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司马迁父亲去世之周南与《诗经》开篇之周南，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历史的未知之谜。历代学者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按理来说，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诗句被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常常引用，又被中国儒家先圣孔子极力推崇，《诗经》中的周南的具体含义应该不会成为中国历史与文学的难解之谜。但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与历史重要内涵的地理概念，却一直悬而未决，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家与文学界让人诟病的地方。
《诗经》之“周南”一直被历史学界与文学界定义为周朝时期的成周洛邑以南的区域，是因为周公当年曾经负责周朝东部地区的管理，所以洛邑以南地区称为“周南”地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吕氏春秋》之《季夏纪第六》中有一段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吕氏春秋》作为秦国相国吕不韦欲比肩战国四公子的传世之作，其史实性与文学性都是极高的。《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曾经重金悬赏，如能改动书中一字，赏金一千，由此可见《吕氏春秋》的史料性与文学性的价值。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纵天下英才，也无一人能增损一字。所以，《吕氏春秋》中对“周南”与“召南”的本意与来源记载，其史实性当无可置疑。不论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当代人来说，《吕氏春秋》如对“周南”与“召南”的解释发生附会，可以全部否定这一段六十三字的记载，其价值六万三千金都是极具吸引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周南”与“召南”为对大禹所娶涂山氏的涂山地区音乐风格的名称，是特指涂山地区的音乐风格与诗词；而“南”字也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朝时期的涂山地区，而不是现在所理解的方位名词“南方”泛指。
周公与召公亲自前来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采风“南音”，定周朝礼乐，而为周朝中极其重要的“周南”与“召南”音乐风格，成为《诗经》中的开篇“周南”与“召南”，可见“周南”与“召南”在周朝礼乐、文化中的重要与独特位置。“周南”与“召南”也由此成为对淮河流域涂山地区的特殊称谓、唯一称谓。
周公与召公亲自前往淮河流域的涂山地区，在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这次周朝的军事行动，明确目标就是征伐淮夷，而且是成王、周公、召公这些周朝重要人物共同行动，前往淮夷，可见淮夷在当时的周朝其地位相当重要，不仅要平定淮夷地区，而且周公与召公在大禹娶妻的涂山进行了“南音”的采风，成为周朝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吕氏春秋》与《史记》两者记载结合分析解读，就明确了大禹娶涂山氏的地方为淮河流域的涂山，《诗经》“周南”与“召南”之篇章也来自涂山地区；“周南”作为地域泛指也唯一代指为涂山地区与周边。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涂山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地位极其重要，人们对南方的概念就是指涂山地区，如现在对北方的概念会自然想到北京；二是周朝在刻意淡化涂山地区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地位，凸显丰镐地区的历史与文化。
由此可见，《史记》中记述的司马迁父亲留滞的周南，当为涂山地区，而不是洛阳的南方地区。首先，《史记》中的记载：“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適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明确司马迁父亲在周南留滞、郁愤且去世与此；而司马迁接受嘱托见父于“河洛之间”与“周南”为两个完全不同区域。因此，史学界认为的“周南”与“河洛之间”为洛阳地区，是完全错误的历史观。其次，如果司马迁之父是在洛阳地区留滞，那么司马迁父亲完全有时间、有正当理由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因为《史记•周本纪》记载：“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汉武帝东巡泰山，是边巡游边狩猎边办事，司马迁父亲完全可以太史公的身份要求跟随汉武帝前往泰山，而不至于“发愤且卒”，无能为力错过泰山封禅大典。因此，司马迁父亲留滞的“周南”，应为远离洛阳与泰山的涂山地区“周南”。
那么，为什么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父亲“会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呢？这应该与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前往周南的涂山地区调查求证尧舜禹的历史遗迹有关，而这种求证是违反在长安建立的汉朝的根本利益，与汉朝当权者的虚荣心有着严重冲突，而被限制“不得与从事”参加泰山封禅大典，“故发愤且卒”。于是，尧舜禹的历史被彻底隐瞒掩盖，成为后世的永远之谜，中华尧舜禹历史的求证，也就此陷入茫然无解的境地。
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谈，在司马迁二十岁时，首先让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其目的就是让司马迁前往江淮地区探寻大禹的踪迹，为继承祖业做好调查求证工作。而司马谈留滞在周南，当也为调查求证尧舜禹的历史而来，但这也得罪了当朝，被限制前往泰山封禅大典，“故发愤且卒”。司马迁后来受到宫刑的惩罚，与此事调查求证尧舜禹的真实史实，恢复尧舜禹的真实历史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不得而知。而司马迁父子为《史记》的问世，记述真实的历史，所遭受的不公与劫难，背后隐含的血泪，绝非我们看历史故事那么的舒心与惬意。
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尧舜禹的真正历史有所陈述记载，恐怕也被后世进行了某些程度的篡改，典型的代表就是《史记》中记载的“周南”与“河洛之间”的矛盾之处，将夏商周三代的一些事情，笼统地篡改为“河洛之间”这一模糊概念。使得后世对周朝以前历史的求证，久寻无果，茫然无措，即使已经求证的殷商遗址殷墟也并不是在我们理解的“河洛之间”，可见对周朝以前的历史定义为“河洛之间”是多么荒诞与无知。而现代史学界以黄河流域“河洛之间”开展的中华文明断代工程，被世界所诟病，不为世界所认可，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综合各种史料与各种因素，确定明确“周南”与“召南”的真实含义与本源，不仅可以解决尧舜禹的历史问题，而且可以破解《诗经》的众多之谜。尧舜禹的历史之谜与《诗经》的历史之谜，都是因为相同的原因，被隐藏、被掩盖、被篡改，而成为困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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