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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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49年10月的一天，天灰蒙蒙的，无半点晴意，大明都城北京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整个城市充斥着压抑的气氛，沉闷得让人有些窒息。随着一阵吱吱呀呀的响声，厚重高大的德胜门渐渐关闭，这座自永乐迁都以来已经承载了大明王朝二十九年荣耀的王城，似乎在与城外那些列阵的将士们作最后诀别。
两个月前发生的“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66名大臣战死，消息传到北京，举城震惊，皇宫内外，无不惊骇。此时，面对勇猛彪悍的瓦剌大军，整个大明王朝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这座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由大将徐达攻克的王城，此时城中除了居民，几乎再也没有一兵一卒，将士们列阵城外，城门紧闭，自断退路，唯有的就是义无反顾地向前、向前。此刻，兵部尚书于谦（公元1398年－1457年）作为大明军队的最高统帅，他要和自己这二十多万将士们一起置死地而后生，共赴国难，与瓦剌统帅也先率领的主力大军决一死战。战马踏踏，铠甲晃晃，猎猎旌旗枪林中，战马之上的于谦转过身来，他再次深情地望一望身后这座承载着他梦想的王城。尽管，于谦对于德胜门外即将发生的这场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无法预测，但从他走出德胜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下定与这座王城共存亡的决心。粉身碎骨浑不怕。在王朝危难时刻，于谦要以身殉国，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他调遣的二十多万大明军队，已经在京都九门之外摆开阵势。作为明军统帅，于谦背负着王朝使命，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德胜门，对阵瓦剌强悍主力，一场以战代守的京城保卫战即将拉开帷幕。
凄凉的秋风从将士们头上刮过，城中百姓似乎也已经感受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与悲壮。于谦深情地看了看眼前的将士们，大声喊道：“将士们，今天我们在大明的军旗下，在日月山河的照耀下，要与敌军主力决一死战。对面的敌人手握着弯刀，他们做梦都想把我们的尸骨埋进他们的牧场，肥沃他们的土地。今天我们没有选择，只有紧握长矛，跟随军旗，挥舞刀剑，誓死方休。”于谦又接着说道：“战端一开，即当死战。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日月山河永在！大明江山永在！在于谦的感召下，将士们愤慨地齐声高呼。
人一旦连死亡都不惧怕的时候，迸发出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军们看到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大人与自己并肩作战，非常感动，备受鼓舞，士气高涨。京城百姓也为有这样的国之栋梁而欣慰，更为官兵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纷纷自发加入守城队伍，严阵以待瓦剌军队。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这种军民齐心的场面或许正是瓦剌首领也先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他知道，大明军民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懦弱，尽管两个月前的“土木之变”，他们活捉了大明皇帝明英宗，但不能不说有侥幸和计谋的成分。大明王朝建立之后，蒙古的残余势力一直是大明历代帝王的心头隐患，虽然他们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仍然拥有着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大明王朝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稳定北部边疆，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先后十三次北伐遁入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也先的先祖和那些有“想法”的蒙古诸部落早已领教过明军的威猛，对此也先还是心有余悸的。尤其是以文武兼修著称的明成祖朱棣上位后，更加看清楚鞑靼等北方部落的威胁，先后五次亲征北伐。俗话说：“摁下葫芦浮起瓢”，当大明把主要精力聚焦到鞑靼部落时，瓦剌趁机崛起，势力不断扩张，最后成为蒙古地区最为强大的部落势力，不过作为明朝第三位皇帝的明成祖朱棣，此时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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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主要居在西域北部，与鞑靼、兀良哈并称漠北三大游牧集团。长期处于战争杀戮和吞并背叛之中的瓦剌部落，更加深谙生存的道理。为了生存壮大，瓦剌部落避实就虚，最初向明朝称臣，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后来随着势力的不断拓展，就拥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脱脱不花为大汗，以为部落正名，但实际大权却依旧由太师也先掌控。也先为了获得大明更多的赏赐，一方面，不断率军骚扰明朝边境，向大明施加压力；另一方面，随着统一蒙古各部进程的加快，广袤的草原难以盛放也先的野心，在他看来，恢复元朝疆域，成为元朝的皇帝，才是自己最终的目标。
也先觊觎大明江山，明英宗朱祁镇早有觉察。作为明朝的第六位皇帝，朱祁镇正式亲政后，励精图治，一心想征服北方诸部落，以绝后患。这不，在大宦官王振撺掇下，朱祁镇不顾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一意孤行，决定效仿一下前辈朱棣，教训一下蒙古部落。在朱祁镇看来，曾祖父朱棣五征漠北气吞山河的豪迈之举，虽时隔25年，但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他相信，凭借着大明帝国骁勇善战的铁血男儿和战力卓绝的明军“三大营”，可以轻松扫荡漠北、驱逐胡虏，创不世之功勋，指日可待。就这样，朱祁镇决定偕同王振率20万大军御驾亲征，可是他根本没有打过仗，甚至连战场上什么状况都还没有搞明白，自己就成了瓦剌的阶下囚，他的这种盲目自信把大明王朝推向岌岌可危的边沿。这次战争，史称“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
“土木之变”，明军伤亡过半，阵亡三分之一，余者溃散。这个结局让也先称霸的野心更加膨胀，他似乎感觉到父辈们所说的大明横扫天下所向披靡都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的讹传。在他看来，不管是大明的五军营，还是三千营和神机营，尽管装备了军火武器，自誉为“特种部队”，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想到这里，也先不仅捻着胡须悠闲自得起来。况且大明皇帝朱祁镇还在自己手里，奇货可居，运用得好完全可以打开通往元大都的道路，也先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用上了元朝的名称了。
“土木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北京城，宛如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响彻整个大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大明的天空就像是坍塌了一样，摇摇欲坠的江山似乎还没等蒙古人打来就要全线崩盘。富商地主们早已卷好了铺盖，随时准备向南逃窜，穷苦百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样团团乱转。宫廷上下，紫禁城内，悲伤的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帝国二十万将士已经湮没在边疆的黄土中，铁木真的后代终于再一次露出了獠牙，瓦剌铁骑指日可达京城。北京，大明，危在旦夕。
面对这样的危机局面，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十八日，由孙太后压阵，监国朱祁钰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朝堂之上大家围绕着“战”和“迁”展开了激烈争论。翰林学士徐有贞，这位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进士脑筋倒是转得快，他对同僚们说：“我夜观天象，大明朝旦夕危矣，为今之计，只有南迁！”俗话说“矮子肚里疙瘩多”，此时这句话放在徐有贞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徐有贞（公元1407年－1472年），初名珵，字元玉，又字元武，晚号天全翁，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中期大臣、内阁首辅，因受封武功伯，世称徐武功。《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徐有贞传》曾这样记载：“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从学识上来说，徐有贞确实是无书不精，和于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徐有贞却没有将这些学识用在治国上。这不，国难当头，他没有去想如何与朝廷共赴国难，而是第一个提议迁都南京。当然，更为龌龊的是8年之后，“夺门之变”时，徐有贞借故谗杀于谦。
在迁都的提议上，老谋深算的徐有贞还是别有心机的，他在提议时处处不忘表现自己的气节，自始至终没有说出那个“逃”字，但是“南迁”不就是“逃跑”吗？
徐有贞的这一提议，正中那些心里打着小九九的朝臣下怀。在他们看来，抵抗无疑是以卵击石，南迁才是未尝不可的“正道”。一时之间，朝臣们议论纷纷，似乎抓住了最后一根拯救大明王朝的稻草。
“言南迁者，可斩也！”正在这时，朝堂之上突然有人怒喝。徐有贞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高大魁梧之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此人于谦。
于谦接着说道：“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力排众议，当即否定了徐有贞的提议，他认京城是国家的核心，且皇陵、宗庙、社稷都在北京，倘若京城失守，国家灭亡的日子便指日可待了，如果不想重蹈宋朝的覆辙，就万万不能迁都。一旦南迁，大明就会步南宋之后尘。
闻听此言，朝廷重臣们都沉默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于谦这样一个没打过仗的文弱书生，竟然会有如此的勇气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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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外必先安内。“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虽然已被随军出征的护国将军樊钟一锤砸死，但其余党仍是王朝一大毒瘤。明成祖朱棣留下的精锐丧失殆尽，明军“三大营”毁于一旦，京师门户洞开，群臣们将罪责的怒火倾泻到了王振党羽的头上，纷纷上疏，有的甚至跪在午门外，要求监国摄政的郕王朱祁钰诛灭祸国殃民的王振爪牙。
此时，面对国之变局，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朱祁钰摇摆不定，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却火上浇油喝令群臣停止逼宫，愤怒的群臣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大打出手，当即将马顺活活打死在朝堂之上。
这场突如其来的斗殴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在朱祁钰的眼皮子地下残忍上演，任凭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都无法阻挡意犹未尽的文臣们，朱祁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有些害怕，吓得袍袖掩面，想转身回宫。
于谦上前一把拉住颤颤巍巍的朱祁钰的衣袖说：“王振罪当诛九族，马顺等罪当死，请殿下赦免百官之罪。”于谦的这般镇定，似乎给了朱祁钰更多的勇气和力量，他赶忙赦免百官，并传令：“马顺等罪有应得，众臣无罪。”“夷灭王振三族！”文武群臣拍手称快，高呼郕王圣明。之后，于谦命人将马顺的尸体游街示众，奉旨抄了王振的家，一代宦官就此灰飞烟灭，一场事关朝廷稳定的政治风波被于谦悄然化解。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英宗被俘之后，最为坐不住的应该算是郕王朱祁钰了，作为英宗同父异母的兄弟，朱祁钰的封号还是长兄明英宗即位后封的。如今，国家生死攸关，朱祁钰身负监国重任，面对众多老臣，是走是留，对于21岁的他来讲无疑是个难以抉择的难题。
国不可一日无君，朝臣们想拥立朱祁钰为帝，然而，朱祁钰心中畏怯，一再推辞。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二十八日，王文上书朱祁钰，希望他以江山社稷为重，承继大统。当时的皇太子朱见深年仅两岁， 为免主少国疑，于谦、王直等大臣联名奏明皇太后，称“社稷为重，君为轻”，建议尽快立主，最终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九月拥立朱祁钰为帝，改年号为景泰，庙号明代宗，尊称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关键时刻，于谦那句“社稷为重，君为轻”让朱祁钰有了主心骨，他喜欢上了这位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老臣，从此坚定地站在了于谦这边。于谦也无疑成了这位新皇帝的靠山，朱祁钰任命于谦担当北京保卫战总指挥，擢升为兵部尚书，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于谦身上，在朱祁钰看来，这位50多岁的兵部尚书为人虽古板耿直，但士大夫气息显著，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慷慨报国的心，是他力主自己上位，填补权力真空，号令天下，挽救大明帝国于危难。因此，朱祁钰断定于谦将来是他执政大明王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信任固然是重要的，但终究于谦和朱祁钰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土木堡一战，京城军队主力已经被瓦剌全数歼灭，现在仅存的也就是京城剩下的十万军队，且大都年老体弱，抵抗瓦剌精锐骑兵，无疑是以卵击石。“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临危受命，在这样的危急关头，他用另外一种姿态开始了“北京保卫战”。
于谦一方面在京城范围内大量招募士兵，严明军纪，加强练兵；另外一方面，紧急调集京城附近的储备军赶到京师会合，不久京城就聚集了二十多万大军，朱祁钰对于谦更加赞赏。
对于这场即将打响的王城保卫战，于谦自有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向朱祁钰上疏阐明了自己的防御计划，朱祁钰都一一接纳。接下来，于谦又开始动员京城百姓修整护城墙，并组织军民从通州紧急运粮，以备战时需要。与此同时，于谦还命令工匠日夜赶工，制造出大量的盔甲和武器。一场大战在即的全民动员、全城备战，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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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蠢蠢欲动的瓦剌大军绕过大同，一路从紫荆关穿越太行山来到北京城下。此次瓦剌首领也先挟着英宗一同前来，名义上是送回太上皇，实则准备一战拿下京师，进而定天下。
有大明皇帝朱祁镇在手里，也先原以为明朝军队会有所忌惮，哪知事实并非如此。朱祁钰登基之后，已经下诏边关守将不得听信瓦剌借口，使得瓦剌意图用明英宗的名义骗取财物、骗开关门的阴谋失败。
也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后来又要求与于谦谈判，结果也遭到拒绝，手里的皇帝不再是奇货可居。
京城告急，朱祁钰亟诏各地诸王遣兵入卫京师，同时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皆受其节制，都指挥使以下不听从命令者可以先斩后报，给予于谦一定的生杀大权。
然而，虽然于谦多方调集了二十多万军队，但是这些大多是来自预备役和后勤军，与快马弯刀的瓦剌骑兵相比力量还是相当悬殊。
作战会议上，明军将领们普遍认为应该坚壁清野，死守北京，但是于谦坚决不同意，于谦认为，面对强悍的瓦剌，被动防守无疑是最严重的错误。于谦说：“敌人气势正盛，而我们的军队在土木堡战败后一直气势低糜，如果一直示弱，龟缩在城里，士兵将会更加失去胜利的信心，而敌人也会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攻城。这样一来，北京城就危险了。”
于谦知道，道德和信义，对于这些弱肉强食的成吉思汗后裔们来讲，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瓦剌仗着快马弯刀，个个如狼似虎，恨不得立刻把北京城撕破。对于大明王朝来讲，现在唯有的就是出城死战，才能有机会置死地而后生。
德胜门，北京北二环上一座孤零零的城楼，犹如这个正处在生死攸关之际的王朝一样孤独无助。
北方按星宿属玄武，玄武主刀兵，所以出兵打仗，一般从北门出城，之所以取名“德胜门”，意为“以德取胜”“道德胜利”。遇到战事自德胜门出兵，由安定门班师，分别取“旗开得胜”和“太平安定”之意。
德胜门是京师通往塞北的重要门户，素有“军门”之称。在公元1449年10月这场京城保卫战中，于谦把自己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了“军门”这里，他要和这座承载着大明荣耀的“军门”同在。
于谦分遣诸将率二十二万明军，列阵京城九门之外，他亲自与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等于德胜门设阵，阻挡敌人前锋。都督陶瑾阵兵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坐镇东直门，武进伯朱瑛从阵于朝阳门，都督杨节阵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同时，九城门尽闭，士卒于门外拒敌，绝其反顾之念。
于谦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卒而先退者，斩其将！军卒不顾将帅而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必死，无不听命。
古语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断掉自己的后路，才能义无反顾地前进。于谦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力和官兵士气，为了大明王朝也只有出此下策了。
事实上，于谦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一旦官兵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出现哗变，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好在于谦的策略很有成效，军兵皆誓死效力，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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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年10月10日，也先的先锋部队抵达京师。于谦命令驻扎在城外的石亨率军与敌军小规模试探性接触，自己身穿战袍，站在德胜门城楼上亲自督战。将士们看到兵部尚书于谦大人与普通士兵一起守城，非常感动，士气高涨。城中居民也为于谦的义举所感染，纷纷出人出力协助守城，万众一心，严阵以待。
如此同仇敌忾的作战氛围，是也先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原以为在土木堡一战，大明的20万主力早已成为瓦剌军的刀下之鬼，他根本没有把北京城里的这些老弱残兵放在眼里，本想挟持朱祁镇，一定天下，而今一切都成为泡影，这是作为兵家的也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也先率领瓦剌主力部队逼近北京，先将主力军队驻扎在西直门以西，然后挟持英宗皇帝朱祁镇到德胜门外的土城，要求朝廷派于谦、石亨等高级将领亲自出迎，并索要金帛数以万万计，企图以此将明军主将擒获，迫使明朝献城。
于谦早就识破也先诡计，他一方面建议代宗皇帝派出官员去朝见英宗；另一方面仍旧坚持自己“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防止群臣和官兵思想动摇，彻底粉碎了也先的诱骗阴谋。
在兵力部署上，于谦审时度势，灵活用兵；在战役主要方向上，隐蔽主力，待机歼敌；在次要方向上，避敌主力，采取小股袭扰，处处出击的策略，迷惑敌军，给瓦剌军造成错觉。
就这样，军民同仇敌忾，面对瓦剌铁蹄弯刀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于谦率领大明军民用血肉之躯一次又一次浴血坚守，这种不屈的背后就是大明王朝特有的骨气——不求和、不投降。
兵者诡道也。用兵之道就在于千变万化、出其不意。有利的可以引诱它，混乱的可以夺取它，坚实的可以戒备它，强盛可以避开它，气势盛时可以骚扰它，轻视的可以骄纵它， 隐逸的可以劳累它，亲近的可以离间它。对于这些用兵之道，聪明好学的于谦又怎能不谙呢！
公元1449年10月13日，这是一个让历史永远铭记的日子，北京保卫战最为关键的时间节点。
这天天还未亮，狂风裹挟着暴雨呼啸而来。这狂风暴雨既是一个面临生死的王朝坚强不屈的呐喊，也是于谦和万千军民在民族生存关键时刻迸发的惊天动地吼声。
老谋深算的也先，认为这应该是他拿下北京王城的最佳机会，当然也是最后的机会。于是，他命令瓦剌大军主力趁着风雨，集中兵力全力进攻德胜门。
对于也先瓦剌大军的一举一动，深谙兵书的于谦又怎能不知呢！他早已下好先手棋。于谦命令大将石亨率千名神机营勇士埋伏在城外民房内，静静等待敌军的到来，然后派出少数骑兵佯装战败引诱敌人。
求胜心切的也先果然中计，亲率精骑万人穷追不舍。此时可能在也先看来，距离大明王城如此短的距离，也只不过是自己精锐铁骑一个冲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罢了，这样的机会他当仁不让。
等也先精锐骑兵进入埋伏圈来到民居前时，于谦一声令下，数千火器发出愤怒的火焰，火箭如同飞蝗般射向敌军，瓦剌军顿时被打蒙了，一轮又一轮的火器打击，一批又一批的瓦剌骑兵倒下，最后，损失惨重的也先，只得丢下几千具骑兵尸体悻悻而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也在这次战斗中葬身于明军火炮之下。
于谦用诱敌之计取得“德胜门大捷”，为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次日，气急败坏的也先又命令瓦剌军转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街巷堵塞，在重要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进，屡屡击退瓦剌军的进攻。
在万分危急关头，当地居民也纷纷登上房顶，以砖石迎战瓦剌军，此时各路勤王军队纷纷赶到，也先感觉大势已去，唯恐后路被阻，只得悻悻退兵，挟持朱祁镇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
于谦发现也先军队正在撤退，当即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也先军营，又炸死瓦剌军万余人。与此同时，北方各地的百姓也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抗击瓦剌军的掠夺，誓死保卫国土。
国家危难，匹夫有责。于谦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指挥了一场让历史永远铭记的伟大战争，成功保卫了北京，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大明，让王朝延续了近200年的国祚。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国之栋梁，在八年后的“夺门之变”中含冤遇害，长眠于他的故乡浙江钱塘西湖之畔的三台山麓。有幸的是历史铭记英雄，《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得胜门，公元1449年见证了于谦的风骨和大明王朝的不屈抗争！（部分图片由ＣＦＰ提供）
作者简介：赵庆胜，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出版摄影作品集《激情瞬间》，散文集《岁月是片澎湃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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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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