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众苦等爱情电影久矣。今年的情人节档期，进入院线的几部爱情片遭遇了口碑和票房的双重危机。
观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情电影？或许它无限贴近生活，或许它符合年轻人对理想爱情的幻想，或许它只是痛快地讲了一个让人投入的故事，无论如何，普通观众都值得看到更好的中国爱情故事，它会是庸常疲惫生活裂开的一个缝隙，浪漫和希望于此得以呼吸正常。
今年2月22日，一部日本爱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后文简称“《花束》”）在国内院线上映，收获了超过9600万的票房。很多人并不看好《花束》在中国的票房——这是一部主创没有广泛中国观众基础，讲述两个文艺青年从相识相爱到最终分道扬镳，没有团圆结局，讲着日语的文艺片，它的最初预期票房不到2000万元。《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以及2021年的国产爱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监制和策划人王红卫这样解释《花束》远超预期的票房成绩：“先不论是什么类型，它终究是一部好电影，真的好电影，中国观众还是认的。”
同样在2月上映的，还有三部国产爱情电影：《十年一品温如言》《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不要忘记我爱你》，它们目前的票房分别是1.67亿元、1.07亿元和5600万元。《十年一品温如言》的1.67亿元票房中，1.3亿元都来自情人节当天，另两部的情况也相似——在情人节当天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引起了微博吐槽“烂片”的高热讨论。而从目前的豆瓣评分（满分10分制）来看，三部的豆瓣分数相加起来都达不到10分。
这样的对比并不能粗暴地说明“进口片就是比国产片强”——早在2013年，国产商业爱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图》就获得了5.3亿元票房和7.3分的豆瓣评分；去年年底上映的《爱情神话》以小搏大，在引起互联网各路人马和知识分子唇枪舌剑的同时，最终还收获了2.6亿元票房和8.1分的豆瓣高分。
但能被称为“好电影”的国产爱情片依然寥寥无几，即使回到疫情尚未肆虐，全年电影票房近600亿元的2019年，存在感最高的一部商业爱情片是票房近10亿元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中国台湾拍摄制作，翻拍自十余年前的同名韩国电影，豆瓣评分4.8分。
“为什么有这么多糟糕的爱情电影？”观众和读者往往对此产生各种的想象，为此，我们专访了著名电影监制王红卫，或许能为读者们提供一个不同角度的参考。
ELLEMEN：在你的观察中，商业爱情片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如何？爱情片是投资方和制作方偏爱的类型吗？
王红卫：我做电影这些年，爱情片始终是占比很小的类型。换言之，对于主流市场的主力影视公司以及主流骨干的导演，爱情片的创作和开发是非常靠后的选择。中国电影市场一直就没有把爱情片当做大类型去做，这和其他的先发市场非常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一个相对健全、相对正常的电影市场，爱情片非常重要，比如好莱坞一度是靠浪漫爱情喜剧支撑的，可能不是票房最高的，但它是支撑腰部的力量。在中国电影市场，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中国的爱情片不是产量高，质量不太行，本身产量也低，是这样的现状。你去对比一下每个电影档期上映的电影，能被归为“爱情片”的，有可能同时还是个喜剧，“爱情”只是其中的元素，最终卖的还是它的主类型。
ELLEMEN：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王红卫：在我看来，中国的爱情片在开发阶段，不论是资本方、制作方还是创作者，会有这么一个默契——这部电影不能只有爱情，必须还有其他话题要素来支撑，而这些话题最终还会大于“爱情”元素本身。
ELLEMEN：是因为“爱情”这个元素不够有吸引力吗？
王红卫：不是“吸引力”的问题，是“支撑”的问题。我觉得业内会认为，仅有爱情可能支撑不住片子的票房预期，支撑不住讨论量，所谓“流量”，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另一个话题来挑动讨论空间。很多因素都影响了我们拍一部纯粹谈恋爱的电影，开发端要操心的事太多了，这个情节太空中楼阁了，那个情节太悬浮了。
对于一个严肃的创作者来说，如果决定写纯爱情片，能生发出来的创意也不多，创作动力也不够，如果写得太“不食人间烟火”，自己也会觉得不对劲。这又涉及到“深入探讨爱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深了就超出“电影”的范畴了，我们中国人对爱情的理解或者说“什么样的爱情值得拍一部电影”，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还不太一样。这不是中国人怎么拍爱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怎么谈恋爱。
还有一个因素，我觉得可以说是“功利”或者说“趋利避害”的问题。当你拍一部爱情片，这是观众中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情感，同时你还没有其他类型的优势，比如猎奇、惊悚悬疑、灾难、科幻、动作，这些电影的故事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的，你拍得还不错，观众就满意了。“谈恋爱”这个话题，你想把它拍好了，让观众觉得可信又贴近生活，觉得不无聊，还能给出回味和思考的空间，这太难了。
所以说爱情片看似好拍，但其实对导演主创的职业水准有很高要求，能完成这种要求的中国导演不多；我们现在的编剧团队年轻化，爱情片对叙事技巧的要求相对没那么高，但要求的是对生活的理解，而真的经历了、了解了人生，又能把它写出来的中国年轻编剧，也不多。这个片子就容易失败。所以说爱情片对创作的要求跟其他片子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两个大因素导致了我们不容易拍出好的爱情片。
ELLEMEN：你觉得中国能拍出来好爱情片的导演是什么样的？
王红卫：我举两个例子。从导演的业务能力、电影语言、表演控制、故事节奏，我个人认为这几年我们整体质量上非常好的爱情片，一个是陈正道的《盛夏未来》，一个是沙漠的《我要我们在一起》，最后这两部爱情片的票房都是三亿多。
但跟对“爱情”的关注度比，舆论更关注这两部电影其他的话题——那像他们这样的导演，没有得到足够的正向激励，可能下一次选择题材是会更谨慎——爱情片它看似天花板低，但实际上拍起来又非常费劲；资本在看到这样的舆论之后也会变得更谨慎。筹备爱情片，制作方会特别紧张，你不能冒犯任何观众，不管是三观问题、尺度问题、“悬浮”问题，到处都是雷点。那你做其他片子有没有困难，也有，但是相对来说要简单，我们就是考虑正邪两方，或者外界带来的灾难、困境，不会像拍爱情片这样，去推敲一对情侣相处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争吵。
但是还有没有人拍爱情片呢，有，因为它回收成本很高效，只要有两个熟脸，一些比较狗血剧情，一些MV一样的画面，然后在特定的档期给情侣观众提供硬性消费，很容易就能拿到一个保底的收入，甚至盈利——这个时候哪怕口碑上不去，生意还是值得做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好导演回避爱情片题材，想走捷径的公司和没有选择、生存要求迫切的导演拍爱情片，不把质量和口碑放在第一位，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这种现象用行业逻辑、商业逻辑来解释是很简单的。
ELLEMEN：像《前任3》《爱情神话》这样的爱情片，可能不同于很多青春校园爱情故事，它们可以说是“成人爱情故事”，为什么《前任3》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成人爱情故事”，《爱情神话》这样属于中年人的爱情故事之后会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多吗？“成人爱情故事”会不会因为涉及一些尺度问题，会让创作者和制作方有顾虑呢？
王红卫：《前任3》后没有人去跟风，可能大家觉得这种电影只有田羽生能拍得出来，跟市场对爱情片积极性低也有关系。《爱情神话》的确让我们看到中年人的爱情故事也是有人看的，但是成人爱情故事的安全问题肯定是要考虑的，成人故事不像校园，校园就是两个孩子特别美好纯洁，我们说之前经常拍的“打架退学堕胎”现在也不拍了。
成人故事，你很难相信两个人活了三四十岁了，什么性经验都没有，突然就有火花了——那不是爱情片，而是喜剧片了。不建立起两个可信的人物，观众根本无法相信你们的爱情。
《前任3》和《爱情神话》这样的电影，就算成功了，别人也不会去冒那么大风险尝试，这样太幼稚了，这是自上至下的风险；很多观众需要的是一个不仅在法律意义上干净，在道德意义上也干净的主角，这样才可以开始恋爱，而在恋爱过程中角色也不能涉及禁忌，如果某一个行为有冒犯，观众立刻可以站在某个道德制高点上来批判，这是自下而上的三观“审查”。
ELLEMEN：最后一个问题，“浪漫爱情喜剧”（rom-com）和“小妞电影”（chick-flick）这
种概念是从西方来的，《北京遇上西雅图》就是学习的国外经验，也获得了口碑和票房成功，为什么这种成功没有延续下去？
王红卫：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吧。欧美市场经典的浪漫爱情喜剧，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对于他们来说，浪漫爱情喜剧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了。《北京遇上西雅图》是薛晓路导演吸收欧美浪漫爱情喜剧的经验拍摄的，但这样的电影赢不过更下沉的爱情片。而且我们后来也翻拍了一些经典的欧美爱情片，但因为是简单的翻拍，短平快、低成本，没有去思考原版成功的内在逻辑，所以也不太成功。这个路子也就断了。
我们的电影市场还处于一个类型拓荒的阶段，电影类型的多样化上还做得不够好。不是说观众为什么“抛弃”了电影院，而是我们要有足够多的类型、足够好的质量，才能让观众买票进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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