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杂文的境界看公知的水平,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敢说真话的公知?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敢说真话的公知(夹带私货奔走呼号)

敢说真话的公知

从杂文的境界看公知的水平

大学时代,比较喜欢的三位作者分别是王小波、熊培云和冯唐,对三者的喜欢依次降序。

谁料白云苍狗,冯唐越来越油腻,从妇科圣手变成高铁机场鸡汤大师主攻成功学,以致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他的书。

熊培云同志近况也极不如意,被曝出接受日本外务省资助,和著名法学家贺老师一起被网友大骂公知。

唯有王小波同学,还是那么的诗情画意,还是那么的辛辣幽默、有意思,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经过时间洗礼的文学究竟是个啥道理。

其实熊培云的书,还是挺有智识上的趣味性的,如果自诩愤青加文艺青年,内心有股子劲,想要奔走呼号,精力无处发泄,年轻时读他的《自由在高处》等书还挺有知识性和启发性的。

但如今年纪和阅历都上来了,重读熊培云的书,依稀还能看到年轻时候自己读书思索的样子,但是越读越不对味,总觉得哪里不对味,熊老师书里加了私货啊。

拿王小波的杂文和熊老师的比(虽然很多同学可能表示,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就能明显看出不同。

这里引用一段熊培云老师《慈悲与玫瑰》中论及公知的原文,让读者品鉴一下: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揭露独裁者的手腕——删除旧词,取而代之的是“新话”(Newspeak),于是民众失去了正常思考与表达的能力。奥威尔忽略了另外一种针对语言的戕害形式,这就是我在今日中国看到的——通过污名化(Stigmatization)消灭异己。而且这种污名化往往是以缩略词的形式完成的。比如把“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把“理性、中立、客观”变成“理中客”。

《慈悲与玫瑰》

开口就有那味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可以称为公知必修101必读书目第一本。

我常遇到两种人,一种骂我不爱国,另一种骂我不爱自由。我想说的是,这两种东西,我其实都爱的。前提是:我只爱我所认同的国,我只爱我所认同的自由。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的国,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国。如果你非要我爱你的自由,我希望你尊重我的自由。国家和个人有边界,你和我也有边界。

当爱国主义者开始监督他人是否爱国,自由主义者开始监督他人是否爱自由时,他们都走到了自己相信的价值的反面,因为他们都因为鼓吹集体主义而失去了个人主义的立场。不尊重个体对人生意义的抉择,不体谅人世的艰辛而奢谈集体正义,是对正义的亵渎。

《慈悲与玫瑰》

最后对比一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和强迫(他人)综合征:

前者把绑匪当恩人,后者把非自己战壕里的人当敌人。凡不听其灵魂号令的,就是“无耻”的。两种人都是假装爱自由,观念却又都停在法国大革命时代。

或者说前者是吾皇天下第一,后者是老子天下第一。要么心中无己,要么目中无人。其共性乃是皆不知自由为何物

慈悲与玫瑰

读者老爷们可以在重温一下王小波老师的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其实两者想表达或者试图涵盖的主题和内容基本不会相差太多。

但是熊老师的文章读起来会觉得哪里不对,而且会觉得熊老师一直在引用,一直在用什么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名词,说教味和爹味很浓,但是缺乏一些智慧和幽默,显得苦大仇深的样子

同样是要自由和独立,一个通过故事草蛇灰线地启发读者自主得出不一样的结论,用的是戏谑幽默的笔法;一个是故作深沉的空洞呼喊。

大家都说文无第一,这一点确实;但是,文章却是能分文笔好坏和境界高下的。

《人间词话》以“隔”与“不隔”评词有境界高低,这个标准同样能评价杂文高低,就是到底膈不膈应,端没端着:有些作者,言于其所未言,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作者言尽于其所言,还要加倍呼号、呐喊、兜售所言,丢了斯文,落了下乘。

我的读者粉丝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聪明人,分了这两类风格杂文的高下,大概就能知道公知水平的高低,以及为啥“公知”最近被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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