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是一个具有广泛应用的术语，通常是指农民为反抗封建压迫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宋代的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其数目之多空前绝后，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时间内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平均一年1.4次的农民起义。
比较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有王小波起义、南宋初的范汝为起义以及著名的方腊起义。这些起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起义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是根源上都是源于当时的阶级压迫。下面就讲述宋代四个代表的农民起义。
公元993年，四川爆发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关于这场农民运动的爆发原因众说纷纭，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从宋代的土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王小波、李顺起义发生在北宋初年，也就是北宋建国之初，并且在起义中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起义人数众多，波及的范围广泛。
这次起义也是宋代一次十分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自从这次起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之后，宋代中后期的农民起义就将“均贫富”当做一面起义的旗帜，不断的传承了下去。唐末以来的很多农民起义都是为了摆脱封建统治者的奴役，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然而宋代的农民起义却却有了更高的经济利益追求。
究其原因是因为宋代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农民起义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宋代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土地制度也由“抑制兼并”变化为“不抑兼并”。这就导致了北宋开国之初土地兼并就十分严重，为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提供了便利条件。
各级政府积极鼓励土地开荒，很多无主之地虽然被无地的穷人所占有，但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官僚拥有权力和钱财等各种社会资源，所以他们所占有和开垦的土地是远远大于普通农民的。
同时那些豪强地主还通过各种方式去掠夺和占有农民的土地。就以王小波、李顺在四川的起义为例子。“事后主（孟昶）益骄蹇不法，务广第宅，夺人良田，发其坟墓，后蜀，检校太尉张业，性豪侈，强市人田宅，藏匿亡命，又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于瘐死，蜀人大怨之。”
这个叫孟昶的人，骄纵不法，肆无忌惮的抢夺他人的田宅，甚至破坏人家坟墓，还有个叫叫张业的检校太尉家里面养着大量的亡命之徒，欺压民众，导致蜀地的人对他怨恨丛生。
北宋虽然继承了五代十国遗留的疆土，但却无法恢复唐末之后被破坏的均田制，同五代十国时期一样，北宋统治者也只关心赋税的征缴情况，而忽略了因为土地兼并而导致的占地不均的事实。
北宋在统一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特别激烈的抵抗，这与南方一些豪门和割据势力的支持分不开。作为回报，北宋朝廷给予他们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统治者不可能牺牲这些豪门望族的利益，也不可能查封他们的田产。以蜀地的情况为例，后蜀灭亡后，大量的土地田宅被赐予了有功之臣或者分给贫民百姓，这些土地仍然是私有土地，也就意味着有被兼并的风险。
北宋朝廷并没有打击这些位于蜀地的豪门势力，而多出来的私有土地，又给了这些豪门势力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很快又会面临土地被兼并的境遇。农民失地之后就会变成“客户”，依附于地主，承受地主的残酷剥削。
所以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客户”响应其号召，都是因为土地兼并所失去土地的农民。宋代依照土地占有收取赋税的情况下，农民的人身负担变小了，但经济负担却在变重。
有些农民依靠土地的产出无法负担起朝廷的土地税就不得不向地主借贷，而地主则依靠借高利贷的方式把这些无力还贷的农民转化为自己的佃农，无地的佃农不需要直接向政府缴纳赋税，但却要遭受地主的压迫和剥削。
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所遭受的压迫也就由人身压迫转变为经济压迫，农民参与起义斗争的重点也就发生了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中的“均贫富”口号切实的反映了这一点。综上所述，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与宋代的土地政策息息相关。天灾人祸只是起义的导火线，“失地失田”的农民在土地兼并的浪潮中根本无法生存。
这场起义被镇压以后，北宋统治者依然发布诏令，“诏有能者占田而倍入租者”。造成的结果是大片土地被好友之家占据，流民无所归。所以自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宋代的农民起义也就层出不穷。
二、南宋钟相杨么起义公元1127年金国南侵，北方土地论陷，北宋也随着灭亡，残余势力逃到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南宋政权是北宋大地主政权的延续，对外妥协，对内加紧12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这次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口号，并且通过宗教组织的形式宣扬这一口号，在起义之前就在民间组织宗教活动，为起义积蓄力量。钟相本人自称天大圣，说有神通可以救人治病，宣扬“病者不需服药，死者不许行丧”。如果能够实行他所传的法就能田蚕兴旺，无病无灾。钟相所到之处人们都十分乐意归附他。
通过一系列宗教组织活动，他还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纲领。指出广大农民痛苦的根源是贫富分化。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使钟相得到了广大贫穷农民的拥护，钟相的宗教组织团体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等贵贱，均贫富”口号的提出对于农民起义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表现出中国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萌芽。
这一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在两宋时期，主要表现在对财富平均的追求上。在宋代和宋代以前的的农民起义斗争中，主要都是土地兼并所引发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为了从地主的手中夺回土地，在这之后，双方的矛盾又会有所缓和。
但这种斗争行为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而自发产生的，并没有实质性的思想理论指导。南宋初钟相杨么起义，可以说是早期的平均主义思想了，它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均贫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的思想，并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第一、指出统治者的国法是邪法。
第二、提出杀掉一切贪官污吏和豪门乡绅，并称其是“行法”。第三、要没收官僚地主的钱财。称其为“均平”。起义军起义以后焚毁了官府、寺庙和豪右之家，杀掉官吏和一些地主士大夫，主张要彻底打倒压迫农民的南宋政权。平均主义思想之所以在钟相杨么起义中被明确提出来也是和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
首先是当时贫富悬殊的客观社会现实的存在。北宋的商业在当时发展十分迅速，然而朝廷大权却完全掌握在豪绅地主手上，经济上表现出对农民和中小商业者的残酷剥削。宋仁宗时期，全国的农民有接近三分之二沦为客户，地主占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却不纳税，而将这些田税转嫁给农民。
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专权。以皇权为靠山，大量掠夺和兼并土地，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灭亡以后，北方大地主逃到了南方，开始对南方土地的兼并，在这种贫富悬殊的社会背景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
另一方面，宋代的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宋代阶层结构分化中工商业者阶层的增多。他们当中除了与官僚地主联系比较紧密的大工商业者之外，其他的中小工商业者不断受到官营“博买务”这一政府机构的压榨，受到工商税的沉重剥削，他们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也更加的尖锐，所以在钟相杨么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与农民有相似境遇的中小工商业者也积极加入其中，壮大了起义军的队伍。
工商业者们希望通过起义打破封建统治对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让工商业可以更加自由的发展。虽然钟相起义仅仅一个多月就被扼杀，但是因为当时的斗争目标比较明确，所以起义斗争并没有因为钟相之死而结束，相反，起义斗争反而快速发展起来，以杨么为首的起义军没收大量乡绅地主的钱财米粮，以洞庭湖为根据地继续战斗着，在后来的斗争中屡败官军给予宋代统治者沉重的打击。
直到岳飞调任清远节度使，前来镇压义军。给洞庭湖附近的农民减免赋税，让人民拥有安定的生活，同时让部分身强力壮的起义军士兵参加岳飞的军队，才逐渐将起义平定下来。公元1135年６月，杨么的起义军基本被岳飞所瓦解。
三、北宋末年方腊起义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断动摇北宋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公元1120年在睦州青溪县（今浙江省淳安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方腊起义，也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方腊起义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口号。把矛盾头直接对准北宋的封建皇帝，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起义队伍就壮大到上百万，攻占了北宋六州五十二个县，蔑视封建伦理，烧毁孔庙神像，威震东南半壁江山，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
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重用了一群腐败透顶的官僚，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时称“六贼”。而宋徽宗是个骄奢淫逸的皇帝，为了修建园林宫殿，就专门在苏州设置了一个叫做“苏杭应奉局”的政府机构。
派遣六贼之一的朱劻到东南各地搜刮奇花异石，竹木漆楮等珍宝，然后用船运到东京（今南京），这就是所谓的花石纲。朱劻依仗着宋徽宗的宠信，胡作非为，巧取豪夺，江南地区怨声载道。
方腊的家就住在睦州清溪县，也是朱助搜刮的重点地区。方腊从小出身贫寒，依靠自家的漆园艰难度日，然而漆在当时是御用之物，所以全部被官府搜刮走了，以供宋徽宗享用。方腊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苟延残喘，生活十分艰难。
北宋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也激起了方腊对北宋统治的满腔怒火。刚好当时浙皖地区流传着一种主张平等、互助的“食菜事魔教”而方腊的家乡是其秘密传教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
于是方腊就加入了“食菜事魔教”，并且借用“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教义来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积蓄起义力量。公元1120年10月，方腊召集了起义的骨干力量进行起义之前的动员，并且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痛斥了北宋封建统治者奢侈浪费剥削压榨人民的无耻行径。
接着，方腊分析了形势，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东南地区的老百姓早就北宋朝廷的压迫剥削和花石纲的骚扰，只要振臂一呼就能集合起上百万的队伍，先占据江南地区，轻徭薄赋，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然后再打倒腐朽的北宋朝廷，不用十年时间就可以统一天下。
众人齐声响应。方腊在起义之前在浙皖边界的一个小山村——洞源村建立了据点，利用在洞源村干活做工的机会，经常聚众活动，却被里正方有常的儿子发现并告发，方腊当机立断杀了方有常一家并开始起义。
1120年10月方腊以“诛朱劻”的名义发动起义，几天时间起义军就从过千人发展到过万人，方腊被尊称为“圣公”，定国号为永乐，起义军决定以地势险要的帮源洞为据点，建立一个同北宋朝廷对抗的革命政权。
11月两浙都监蔡遵、颜坦领兵镇压起义军，方腊就在离青溪有三十里的息坑设下了埋伏迎战官军，起义军用木棒、竹枪奋战官军，全歼了蔡遵、颜坦部众五千之众，首战大捷。
青溪的县令陈光听闻消息吓得连夜弃城逃命，起义军一举占领了青溪县城。占领青溪之后，方腊继续率军乘胜前进，一鼓作气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等地，声势大振，官军闻风丧胆，附近的州县都打着方腊的旗号纷纷揭竿而起。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方腊的起义军就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起义队伍发展到百万之众，威震东南半壁。
方腊起义军占领两浙地区之后同北方的农民起义军遥相呼应，北宋朝廷满朝文武一片慌乱，有人提出出兵镇压也有人提出招安方腊起义军，还有人建议用被招安的宋江起义军去镇压方腊起义军。
北宋朝廷最后决定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派遣童贯率领禁军和地方官军继续围剿方腊起义军，一方面假意颁发“罪己诏”同时宣布撤销“苏杭应奉局”，停止花石纲的征敛，并且罢免了朱劻的官职。还以朝廷的名义发布了许多的“榜文”，声称只要起义军能捉住或者杀死方腊就能免罪。
方腊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经过半年多的起义斗争，方腊起义还是失败了，方腊父子和七万多的起义军农民也全部牺牲，北宋朝廷对方腊的根据地采取了血腥的清洗和报复。
范汝为是福建建州人，以贩盐为生，读过书，是乡村的小知识分子。他的伯父和叔父就以盗贩非法物资为生，被称为黑龙、黑虎，擅长格斗武艺高强，经常数百人带着私盐横行州郡，官府都追捕不到他们。最后被瓯宁县县令江钿所捕杀，他们的手下无处可去，就去投靠了范汝为。
公元1130年7月，范汝为在瓯宁县的回源洞发动起义。刚开始的时候起义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人，但是瓯宁和建阳两县的官府却无法对抗，当时官僚和地主的巧取豪夺，导致当地的流民很多，大批破产流亡的民众加入范汝为的起义队伍，农民起义军迅速扩大到了数万人。
在范汝为的率领下起义军打败了建州守军，并且攻占了建阳县城。就在起义军士气高涨的时候，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又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的封建地主和知识分子参与到范汝为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中，他们为范汝为出言献策，使起义军发展更加迅速，范汝为的起义队伍也因此快速壮大起来。
范汝为起义震动了南宋朝廷，公元1130年八月，高宗先命神武副都统制官李捧前去抓捕范汝为，然后，又令福建帅臣程迈聚集士兵讨伐他。九月，李捧所率领的三千多官兵被范汝为的农民起义军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灭，李捧逃走。
起义军利用自身熟悉地理环境的优势，屡败官军，起义形势一片大好。南宋朝廷为了挽回败局，不断调集更多的兵力意图镇压起义。公元1130年11月高宗派神武副都统制辛企宗所部一万多人前往镇压，辛企宗害怕起义军不敢前进，驻兵于距离回源洞二百多里的邵武军，最后被起义军击败。为了平息起义，南宋王朝对于范汝为所领导的起义军实行软硬兼施的策略，即军事镇压和政治欺诈。
一般来说，如果军事镇压失败就会通过政治欺诈来诱降和招安起义军。因为范汝为的起义军打败了辛企宗的官军，让南宋朝廷意识到起义军的强大，于是高宗遣朝请郎谢乡和修职郎陆棠两人一同去招安范汝为。
到1130年12月郎谢乡给高宗写了信，声称范汝为己被招安。还给范汝为安排了官职，高宗下诏书任命范汝为为武翼郎，还兼任福建民兵都统领，但是要受到辛企宗的节制，其余的一二百手下士兵也都有封赏。范汝为虽然表面上归降了朝廷，但却没有解散起义军，依然拥兵自重。绍兴元年正月，高宗下令让范汝为受辛企宗节制，却被范汝为拒绝了。
同年二月，高宗命令范汝为将起义军解散归农，范汝为依然不听命。范汝为领导的起义军根本不理睬南宋朝廷的命令，并且始终在进行整顿和训练。１绍兴元年十月初农民军主动出击，范汝为部将陆强率军攻破政和县，十九日起义军进攻建州城，守臣王浚明弃城逃跑。之后起义军达到鼎盛时期，人数膨胀到十几万人。
十月下旬，范汝为率领起义军攻打朝廷的邵武军，官军大败退居光泽县。邵武军的失败震动了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他急令驻军江西的岳飞支援官军，企图阻止范汝为的继续进军。由于辛企宗的失败和农民起义军的不断进攻，绍兴元年十一月辛企宗被高宗皇帝免去官职，同时命令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的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宣抚副使，率领官军镇压起义军。
同时，高宗又想挑起起义军内斗，企图破坏农民起义军的团结。十一月八日，下诏说除了范汝为之外，你们的罪责都免除掉，可以准许你们解甲归田。十二月七日，又下诏说等王师到达之日能杀掉范汝为前来投降的有重赏，负隅顽抗的就要被杀死。“韩世忠奉命率领官军水陆并进，围剿起义军。
面对强大的官军，起义军也无有所畏惧，他们通过烧桥阻碍官军，设置各种陷阱无所不用其极的阻碍宋军，在起义军的层层阻挠下，韩世忠率领的的官军前进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韩世忠看到了起义军的强大斗志，只能绕道而行，费尽力气才来到了建州城东北二十五里左右的凤凰山。
绍兴二年正月四日，韩世忠到达建州城下，官军用各种武器攻打建州城，起义军坚持守城，顽强战斗。经过六天六夜的战斗，建州城终于失守了，一万多名起义军战士牺牲，五百多人被俘虏，英勇就义。范汝为则退回起义的根据地一一回源洞，自焚而死。
范汝为起义军的主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可是起义并没有完全失败。范汝为的余部在范忠和范义兄弟的领导下，依然在艰苦战斗。直到绍兴二年十二月初起义军与官军展开激战，范忠和范义英勇牺牲。至此从公元1130年七月开始，历时两年半之久的范汝为起义失败了。
宋代以农民起义为的阶级斗争总体来说贯穿于这个封建王朝从诞生到消亡的始终，宋代能在这种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浪潮中屹立三百年不倒，某种程度上来是依赖于地方富人地主阶层的帮助。因为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把富人地主牢牢的绑在了封建统治者的战车上。
农民在压迫下意图推翻封建统治者，而封建统治通过富人地主间接的剥削农民，富人地主游走于农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既有和合作又有对抗，反而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三角关系，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帝国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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