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现存文献记载看，岭南鬼门关之称谓，大体历经“桂门关”——“鬼门关”——“老鼠关”——“魁星关”——“天门关”等沿革。汉人中原正统观、唐宋贬官文化、岭南科举及道教文化的此消彼长，皆是时人命名关口的社会内因。其中，鬼门之说，显属恶名。解读以上不同性质的称谓，既可资于得见岭南往史；传至今日，又有助于定位玉林区域文化之特色。关键词：岭南；鬼门关；地名学；文化学；玉林市
前言
岭南鬼门关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北流县西，曾是通往钦州、合浦、海南、越南之干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段，至圭江登岸后，即经此关入南流江，再抵合浦出海。今日泛珠三角、泛北部湾经济圈或广西“沿海一极”之发展格局，亦犹赖此关之周转输渡。
但是，鬼门关之地名称谓，因时屡有更变。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大体历经“桂门关”——“鬼门关”——“魁星关”——“天门关等沿革”。“鬼门关”之称，只是一个历史概念，非一以贯之。此外，汉唐以前，更有土著居民壮族之命名，但因无文字流传，后至湮没，惜之不可考！总之，诸多称谓此消彼长，皆是不同社群之时代观念使然！
《庄子》云：“名者，实之宾也。”《墨子》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有文实也,而后谓之；无文实也,则无谓也。”命名是古人独特的言说方式,名实相符,它集中体现了说者的立场、态度和心智。另外,晋人鲁胜《墨辩注·叙》说：“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命名更是中国传统“正名”观的合法遗传。古今命名鬼门关,因所资不同,立意有别,故称谓迥异。
所以,勾勒出岭南鬼门关的称谓流变史,从文化学角度探讨诸名称的建构成型和流传之迹；明了在此一进程中,指涉对象在外延、内涵上的开合之变；逐一权衡相关概念“所指”与“能指”之间的离合关系；日渐厘析出叠加诸多话语之上的价值取向及其所要传载的社会文化意蕴,等等,借管窥豹,这都是得见岭南往史真貌的有益尝试。
近世“壮学先驱”、广西容县籍学者徐松石（1899～1999年）摒弃汉人中原正统观,力复两粤古史,撰成《粤江流域人民史》,其最主要的一种方法“乃从地理而推测历史,用地名以证实古代的居民”的“地名研究考证法”。今日沿袭徐先生地名学之思路,略作发,微考析徐先生故里山川人文之变迁,亦期于补其所缺,慰藉斯人,光表“徐学”。
“桂门关”与中原南征后的“南蛮史”
唐代以前,中国重心所在,皆望中原。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区域,历为征战予夺之地。中原王权更迭之际,江南以下,自成国度,仅仅是北方政治集团演绎权力之余绪,无撼于江北大局。历代君王“振长策”从容举目南邦,其意实在于赚取远绥夷人之美誉。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力倡“关中本位”说,虽主于李唐一朝,但实际上已切透了自三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性总情结——殷商以降,屡以关中为据地,衍生出一部独特的“本位建构史”。受其影响,以中原为正统的文化观念潜滋劲长“中华文明一源说”迎风而至。故此,在时人眼中长江以南皆在文明视域之外,且因发育有限,完全缺失迈进“轴心时代”（Axial Age）之能力与生机,与北方不可作同日语。孟浩然（689～740年）《送王昌龄之岭南》云：“土毛无缟,乡味有槎头。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显是“汉人优等论”。
岭南地接天涯水角,远在江南之南,与中原政权及其文化结构的隔膜性尤其浓重。一是遭逢时会,常常解脱羁縻,率意而动,屡曲王愿。西汉时期赵佗先后自称“南越武王”、“南越武帝”,即是明例。一是守望乡土,执意兴教成俗,“敝帚自珍”不为汉化。高适（701～765年）《饯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岭南》诗曰：“彼邦本倔强,习俗多骄矜。翠羽干平法,黄金挠直绳。若将除害马,慎勿信苍蝇。魑魅宁无患,忠贞适有凭。”顽习不迁,尽现笔端。总之,此种隔膜性的格局之下南北之系‚既薄弱不堪，又牵强难固；南北殊梦,实属常例。双边少有谋面之缘，彼此多赖风谣相闻相讥,神怪不经之说,竞相渲染。而交通南北,多数乃不得已而为之者。
就北人度关南下两粤言之，其一就是南征之举。兵戈最著者，先有秦皇大军平定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继之，西汉武帝又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人，征集“楼船十万人”水陆并进，“下江，咸会番禺”；后见东汉光武帝“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平息“二征之乱”。“古征西瓯，必由合浦；趋交趾，亦必经“桂门关”。今查检史册记载，无一处有“鬼门关”之行文。其二就是商旅活动。晋代富商石崇（249～300年）之商队，一度不绝于途。南来北往，取道“绿珠渡”虽瘴疠相伴，染者尽毙；盗剧时起，死无定日，亦无一人言及“鬼门”之怪异。
总之，唐代以前，岭南奇关，仅仅因其地势之险，关联军事、商贸，故常以单纯的地理概念进入北人视野。其中“桂门关”——入桂地之关口、门户——见诸时政册文居多；而南下文人，也还未曾以此关口寄兴缱思、抒怀托志。“鬼门关”之说，未所闻也！宋人阮阅《桂门关》诗云：“恶名辨正可无疑，已有金华学士题。寄语往来荆广客，鬼门关在郁林西。”可知到了宋代“桂门关”与后起的“鬼门关”已发展成为学界公案。其中，婺州金华人王象之，在嘉定、绍定年间（1208～1234年）修撰《舆地纪胜》，仍力辟讹说，遵从古意，称其“本桂门关，讹称鬼门关。”但是“鬼门“之说已成气候势难挽回；直至洪武（1368～1399年）初年，方肯承认其为“误称”，并改名“桂门关”终为此百年公案做一总结。
唐世以后，中国重心南迁，北方政治文化势力渗透强劲，岭南原生态的政治文化结构遂趋于解构。甚者，掌控话语权的汉族文人集团，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通过改写岭南往史来完善帝国“大历史观”概以文章笺注之学取缔南人口耳相传的传统记史范式。于是，流布后世的岭南史，其实就是“中原汉人版”的另类史——汉族政权南征下的“南蛮史”，而原本缺少文字记载支持的岭南古史，只能流落成今日学界开展“口述史”研究的可怜由头！岭南奇关之命运，亦在所难免。
“鬼门关”———贬官文化的一个符号
唐宋时期，政府流贬官员南下两粤已成惯例。沈佺期（656～714年）、杨炎（727～781年）、李德裕（787～850年）、苏轼（1037～1101年）、黄庭坚（1045～1105年）、李纲（1083～1140年）、赵鼎（1085～1147年）……前后继起，比比皆是。这些名人南下过关之后，前所见不是毒瘴就是野蛮人，已与中原文化、礼乐之邦远隔千里；而他们个人的政治抱负、生命激情在过关之后也同样进入了一个暗淡无光、了无生气的境地。宋人刘敞（1019～1068年）《送人之岭南》云：“君去炎方远，行行万里余。渐惊南瘴酷，益见北人疏。山谷藏雄虺，溪潭养鳄鱼。秋风雁不到，何处俟归书。”渐南渐远，南流之谪实与作别生期无异。
所以，这些贬官日积月累的流落心态，这批南下士大夫日重一日的凄怨之情，这些“文明人”无以复加的羞愧与恐慌，达及山川物象，发乎文章，就将岭南这一片由“野蛮人”居住的“鬼”地方‚经由“桂门关”一声之转，集中浓缩在“鬼门关”这三个字内，得到了最快意的宣泄！独特的“贬官文化”滋育出新的时代概念和话语！鬼怪化的“桂门关”其实就是唐宋“南流史”的象征符号！元稹（779～831年）《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并序》云：“瘴江乘早度，毒草莫亲芟。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咸。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
。冰莹怀贪水，霜清顾痛岩。珠玑当尽掷，薏苡能谗。”用心良苦实已为流南士人开出了一剂“驱鬼奇方”。
此中，唐代诗人沈俭期、权臣杨炎因其文学和政治影响力，南流入桂，首开“鬼门”端绪。沈氏《入鬼门关》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杨氏《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云：“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二人仕运、心境相侔，诗章前后继起，围绕所托取譬之物——鬼门关，迭唱盘旋，愈见精韵。两诗一出‚北方士子竞相转引，流布中原，并成功渗入基层，辗转凝炼成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自此“鬼门关”这一经由北方失意士人造就的恶称，逐渐取代“桂门关”既涵盖了岭南关口的“所指”，又升级成为中国古代“南流史”上的标识物。
再次，杜佑（735～812年）《通典》沿用之讹称始窜入典章沿革。五代刘（887～946年）《旧唐书》详载之。更将恶名刊诸正史。北宋时期，乐史（930～1007年）《太平寰宇记》又收其入地理志书，曾公亮（999～1078年）《武经总要》，亦录其名入兵书。“鬼门”之说，风行天下，无处无之！
值得提及的是，近年颇多学人常引入“贬官文化”研治岭南史，成果较多，无庸赘引。但是将开发岭南、拓展边疆之功，全系于贬官,这无疑仍然是先入为主、不见土著民众的“汉人史观”作怪的产物。苏轼南窜之日，举凡亲友故旧，避之犹恐不及；入南后，广西察访使董必“媚时宰欲遣人害之”，而属官彭子民多方庇护，率土人以礼相待，驱寒问暖。比及海南，苏氏心境顿成开明，豪迈之气，更上层楼。此中转折之枢机，皆莫过于土著文化之疗效。黄庭坚谪宜州“士大夫削轨扫迹，惟俞若著为经理舍馆，敬礼不怠，又遣二子执诸生礼相从。”赵鼎“忤秦桧，徙吉阳军，三年门生故吏无通问者。张宗元在靖江，常遣兵校渡海持书往视，馈米醪药石相继。”既然如此，今日研究“南流史”的思路为何不颠倒过来，去探究岭南文化的历史功能呢？为何不透过“鬼门”去审读诸多过客“作怪“的心态和受传染的“文化病”呢？后至元三年（1337年）广西廉访副使伯笃鲁丁（另译别多喇卜丹）《过鬼门关》云：“雷阳任满郁林还，过了千山及万山。但愿人心平似水，不须惆怅鬼门关！”去了心病，何鬼之有！其诗格之高，实出众多谪官之上。
“魁星关”与岭南科举文化的发展
及于元朝，沿袭继往，在“鬼门关”之外，又新生“老鼠关”之类的戏谑。元代台州人陈孚（1240～1313年）《老鼠关》诗云：“春风又送使旌还，笑掬清波洗瘴颜。从此定知身不死，生前先过鬼门关。”老鼠过关，千夫所指！较之生入“鬼门”更多活罪！不过，此戏称来去匆匆，未成气候，消了进一步恶化“桂门关”的前景。估测这一变化，实与蒙古铁蹄踏尽河山相关。一时间，游牧民族大举南征，农耕不竟，汉族士人视线皆引望漠北，南端口舌之争、文野之较、汉蛮之别，已是无足轻重。
另外，得此契机‚历经科举制度的完善和中原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自唐以来，另一潜流至此破茧而出——唐宋科举文化有效地向岭南渗透，使得岭南书院继起，衣冠遮道，士人群体日趋壮大，南北文化交往的单向被动范式开始转向为双边互动范式，南北文化格局凸现变机，岭南话语权势日重一日。
尤其是唐宋以来，大批岭南士人离乡北上赴考、任职，路过关口，为回避“过鬼门”之恶兆，于是，一种希图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大展鸿图和与北人争胜的理念，日积月累，及至元代终成践约。至正七年（1347年）伊
（别译为月鲁或永隆）以中奉大夫任广西道肃政廉访使，时与世会，经由其手，顺应士风，改名“魁星关”。
《星学大成》曰：“魁星有三，惟正魁颇验。若人行年星，限遇之，必占甲科；身命临之，进取必魁多士。”又曰：“巨蟹宫文华星，又名天魁星，主及第……文臣官列至朝参，武显边疆郎将位。”虽则元人主政，不事科举，但是，制度层面上的废止，并不能终结南人进取功名的热忱和科举文化渗入岭南基层的事实。例如关口附近“嶙峋挺拔而奉为学宫正神”者，受其影响，为奖掖后学，劝勉斯文，亦更名“魁星岭”。
所以，元代出现“魁星关”之称，实质就是在科举文化的强劲冲刷下，两粤地方壮大的精英群体，言动政府、言说自我的一次总表演；亦是岭南士人希图借助修正地名，自觉地“以我手写我乡”、转移基层话语权的一次努力。不过，此种努力毕竟不能摆脱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毕竟还未能续接上早已失落的民族本色命名，而只能依旧在汉族话语体系中“自说自话”。迄于洪武初年，霎时又由新政府复其原名“桂门关”。
由鬼域到仙境：“天门关”的道教文化情结
明初以降，世风丕变。追求个性、向慕实学，蔚然成风。士人率性而为，投身自然，游览成癖；寻幽探险，饱揽山水人文景观，皆是明代文人之嗜。所以，岭南所拥有的南天奇景，作为多元文化之载体，恰好为寻求别有洞天之辈提供了去处。加之，两粤历经多年开发，社会文化大有改观非同往日；朝廷贬谪官员，更另寻北疆，故北人南下，心绪渐宽，不再以“鬼域”相劝。明人朱琳《出鬼门关》云：“北流仍在望，喜出鬼门关。自幸身无恙，从教翼已斑。昔人多不返，今我独生还。”虽则沿袭旧名酬唱和诗，但今昔比较，空造诗兴，大失意境，无怪多为后人讥讽。例如周用（1476～1547年）《经天门关，关在郁林州境，旧名鬼门关，庚辰四月二十三日》云：“驱马欲何适，迢迢度天门。百鬼已窜死，万灵皆骏奔。先王昔赐履，后天宜退坤。强颜作险语，清露濯炎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吴元美《勾漏山宝圭洞天十洞记并序》云：“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门关内，一郡而得三焉：南都峤、北白石、西勾漏。”玉林蕞尔之地，已拥有道教三十六洞天的3／36密度可观！自晋代葛洪（283～363年）为“勾漏令”的传说流布以来，宗教文化代代相承。而“桂门关”恰逢其间，周通三洞，堪称达及洞天之门径。于是，宣德年（1426～1436年）时人更其名曰“天门关”，亦时势使然！山因关贵，连袂之脉“鬼门山”亦更曰“天门山”。此山至今仍存摩崖旧刻一面，高五六米竖行阴刻“天门关”三字笔力雄健总高150厘米，每字高44厘米，宽33厘米；旁有小诗，曰：“行行万里度天关，天涯遥看海上山。翦棘摩崖寻旧刻，依然便拟北流还。”仙风道骨之趣，已与往昔鬼怪离奇之说殊异！
南宋绍兴二○年（1150年）吴元美“以忤秦桧除名‚容州编管”。其《独秀岩记》认为，南下诸公多“以迁谪之故，日怀惴惴，惮于来远”，难成游兴；然而，自己“写兴而不已”——“远投鬼门关，遍历仙世界。岂敢问丹砂，庶欲销罢碍。”可见，明代以前能以贬官之身，与鬼神为戏，实属不易！但是，明代之风已见大变。
就明人送客岭南诗来看，黄镐（1420～1488年）《郁林即事》云：“郁林城抱大容山，水色山光指顾间。云起幽岩勾漏洞，马经险道鬼门关。空舟郡守名犹在，跨鹤仙人去不还。石柱烟消烽火息，伏波威望压诸蛮。”郑善夫（1485～1523年）《送人之岭南》云：“蛮江春色接瑶京江，岸桃花流水声。他日双凫来谒帝，蓬莱宫畔笑相迎。潮州东门鳄徙溪，行路萧萧猿
啼。可耐曩时勾漏，云车更度郁林西。”寻访仙踪，幽探古迹，皆见乐在其中。
后来，胡应麟（1551～1602年）对岭南的评价最为繁富。其《送林贞耀藩参之岭南》曰：“大荒极东南，山川莽回互。四百罗浮峰，参差矗云雾。关河信纡郁，人文亦横骛。
连城壁，吹嘘竞相慕。兴言适远塞，甘棠夹广路。猗与振大雅，始兴并风度。落帆炎海陬，舍筏曹溪渡。勾漏饶丹砂，行歌白日暮。绝域宁久淹，金茎湛仙露。万仞飞云巅，帝阍会平步。”《送吴广文之岭南》云：“寂寞青毡地，何当事远游？问人还剑浦，寻雪上罗浮。海岸飞花尽，蛮天落木愁。粤台时眺览，万里见高秋。”《送迁客之岭南》曰：“梅花醉折罗浮顶，桂树闲吟庾岭头。为问蓬莱朝上帝，如何砥柱在中流。”《送王遵考使君之岭南》云：“南州桂树传新赋，东阁梅花问旧盟。铜柱乱云行处合，金门残月望回明。”所以，南疆任官，远游边陲，堪为人生揽胜、尽性、达意、畅志、作文之快事。
而大旅行家徐霞客（1586～1641年）游观桂景，作日记说：“北流之东十里，为勾漏洞；北流之西十里，为鬼门关。二石山分支耸秀，东西对列，虽一为洞天，一为鬼窟，然而若排衙拥戟‚以卫县城者，二山实相伯仲也……鬼门关……颠崖邃谷，两峰相对，路经其中……粤西关隘所首称者。”好事之徒将其强作分别，然而就形胜言之，实为一体。甚者，西部之关，更见佳境。又说：“……乃东者名仙区，西者称鬼域，何耶？余初是横林北望，心异仙境，及抵北流，而后知其为鬼门，悔不能行其中，一破仙、鬼之关也。”心怀奇关，反诘恶名，犹自以错肩而终失颠覆仙、鬼之别为憾！
入清后，承平日久，南疆发展迅猛，岭南文化几与中原比肩。徐善（1634～1693年）《送曾青藜之岭南》云：“二禺高咏多名彦，五管灵踪半列仙。倘遇罗浮倦游客，倡酬应满铁桥边。”故“鬼门”之讹，受明清宗教之洗刷，渐趋平息。
玉林特色文化——犹自翻唱“鬼门”曲？
市场经济促动现代民众以富贵为终极目标，故今人突发奇想，要更其名曰“贵人关”。“玉容”一级公路上的“贵人关”收费站，即因此而来。作为当下时代和社会观念的合理反映，无足怪焉！但是，其命运如何，关键还在于支撑这一观念的知识背景是否醇厚久远，否则，昙花一现，亦未可知！
另外，最近玉林地方精英士众，在寻求玉林特色文化时，要以“鬼门关文化”为其品牌；2006年第三届“玉博会”前夕，玉林市在南宁举办大型书法、绘画、篆刻展览，亦以“鬼门大风”为主题……而自从北流籍作家林白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问世之后，因其“出生在鬼门关的女孩，与生俱来就有许多关于鬼的奇思异想……”一语的文化意蕴，更激活了新世纪青年诗人的狂想——他们在关口举办“夜拍鬼门”诗会，要让“鬼门关文化”赋予时代精神。诸多新象，皆见鬼火重燃，是否真应了陶东风先生的那句话——“中国文学已进入装神弄鬼的时代！”
从其称谓流变史中，可以看出“鬼门关”是唐宋时期北方汉人对岭南落后民族文化的一个既缺少温情暖意，又缺少尊重和平等的恶名、骂名。如果今人以此定位玉林文化，岂不又掉进了自认其陋、自堕其性、自承其鄙的陷阱！往者往矣，不必苛求古人。然则，后生可畏，反到犹不及于前辈的心智？何其悲哉！再说，如果一定要援引关名来定位玉林文化的话，又为何不选用“桂门关”这一历史最为悠久的古称呢？又为何不珍惜“魁星关”这一傲然正气的雅称呢？又为何不细味“天门关”这一让人神思往返的仙称呢？2005年，一个地域性极强的“天门关作家群”概念早已为学界引用，为何又视而不见？总之，开拓文化产业，重塑文化形象，增进效应，皆不可“反文化”而行之！
最后，古代中国四野之地均见“鬼门”。例如，《明一统志》载：“鬼门关在（夔州）府城东北三十里。”此即西部“鬼门”之一。《甘肃通志》载：“静宁州东南一百五十里皆陇山也。自陇州至清水县，绵亘而来。县居山之阴，今东暨华亭，其间有鬼门关……”此为“北鬼门”之一。令人惊奇的是，惟独中原古地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一个“鬼门关”！这其中的道理，不外就是中原汉人的正统观念成型之后，华夷对立之情感“以华变夷”之策略，皆见诸事实。所以，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闽浙一带为“东夷”，巴蜀是“西戎”，阴山南北号“北狄”，连同这岭南之“南蛮”，皆是不适合“文明人”立足的“鬼”地方！
总之，透过地名称谓之变，依其负载的多元意蕴，解读其褒贬、正反、庄谐之义，以意逆志，时代观念、社会文化、人类历史……诸多具象皆可一一反溯。以史为鉴，然哉！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罗舒平
校对：郭会敏
责编：张纯瑜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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