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古代间谍发展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代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历史时期。
在宋朝向外派遣间谍刺探对方情报的同时，外国间谍也许正埋伏在某处伺机窃取宋朝机密。为了防止自身的情报外泄，打击境外间谍的活动，宋朝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宋朝主要采取了两种传递方式。
烽燧传递烽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是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紧急情报信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最早利用烽燧传递情报的记载是《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由于这是一种快速而简单的方法，因此，直到宋朝，烽燧依然被视为重要的情报传递方式之一。宋人认为，“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对于烽燧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烽烟的燃放有其严格的限制，无紧急情况决不容许随便点燃烟烽，同时，也是为了防范外来间谍利用烽火进行欺骗。公元1092年的宋夏之战宋军就是利用烽火而取得成功的。
1092年，西夏梁太后亲率十万大军围攻环州，进攻七日未克，便引军后撤。宋将折可适在战前就曾派间谍摸清了夏军烽火台守卒的姓名，此时便伪为夏军将领巡查，将守卒骗出杀死，破坏了夏军的报警信号系统。夏军后撤时没有看到烽火台有异常反映，因而毫无防备的走进了折可适的陷阱中。是役，折可适以8000人大破夏军十万之众，取得了宋夏战争中宋军少有的重大胜利。宋军可以利用烽火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样其他军队也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影响战争的胜负，因此对烽烟燃放的严格规定并非小题大做。
烽子若违反规定，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宋刑统》规定：“诸烽候不警，令寇贼犯边，及应举烽燧而不举，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三年。若放烽已讫，而前烽不举，不即往告者，罪亦如之。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即不应举烽燧而举，若应放少烽而放多烽，及绕烽二里内辄放烟火者，各徒一年。”
由于烽燧的敌我可见性，为了保证其所传递的情报不为敌人知晓，燃烧烽火的注数便成为军事机密，对于烽火数量的判断，只有掌握内部秘密者才能破译出其情报的实质内容。局外人看到烟火，最多只能猜测边境有紧急战事而已。
宋朝规定烽火台“每昼夜平安举一烽，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如果“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这就意味着战争的到来。但凡军马出行，如果须停留的时间超过三天，就必须在离驻扎地一二里的地方权置爟烽，“其烽并于贼来要路，每二十里置一烽，连接至军所”。如果发现敌人的踪迹则举烽，递报军司，具体是“十骑以下即举小炬火，前锋应讫即灭火；若不及百骑至二百骑即放一炬；前三百骑至四百骑即放二炬；若五百骑至五千骑即放三炬……”。
但是，对烽火数量的保密有很大的隐患，一旦烽子被捉就有可能造成泄密，因此在南宋又特别制定了“反泄法”，“反泄之法有四：一曰号召……二曰旗帜……三曰金鼓……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为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即如果以前规定敌军来时放一烽，求援时放两烽，现在则刚好相反，求援时改为放一烽；如果以前以无烟状况来表示平安，用放烟作为报警的信号，那么现在则以放烟来表示平安。
南宋时期，由于国土范围的缩小，多是沿江设置烽火台。“绍兴二年九月乙丑，初命沿江岸置烽火台以为斥堠。自当塗之褐山、东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健康之马家渡、大城堙，池州之鹊头山，凡八所，旦举烟，暮举火，各一以为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请也”。
利用烽火台放烽烟传递情报信息虽然简单快捷，但因为烽燧信号单调显目，不可能传递复杂绝密情报，所以其作用局限于边境较为简单的情报通讯传递。而复杂绝密的情报则要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
邮驿传递宋朝时情报的传递并不像我们今天从影视中所了解到的那样神秘与惊险，其具体操作过程也无法满足我们猎奇的心理，尤其是邮驿传递方式，更像是现今使用频繁的邮局传递。但无可否认，正是这种看上去非常普遍与简单的传递方式保证了中央和地方之间情报交流的畅通。
宋朝驿传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臻于完善，主要表现在邮传上。其邮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递铺的服役人员上用士卒代替了平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军事化组织管理，这样做不仅便于管理和提高传递效率，还可以起到军事保密的效果。
宋朝文书传递分为三个等级，曰步递、马递、急脚递。其中，急脚递是宋朝文书传递中速度最快的，“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主要传递“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神宗熙宁时期，又出现了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时期的军机情报主要靠急脚递传递，但到了徽、钦两朝，邮传系统出现了严重弛废和衰敝，而金军的南侵与北宋的灭亡，更使邮传系统遭到惨重破坏。为了预防金军每年都进行的南侵，保证新政权与辖内各地的紧急文书往来，南宋朝廷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建立一套应急性文书传递系统。最先设置的是斥堠铺。
斥堠铺一般设于行在通往前线的要道上，不仅专设于两浙路，淮南、荆湖、江南东西路和四川等地也有设置。为保证斥堠铺的传递效率，南宋还加强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如规定斥堠铺“每铺限三刻承传，置历批写时刻；每五铺选差有材干年五十以下使臣一员，不以有无拘碍，委逐州于见任得替待缺官内日下抽差，或招募有物力武勇人借补进义校尉充往来巡辖，候及一替，季无违滞，有官人转一官，招募人与正行收补；州委知、通专切点检，县委知县、尉主管，月支钱三贯文，如无违滞，每一季减二年磨勘”。除此，还屡屡申严禁令，以维持传递各环节的秩序。
但南宋初年动荡的社会局面使得政府无力彻底改变邮传衰敝的状况，绍兴初年斥堠法便遭到严重破坏，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的邮传要求。绍兴三年至四年间，南宋与伪齐政权军事斗争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特别是绍兴四年，金与伪齐联合，积极准备南侵，给南宋造成很大的军事压力。面对此局势，现有的斥堠铺系统已不能保证紧急军事情报的有效传递，必须对其严加整顿或设置一套新的递铺系统取而代之。摆铺就是在此时产生的。
与斥堠铺在摆铺设立后由临时应急改为常设性递铺不同，摆铺的设立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随政局的变化而时设时废。南宋设置摆铺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绍兴四年到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所置摆铺大概是由枢密院、各路帅臣及地方长官负责。绍兴十三年，宋金议和已经两年，两国久无战事，摆铺已无用途，只能增加州县的负担，因此在御使中臣罗汝棹的建议下废除。第二个时期是从绍兴末年到宁宗嘉定年间。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南下侵宋，两国之间战火又起。于是，南宋再置摆铺传递军机情报。从此数十年间，宋金冲突不断，几战几和，摆铺亦是屡罢屡设。
由于南宋在设置斥堠铺与摆铺时，并未废置原有的邮传系统，这就造成省铺、斥堠铺、摆铺三铺时常并存的情况，为了应付三铺重复混乱的局面，南宋政府对它们作了严格的分工。斥堠铺初设时，“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主要是“探报金贼并盗贼文字”，摆铺取代斥堠铺之后，其传递任务与斥堠铺相同，摆铺被废除后，斥堠铺则又承担起所有紧急文字的传递任务。常行文字以及非关金兵、盗贼文字由省铺传送。孝宗隆兴二年，因摆铺再设，对三铺的分工又有了新的规定：“诸军摆铺止许承传尚书省、枢密院、都督府、沿边州军等所遣发军期钱粮要切文字，余闲缓处不许辄入，并依条入斥堠、急、马、步递。”乾道时，摆铺废罢，则将铺兵放遣，一半归军，余半入斥堠铺。摆铺再置时，则“将诸路旧置摆铺之处斥堠铺兵内，拣摘少壮健步谨审铺兵三名，改充摆铺，专一传送军期不入铺要急文字”。后又制黑漆白粉牌和雌黄青字牌，分别作为摆铺由诸处发往行在和由朝廷降付诸处紧急文书的标志，以示与斥堠铺文书的区别。淳熙十三年，又规定：“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
其它传递方式烽燧传递和邮驿传递是使用最为普遍的两种传递方式。除此之外，宋时还出现了一些独特的情报传递方式。
- 信鸽
信鸽具有简便、灵活、快速、准确的特点。在古代通讯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利用鸽子传递信息，要比用马传递信息快很多。
宋时，人们驯养家鸽通信已不是什么稀奇事，“蜀人以事至京师者，以鸽寄书，不旬日皆得达，及买人舶舡浮海，亦以鸽通信”，可见在当时鸽子已是一种非常方便的通讯工具。
我国利用信鸽作军事通信联络正式见于史料的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西夏国王元昊的军队在与北宋交战中,利用鸽子进行军事通讯。根据《宋史·夏国传上》的记载，好水川之战中元昊就是利用鸽子来获知宋军行踪的。“福与怿循好水川西去，未置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遇。怿为先锋，见道旁置数银泥合，封袭谨密，中有动跃声，疑莫敢发，福至发之，乃悬哨家鸽百余，自合中起，盘飞军上。于是夏兵四合……宋师大败”。元昊事先设下埋伏，引宋军入瓮，再用百只信鸽来作为伏兵发起攻击的情报信号，从而一举获胜。鸽子在好水川一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军利用鸽子传递情报的事迹见于《齐东野语》。《齐东野语》记载，南宋时，时任川陕宣抚使的张浚前去视察泾原统制曲端的军队。张浚“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阒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廷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燦，旗帜精明”。曲端平时以鸽子传送信息练兵,战时则用鸽子传送情报调兵,这种方法比用人力传送情报少了许多不确定性。
- 密码
宋朝间谍活动频繁，为了适应情报传递的需要，间谍技术也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宋朝间谍技术最大的突破就是密码的出现和使用。
宋人将密码叫做“字验”。所谓“字验”，即将各种情报用四十字的一首诗中的某些字来表示。具体要求是：所选的诗不得有重复之字，诗中的每一个字依次表示某一种情报，字与情报内容搭配的密码本只由军中主将掌握，每次使用时视所需传递的情报内容在新抄写的这首诗应加符号的字下加上规定的符号即可。对方收到这首诗后，查对密码本就能译出机密情报了。这样，送情报的间谍即使被捕或叛变，只要密码本没有落入敌方，敌人就无法破译出所传递的情报。
“字验”的形式还有另外两种，叫做“名递之法”和“数递之法”。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记载：“彼有惧其递角之泄露也，故立为名递之法。谓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辩对。而文牒之外，全无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递法也。”“彼有惧其往来文牒之易辩也，故立为数递之法。谓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二百石之数。主将、中枢各收一本，以为辩对。而文牒之内，全无一字及其所乞之数，此数递之法也。”这两种方法比之上一种则更加灵活，可以传递更具体的情报。
此外，还有一些常用密码，如“彼有以色为递者，谓以五色而辩其所申之意。以蓝青而书号者，系乞何人，系在何军；以赤朱而书号者，系乞何物，系在何处。彼有以字代替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为一二三四数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远近里数、殿润升池江鄂驻札之代呼。有以衣帝者，谓传一衫至，则一军发，传一袴至，则两军发之类也。”这种密码传递非常巧妙，或以五色为代号；或以天干地支为代号；或以衣服为号，不仅加强了情报的保密性，而且避免了重复，有多种变化。将军队驻扎地及有关水路山险及左右前后的营地都编上代号，大大提高了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反之，如能将敌方的营地和这周边地理环境也编上代号，则能更简便更保密的进行间谍活动。
- 密写
靖康元年，金军围困开封，宋钦宗命令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到兴仁府寻访康王赵构。为了防止密诏被金人截获，便采取了密写这一方法。诏书在曹辅的衣襟上“以矾书为诏，以遗康王”，原因是“矾书帛入水方见”。这样即使曹辅被金人抓获，也无法从他身上搜到任何有用信息。
- 秘语
秘语也称“隐语”，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来而借助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语：“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翠微先生北征录》中,间谍曰跳河者，奸细曰两来者。《书叙指南》中也列举了一些常用的隐语，如“谨察视曰善伺之；探事人曰游侦；探人事曰探刺微密；请伺察曰长耳目；窃听曰屬耳；问消息次第曰问息耗；以形貌访寻曰以物色访之”等。
也有利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绍圣年间，辽使李俨来宋，蔡京负责接待。蔡京故意冷落辽使，使其很长时间都无法参见宋帝。一天，双方在一起饮酒，李俨对杏感慨：“来未花开，如今多幸。”蔡京马上拿梨接道：“去虽叶落，未可轻离。”李俨借助杏的谐音“幸”询问蔡京何时可以面圣，而蔡京则利用梨的谐音“离”告诉李俨还要等待。这种谐音的情报传递不仅可以将信息准确传达给对方，而且还可以防止他人的偷听，落下话柄。
宋朝的情报传递方式灵活多变，这既是间谍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复杂环境下的产物。特别是信鸽、密码、密写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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