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四四年，亚历山大的随军地理学家尼尔库斯，第一次在想象的地球上划出了一条纬线。公元前三世纪，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馆长埃拉托斯特尼，绘制了一张有七条经线和六条纬线的世界地图。公元一二〇年，克罗狄斯·托勒密提出在地图上绘制经纬度线网的概念，并将之付诸实践。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这样两条创造出来的线，人可以定位地球上的任何位置。更有意味的是，如此创造的东西一旦出现，人就能够用来开阔地思考问题，比如现在要谈到的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书中附有一张“北纬四十度”手绘图（上图），沿着这条线出现的地名，有襄平、平冈、燕山、幽州、土木、平城、雁门关、呼和浩特、包头、阴山山脉、高阙塞、贺兰山、祁连山脉等等。与这条线相伴的另外一道风景，则是燕长城、赵长城和明长城。熟悉点儿中国文学和历史的人，从这些地名就隐约能闻到些烽烟的味道。风化在文字里的那些塞外的风景，豪迈的期许，悲怆的感叹，隐忍的思念，以及与此相关的著名战争，或多或少，都与上面的地名有分扯不开的关系。那些长条或环状，锯齿一样分布在此线两侧的长城，更不用说，本身就昭示着战争的攻守之势。
这真是一条奇特的分割线。线的北部，纬度越来越高，气候越来越寒冷，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线的南部，纬度逐渐降低，慢慢过渡到平原，气候更为宜人，生存压力相对较小。北纬四十度附近的地带，是贫瘠与丰饶的交织区，那些水草肥美的地方，不免会引得游牧民族觊觎，居于南边的民族当然要想方设法阻挡。长城修筑，人喊马嘶，残酷的战争成了常态。
毋庸讳言，北纬四十度线，就是这样一条民族战争线，《北纬四十度》也难免是一部关于民族战争的书。全书十一篇，自战国到有清，大半与战争有关。无论是刘邦身经的“白登之围”，李广、卫青、霍去病的纵横叱咤，西东晋的边疆乱局，还是唐玄宗养虎为患的“安史之乱”，明英宗几乎咎由自取的“土木之变”，都是结结实实的残酷战争。即便看起来稍显温和的篇目，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王昭君出塞和亲，以及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宋辽结下“澶渊之盟”，也无不与战争密切相关。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北纬四十度北边的主人从匈奴换成了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人……定居的汉民族就像一个小学生，凭借着长城不断迎接各种凶险而重复性的考试。他们能得满分的时候很少，越到后来维持及格就显得越发困难”。
凝视对方过久，对方也将回以凝视。在北纬四十度线频繁争战的双方，都不得不专注地凝视对方，寻找对方的漏洞，发现对方的优点，交流与融合在自觉不自觉间发生了。大概因为历史著作大多是南边的民族书写的，也可能因为生于南边的民族自然环境优越，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文明问题，因而创造了同历史时期更出色的文化和制度，所以乍看起来，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北边民族向南边民族的单向靠拢——更主动，当然也更凶猛：“骑马冲过来的人发现，他们以前完全不明白的东西竟然那么新鲜有趣，他们开始尝试把自己变成对方，并开始保护他们先前不懂的事物。因为他们发现，在他们更北方那些蠢蠢欲动的兄弟们，跟他们有着相同的热望，区别只是比他们更凶险也更加不懂。”
看起来也果然像是这样。不用说出身匈奴的刘渊建立政权之后仍然宗汉，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后还要改（汉）姓易（汉）服，这是显而易见对南边民族的学习和认同。即便是“白登之围”后的和亲政策，不也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更文明的解决方案？即便是签订了让南边民族屈辱的澶渊之盟，辽国从皇上到群臣不都改成了汉族装束，不也有契丹粉丝在苏辙出使时打听苏轼的情况？“潜台词相当明确：我是打不过你，但我比你有文化。”
没人能造出只有一头的棍子，交流也从来都不会是单向的，以上的情形有具体的事实，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南边民族傲慢的无知或偏狭的自信。实际是，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南边民族对北边民族的学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盛唐之世首都里的胡乐胡语，苏辙出使路上看到汉民百姓改穿契丹民族服装，正是这一交流方向的真实体现。即便战胜之后的劫掠与抢夺，“客观上却是早期文明交流最经典的方式之一——那些或多或少、水滴石穿的人员、器物与技能的流动与接受，必将改变一些事物”。书中这段话虽是说南边对北边的改变，观看方向一转，情势其实是相似的。
不宁唯是，在北纬四十度线两边，南边民族和北边民族自身也在交流融合。从南边来说，在战争或发展的压力下，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不停地南扩，中原文化与更南边的文化碰撞后激发出更复杂的思想形态。从北边来说，虽然记载没有前者那么繁密，但根据史料可以推测，“在其彼此的文明演进过程中，他们的互相渗透与交融从未中断，一直默默进行着”。就在这样多方面的交流融合中，最终，不断变换名称的北边民族与王朝更替的南边民族融合在一起了。
这样看，北纬四十度线，也是一条民族交流融合线，《北纬四十度》也就是一部关于民族融合的书。始终是这样，从某个方向看，战争是日常的例外状态，是长长融合过程中的插曲或中断，带来的是杀戮和流离失所。换个方向看，战争是这个漫长融合期的一部分，以排山倒海的能量加速或阻碍了这一过程，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催生了繁荣。蹲踞在这条横贯线上的是门神雅努斯，没有人能够只留下它的一面而切除另一面，它总是一边朝向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一边也朝向生意盎然和生机勃勃。
不只这条横贯线，《北纬四十度》本身也有着自己的雅努斯面孔。一面，这书要叙述准确的历史事实，避免出现资料性的失误；一面，这书也要盛放进文学的想象和心思，以期与每一个具体的人觌面相见。一面，这书探讨每场战争背后的决策过程，具体分析每一个决断者的是非曲直；一面，这书也推衍战争对此后世界的影响，把历史事件放进更大的坐标中衡量得失。一面，这书要为守护这条线的将士立传，写下他们的不朽功业；一面，这书也追索将士们背后的深曲心事，看取他们的鲁莽或审慎……雅努斯是历史的必然面相，而历史的事实正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公元1690年的乌兰布统之战，双方动用了火炮、滑膛枪等热兵器，“以此为标志，北方游牧民族永久性地告别了它们引以为豪的骑射优势”，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北纬四十度线上的战争：“在崭新的长射程、精确性与无情的速度面前，悠久漫长而剽悍坦率的旧世界，终于在乌兰布统结束了它的征战大戏，那些伟大的古典武士失掉了他们的舞台。”那时候的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伴随着旧世界的结束，此前居功至伟的伟大长城，将会在未来遭到不由分说的质疑。这时，蹲踞在北纬四十度线上的旧雅努斯，面孔似乎已然合二为一，神情复杂地注视着烽烟里的往事。
从1690年再前行将近五十年，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发明了第一台准确测量经度的仪器，借助越来越先进的交通工具，人们可以在现实中沿经度线准确驶向北纬四十度上的任何一个点，对属于中国传统的北纬四十度线来说，“新世界将从海上、天空以及四面八方降临，变得更加文明也更加险恶而且深不可测”。那么，让我们再次打开书中的那张手绘图，把北纬四十度线在想象中延伸下去，我们将陆续看到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马德里、纽约、华盛顿……辽阔的海洋上汽笛长鸣，北纬四十度生成了新的雅努斯，一面望向过往，一面望向未来。
作者：黄德海
编辑：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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