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谁也想不到,一位来自八百里秦川的农妇,会因一席话震撼全国。

甚至,因此改变别人的人生。

2001年。

刘小样身穿一件红色呢子外套。

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接受央视节目《半边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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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问她:“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她顿了下。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

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

人人都认为农民,特别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

她就做饭,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务,她就干地里活。

然后她就去逛逛,她就这些,你说做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

我不接受这个。

说这段话时,她泪光泫然,几度哽咽。

这一刻的倾诉,实在等太久了。

过去的三十余年内,她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人生经历,与其他农妇并无二异。

早早地嫁人、生娃、相夫教子。

终日在斗室里洗衣做饭,一遍遍嚼着寡淡温吞的人生。

如此生活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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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看见她的内心。

也没有人愿意拨开生活的表层,触摸她的灵魂。

哪怕她的灵魂,炽热而滚烫。

02

如果把2001年的这场倾诉,当成她的觉醒。

那在觉醒之前,更多的是不甘与挣扎

她出生在陕西省咸阳市兴平村。

初二时被迫辍学。

1991年,她23岁。

认识了隔壁村,一个叫王树生的男人。俩人经媒妁之言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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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媒妁之言,但她是满意的。

她好读书。

王树生的爷爷,曾是私塾先生。

家中祖宅的门楣上,刻着四个大字——“耕读传家”。

嫁到一个读书人家,倒也是一种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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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王树生是个勤快人。

务实忠厚,常年在外连轴忙碌。

很快便攒下一笔钱。

盖了房。

买了彩电。

左邻右舍艳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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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四季,刘小样只需干2个月的农活。

剩下10个月,都赋闲在家。

生活看似还不错。

一方院、三餐足。饱食暖衣。

可没问题,恰恰等于“有问题”。

就像她说的,“一切,太平了。”

平得不对劲,平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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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地方,离娘家仅5公里。

而她,永远在做饭。

“一天三顿,永远在和面、擀面和煮面,唯一能变的只有面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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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垄一望无际,却感觉四面皆墙。

精神层面的赤贫,让她痛苦。

她想要的,是知识,是跃过这个“圈”,绝非困在方寸之地,甘之如饴。

出走之心,开始萌芽。

后来,王树生带她去了一次西安。

钟楼下人头攒动,车马往来不绝。城市的霓虹灯在眸中跳跃,照得她的脸颊滚烫发红。

那感觉,亦真亦幻。

美好。

但也残忍。

她说,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她和世界分隔开来。

从家到西安往返的路费,明明只需要9块钱,但条路看得见,却摸不着。

她失声痛哭,近乎崩溃。

回到家后,出走的欲望越甚。

蠢蠢欲动着,

日日翻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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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种欲望在这片土地上,太不合时宜。

村里的人,都认为农妇就该洗衣做饭。

不能有思想。

更不能有自我意识。

在这种无形的“规矩”之下,她只能深埋那份热切,任由它翻腾。

转而用一种极为隐晦的方式继续抗争——

她抄古诗。

在便利贴上写:“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她看电视。

把《读书时间》和《半边天》当做书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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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书。

学收音机里的普通话。听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

她穿红色的衣服。

因为红色代表鲜活,代表热烈,代表生命力。

每个行为,都在悄然抗争。

就这样。

她小心翼翼地戴着镣铐做梦,维持了很多年。

03

又是一年秋。

落叶满地,萧瑟一片。

她立野眺望,倍感荒凉。心想:人生就该如此了吗?儿女已经上小学了,难道不该追寻些什么?

内心争斗几个回合之后,她终于觉醒。

回到家,照着《半边天》节目的地址,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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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骑了十里地的自行车到县城将信寄出。

这封信,震撼了《半边天》的节目组。

信里,刘小样说:

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

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

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

这里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要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地去遵守这些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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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夏有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秋有青纱帐一般的玉米地……可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它太平了。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不相信这些饱蘸自由意志的文字,出自一个农妇之手。

他们想深挖这个女性背后的故事。

很快,节目组扛着摄像机,找到了刘小样。

刘小样却生出了退意,一逃再逃。

她说:“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异类,在农村,心思不放在家里,整天想入非非,这可不是好女人该干的事。”

没办法。

主持人张越只好在与她同吃住,试图建立信任感。

三天后,采访正式开始。

刘小样与张越面对面交谈,将自己一层层剥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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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张越察觉到了刘小样内心的隐痛。

对此,刘小样却说:

“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

“痛苦只是一种蜕变,生活就是要不停地蜕变,它才能前进,才能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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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往的时候,眼睛里会有光泽。”

“我就怕我失去那些激情,怕我失去那些感动,所以我不停地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坐她对面的张越震撼了。

与她同床共枕十几年的王树生,也震撼了。

他从不知道,原来妻子的灵魂是如此丰盈。

节目录完后,刘小样抱着张越哭了很久。

“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们走了,我就又一个人了。”

是的。

节目组没有到来之前,她是孤独的。

如池中鱼,笼中鸟。

蜷卧在乡村一隅,日日经历思想鏖战。

好在,这样的煎熬并没有一直持续。

04

节目播出后,全国上下为之震惊。

她的话,像是一记猛锤,击中了电视机前的无数个“刘小样”。

她们暗自笃定,要走出大山,到更广袤的天地去。

其中,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孩,被她影响终生。

她在听了刘小样的话后,努力读书,出国留学,在欧洲做了一名纪录片导演。

而刘小样自己,也开始了她的出走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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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帮邻居种田,体验上班的感觉。

2006年,又去县城商业街做售货员。

学做账。

学搭配。

那是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走”。

可,好景不长。

两年之后,商场倒闭。

再之后,她坐上绿皮火车去了贵州。

依旧不顺利。

干了没多久,便折返当地县城,在一个小学当起了生活老师。

期间,她坚持每日读书看报,不停地汲取知识。

两年后,儿女考上了大学。

相夫教子的任务终于完成,她开启第三次“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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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她,前往江苏昆山。

在一家工厂的食堂,找了份厨师的工作。

她虽然跨越山海,去向了远方。

心,却始终没有觅得归处。

工友们不懂她。

她和谁都聊不到一起。孤独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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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

在家人的劝说下,她无奈返乡。

离开前,专程去了趟昆山市立图书馆。

在那里,默默完成告别。

05

三次突围的失败。

把她的不甘,彻底连根剪断。

她终日怨怼,自我怀疑。

为何自己始终平静不下来?

为何自己无法拥抱这片土地?

她怀疑自己病了。

2016年,她到西安一家心理医院看病。

治病期间,婆婆病倒。她回到家,照顾婆婆的衣食起居。

自此,不再蠢蠢欲动。

烧了以前写的文字。

收起了王小波、鲁迅、毕淑敏的书。

像是要扼杀掉那个曾“清醒着做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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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她讨厌村里那些,每天竖着耳朵等待是非的老妪们。

现在,她尝试接受。

从前,她看电影只愿去电影院,她认为那样有仪式感。

现在,她不再“苛刻”。

她开始打麻将。

开始承认自我局限,拥抱脚下那片土地。

并用莫言书里“晚熟的人”来自嘲。

她说:“接受吧。如果我还年轻,早就待不住了。可我老了,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我必须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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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

她踮着脚去够了,够不到。

“内心的充盈”与“生活的贫瘠”两者之间的对冲,给她带去太多痛苦。

她只能极力稀释,让一切如昨,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

劳碌半生,几经辗转。

如今看来,似是大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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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终究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上。

安分守己,按部就班。

06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

那只与无性、无智、无趣为敌,跨过沉沦的一切向平庸开战的猪,在叛逃之后,长出了锋利的獠牙。

莱辛笔下的家庭主妇凯特·布朗,在出走之后,又折返了家庭。

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刘小样。

格子间的女孩。

厨房里的母亲…..

她们出走之后的结果,无非以上两种。

但绝大多数,属于后者。

这群人心中都住着一座巴别塔。

囿于现实,无法完全漠视生活的设置。这才是“刘小样们”的集体困境。

回到刘小样本身。

没能走出关中平原,就等于被现实放倒了吗?

答案绝不是肯定的。

2019年。

刘小样的婆婆离世。

从那时起,她开始种花。

在前院和后院,种满了雏菊、月季、郁金香、鸡冠花......

朵朵娇艳。

雨摧不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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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庭院,是她的理想国。

在那里,她不被形塑,不怕桎梏。悄悄叛逆,自由生长。

2021年,她接受采访。

有人问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是悲剧吗。

她淡然回答。

算悲壮吧。

毕竟,悲壮这词,本身就有美在里头呢。

是的。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

三次突围,三次受阻。

刘小样的出走,还在继续。

庭院里的那一抹红,也不会荼靡。

它会一直对抗干瘪与枯槁,荒芜与庸常。

会一直灿烂地开,向远方开。千里奔袭,直至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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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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