生，并且“能在我们心里引起热烈的同情、极大的敬意，同时又能激发新的锐气。”
杜甫《蜀相》尾联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未捷，身已先死，所以流千古英雄之淚也。盖不止为诸葛悲之，而千古英雄有才无命者，皆括于此，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5.“壮美”人格美
杜甫笔下之诸葛亮，呈显出“壮美”之人格特质。“壮美”的审美对象，不仅具有雄伟壮阔的外观形式，而且还具有刚毅坚强的品格与恢宏豪迈的美感，在面对外界磨难与考验时，往往能展现强大的抗压力，从容而不改其色。所以，社会中的壮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性表现。在人的精神品格中，坚定的意志、顽强的质量以及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也是壮美的。”
诸葛亮庙前古柏是杜甫心目中诸葛亮人格“壮美”特质的最好象征，柏与诸葛亮之间，被杜甫做了紧扣的形象连结。从物质性状来说，柏树因树龄极久、材质坚致的优良材质，被视为是栋梁之材，这种特质正足以比拟诸葛亮在蜀国所肩负起的重责大任。从精神品格上说，柏树经霜耐寒的不凋特质，也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写照。透过描写武侯庙古柏，杜甫咏怀诸葛亮人格功业，更抒发了一己幽怨之志。
在杜甫《蜀相》、《夔州歌十绝句其九》、《古柏行》等诗作中，杜甫将在柏树所呈显之崇高、巨大、茂盛、质实等外在形式美，与他所体现于诸葛亮之品德、才智、成就等内在素质美相连结，进行了比德审美其《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诗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以存在现场对偶历史现场，从老柏写到诸葛亮，传说中当年由诸葛亮亲手栽种的参天古柏，与诸葛亮高大雄伟形象合为一体，成为一种典范的精神象征；《夔州歌十绝句‧其九》藉咏武侯祠前古柏，歌颂武侯千古长存精神：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
诗中吟道：诸葛亮之精神，令人千古难忘。他立下的典范就像祠堂中那参天古柏般与世长存。虽然正值蜀中严武部将崔盱叛变大乱，但幸有这武侯祠里的古柏，不但可供诗人纳凉于炎夏，更可解羁旅之情于隆隆战火。
写罢《夔州歌十绝句》，杜甫又创《古柏行》，兼述虁州武侯祠前古柏与昔日成都之古柏：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
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
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
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翦伐谁能送。
苦心岂容客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于此诗中，诸葛亮的身影与庙前古柏“冥冥孤高多烈风”连结在一起，既咏古柏、诸葛亮，更是自咏。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常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
眼前参天古柏遂成了诗人一生抑郁之移情寄托。在表现形式上，此诗第一段采时空转位写法，由眼前的虁州武侯祠前崇高的古柏形象，转移上溯至刘备、诸葛亮之君臣遇合，以映射出对诸葛亮生平际遇与勋业的崇敬钦慕。第二段则通过“侧面烘托”，对照眼前夔州古柏与昔日成都古柏，“既是写成都，又是写夔州；既是写柏，又是写人。通过议论和抒情，对诸葛亮的高尚精神与历史功绩进行了热烈的赞颂。”第三段则是既写柏，亦写人；既咏志士幽人，也是自咏，呈显出对“壮美”人格特质之歌咏。
三、结语综观杜甫之诸葛亮题材诗中，总寄寓个人理想价值与现实处境于其中。诸葛亮之不世长才、与刘备之君臣遇合、对先后两主之鞠躬尽瘁、大统功业之未捷身死，均引发杜甫同感共鸣之慨。杜甫对诸葛亮之“知”、“慕”、“似”，使其诸葛亮题材诗，跳脱既有诸葛亮形象之局限，而赋予更崇高肃穆深刻之审美内涵，并且奠定了诸葛亮文学形象的基本型态。
对照杜甫成都、夔州不同时期之诸葛亮诗，可察知同为探访历史古迹，却是心境迥异，成都时期虽是失望落寞之情，但春色好音仍在；夔州时期却是“遗”、“落”、“空”、“辞”、“不复”之孤寂绝望。站在三国的历史现场，诗人所凭吊的不只是眼前空山遗庙之荒凉景象，并也进入历史的时间里，探寻三国历史之意义，并从中观照存在自我。回顾历史，探索三国风起云涌时期与唐代社会政治现状之相似度，寻思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之历史意义，再回头观照存在当下未得明君知遇的自我，在这孤城绝域、迟暮飘零余生，只能老泪纵横。
从美学角度审视杜甫笔下之诸葛亮，正体现了美学范畴中“肯定性”、“理想性”、“忠美”、“悲美”、“壮美”之审美特质。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从具体之行动凸显诸葛亮实现理想之决心，充分展现了诸葛亮人格中，肯定而决志行动之审美特质；刘备与诸葛亮之君臣遇合，符合社会美中的“理想性”审美特质，也更是杜甫心中理想君臣关系的典范，是杜甫诸葛亮诗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诸亮为报先主知遇之恩，笃志“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其鞠躬尽瘁，戮力为主之精神，体现了“忠恕”之审美意蕴，杜甫诗中之诸葛亮便深具“忠美”之形象，以及诗人对“明君忠臣”的羡慕之情；诸葛亮为酬先主知遇之恩，竭力扶佐后主为国驱驰一统大业，然则“运移汉祚终难复”，天命难违之失败结局，予人以“悲美”之审美意识。
杜甫笔下的诸葛亮形象，兼具肯定性美、理想性美、忠美、悲美、壮美之审美特质，诸葛亮人格美之文学形象自杜甫诗而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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