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杨朔的散文《荔枝蜜》，文章不太长，可大都记不住了，倒是文中引用的一句诗，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惠州荔枝
这首诗出自北宋苏轼《惠州一绝》，全诗一共四句，前面两句是：“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罗浮山，是广东惠州的一座名山，奇峰林立，风景秀丽。当年苏轼在这里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名句，使得罗浮山的名声更为世人所熟知，几乎成了惠州的代名词。
惠州罗浮山
那么，苏轼因何到了惠州，惠州又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让他发出“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呢？
苏轼因何到了惠州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巨擘，诗文相当了得。同时官也做得很大，曾通判杭州，又知密、徐、湖三州，还是朝中重臣，长期身处权力核心，但他“劲直敢言”，屡屡上书神宗皇帝，论新法不便，为新党所不容，故多次遭贬，辗转流离，还受诬入狱，几被处死。
苏轼雕像
宋绍圣元年（1094）六月，作为元佑党领袖的苏轼被新党打压，再次被贬惠州，“责受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所任的宁远军节度副使，是散官，即虚职，又被中央明令不得签署公事，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力可言。
所谓的“安置”，是宋朝时期对高位官员的一种惩罚手段，受罚者一般不会被逐出官场，而是安排到一个偏远地区任虚职，是一种变相的流放。
安置苏轼的惠州，属岭南。在当时，岭南乃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气候迥于北方，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雄视千古的大文豪苏东坡
岭南作为惩治罪臣的流放地，其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明确记载：“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是说犯罪的官员要么被发配到北边修长城，要么被流放到“南越地”，即岭南。
岭南不仅在地理上属于宋代辖境的最外围，是安置罪臣最边远、最险恶的处所，而且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南迁岭表无异于到了天涯海角。所以，流放岭南一直被认为是除了死刑之外最严厉的惩罚，是谪官人生中最阴暗晦涩的一页。
的确是这样的，路途艰险、语言不通、水土不服、习惯各异，再加上经济落后、生计艰难，这一切都使初来此地的人们感到强烈的不适和排斥，求生不能，欲死不得。
惠州东坡祠门前的苏轼像
但是，谪居惠州的苏轼在与朋友陈季常的通信中却说：“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是说惠州山清水秀，饮食丰美，民风淳朴，当地人对他十分友好和尊重。
这又是为什么呢？
惠州的风土人情到底如何毋庸置疑，宋朝时期的惠州，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经济、文化、环境方面都比较落后，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此地不仅山高皇帝远，而且属于穷山恶水，不适宜人类居住。
可苏轼不这样认为，他在《和陶时运四首·其三》写道：“我视此邦，如洙如沂。”洙水出泰山，沂水出沂源，意指惠州为邹鲁之邦、孔孟之乡。
在苏轼看来，惠州之美，既在大美生态，也在厚重人文。
惠州西湖边的苏轼与朝云雕像
刚踏上惠州的土地，苏轼便写了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表达初来乍到的感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轼初到惠州的第一印象，不仅仅是“岭南万户皆春色”，更是当地的人情世态。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惠州海纳百川、善待来者的开放心态，感受到了惠州百姓的可亲、可爱、温暖和真情。杖履所及，鸡犬相识，一下子就让远谪蛮荒的他有了归属感。
苏轼食荔枝雕像
他在诗中甚至借苏武陷漠北、管宁栖辽海这两个典故，抒发了他想在惠州为家终老的感情。
“鸡犬识新丰”，也是一个著名的典故，出自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说刘邦做了皇帝，定都长安，其父刘太公身为太上皇，虽享受荣华富贵，却因思念故里，时常闷闷不乐。
于是，刘邦就在国都长安附近的秦国故地骊邑（今西安市临潼区），仿照家乡沛郡丰邑（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街巷布局，为太上皇刘太公重筑新城，并将故乡丰邑的乡亲故友迁居于此，太上皇这才高兴起来。
传说新丰城建造得与刘邦家乡丰县一模一样，丰县百姓迁至新居，连鸡犬都能找到各自的门户，此所谓“鸡犬识新丰”，比喻在他处仍能如在故乡般熟悉与愉快。
惠州东坡祠
确实如此，惠州人对苏轼这样的外来者，始终抱有一种相融接纳的心态和相互尊重的愿望，这种大度宽容也表现为热心仗义、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
苏轼寓居惠州几年中，尽管穷乡僻壤的生活比较艰苦，但经常得到当地许多人的热心帮助，上至政府各级官员，如太守詹范、方子容，县令林抃，推官黄焘，下至普通的邻居村民，如道人邓守安、何宗一，僧人昙颖，嘉祐寺邻居林婆婆，白鹤峰邻居翟秀才、林行婆，江北荔园老翁，都是苏轼当时的好友。当地人热情好客、友善待人的人文风尚，给苏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苏轼在《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其一》中这样写道：“环洲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限景，寓我有限年。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惠州西湖
这幅桃花源式的民俗风情画，就是苏轼对当时惠州淳朴民风的评价，也是对惠州文化包容性的由衷赞美。
惠州人为什么至今仍在感念苏东坡从惠州人的包容文化中，苏轼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书七十一首之十三》）。
又云：“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与孙志康二首·其二》），甚至“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
这不能仅仅看作他在逆境中的无奈和自我宽慰，也可以理解为他获得认同和尊重后而激发的积极态度。
东坡劝农雕像
事实也正是这样，苏轼一来到惠州以后，便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铭记爱民之心，常怀惠民之情。
谪居惠州短短几年，他以自身不朽的事功和皇皇著述，不仅照亮自己人生中这段黯淡的岁月，也造福于一方黎民百姓。
不过，此时的苏轼，与在杭州等地任职时境况大不相同。那时苏轼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拥有实质权力，还得到主持朝政的太后的赏识和重用，可以直接获得朝廷财政支持，想要做点事情，还是比较容易的。
惠州西湖
而此时，他无官无职，赋闲度日，条件和能力都很有限，但他还是非常热心，利用自己的名望、威信，通过建议、倡导、募捐等方式，把对民生的关怀落实为一桩桩具体的工程。
比如修建水磨，请建军营，掩埋骸骨，施医散药，推广插秧之法，普及插秧船的使用，改善税项，减轻百姓负担……
还有就是对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尤为值得一提。
惠州有一湖泊，北宋林俛《惠州丰湖序》云：“苇藕蒲鱼之利，施于民者丰矣，故谓之丰湖”。由于苏轼偏爱“西湖”，“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秦观《东坡守杭》），“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杨万里《西湖长》），惠州人便把丰湖改名为“西湖”。
惠州西湖
为了沟通西湖两岸交通，浚疏水利，苏轼向主政官员提出了“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在施工过程中，他不仅劳心劳力、四处呼号奔走，而且积极参与其中，甚至慷慨解囊。由于手头拮据，无钱可捐，便将皇帝赏赐的犀带捐赠出来。还写信动员远在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的弟弟为惠州捐钱“助施”。
工程竣工之日，“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两桥诗·西新桥》）。
苏东坡在惠州生活了短短的两年又七个月，不仅与惠州人民结下深厚友情，还留下了大量诗文，为惠州山山水水增辉，也使当地人情风物得到了真实生动的展现，赢得了人们真诚的爱戴和永久的怀念。
惠州西湖“苏堤玩月"
据统计，苏轼在寓惠期间，共留下诗187首、词18首、各类散文129篇、书信233篇， 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
“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这句诗，道出了苏东坡对惠州这座城市的深远影响。
《惠州府志·卷十》亦称苏轼寓惠“首末四年，泊然无所无蒂芥，邦人欢仰之。”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美丽的惠州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至今日，惠州早已不再是当年的“荒蛮之地” “瘴乡疠海”，而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重要地区和国内一流城市，成为当前广东，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方热土。
有一种幸福叫过年在惠州，有一种风景叫文明在惠州，有一种美好叫生活在惠州，有一种希望叫创业在惠州。今天到惠州来的人们，依然能够从苏轼伟岸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中不断汲取思想能量，开阔眼界和心界，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进取精神，共同创建惠州美好的明天。#惠民之州幸福之城#（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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