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名称】“轨道”2号行动
【英文名称】Operation Track 2
【发起者】美国中情局
【行动时间】1970年9月15日——10月23日
【目的】破坏萨尔瓦多·阿连德就职总统直至暴力消灭阿连德本人
在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小组进一步决定，中情局向智利增派力量，借此影响那里的选举，同时还授权中情局在9月4日大选前，设法在智利的某一选区进行一次民意测验。
中情局照办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是：
右翼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乔奇•亚历山德里占压倒多数；
阿连德位居第二；
而美国中意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的选票仅仅排在第三位。
对于这个结果，白宫和中情局认为还不错。
在智利大选的前夕，正当中情局采取行动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候，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也忧心忡忡，一旦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会把一些在智利的外国大公司收归国有，这将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出钱资助亚利山德里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参加竞选。
在这些美国公司中首当其冲的要算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了。
1970年5月，任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的前中情局局长麦康奈尔私下约见了现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他向赫尔姆斯提出中情局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共同协作来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的秘密行动经费。
在此之前，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于反对阿连德当选总统。
当时中情局对于自己到底能把智利的总统选举操纵到何种程度，心中还没有底。
两年前，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的情报分析报告中曾做出过这样的结论：拉美国家中的社会改革力量十分强大，外界难以对它进行控制。
因此，左右为难的赫尔姆斯只能对麦康奈尔说，让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自己去花这笔钱，中情局可以协助对方，并且把中情局在智利的一些重要关系告诉了麦康奈尔。
除了工商界人士外，一些军界人物对阿连德当选总统后的前景也忧心忡忡。
这情况都一一传到了基辛格、赫尔姆斯和米切尔那里，他们先后向尼克松作了汇报。
9月4日，智利全国大选开场了。出人意料的是，阿连德竟然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消息传到华盛顿，各方面都感到非常震惊。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科尔比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40委员会’作出了一项十分愚蠢的决定……因此，中情局没有支持非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民族党的乔治•亚历山德里或基督教民主党的拉多米罗•汤米来接替弗雷总统，也没有促使其中一个让位，而只是插手搞了个宣传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者阿连德的‘破坏运动’。这个行动比起援助阿连德的某个反对派来当然是个省钱的手段，只花了不到50万美元，但结果证明是白费。正如我的纽约民主党好朋友们所预言的‘一文不花你就一事无成’，其后果是一场灾难。亚历山德里和汤米分散了民主党派的选票，阿连德以36％的多数轻易赢得了胜利。”
听到阿连德在选举中夺魁的消息，尼克松暴跳如雷。
9月15日，尼克松总统把赫尔姆斯召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连同尚未接替罗杰斯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和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一起开了个碰头会。会上，尼克松大发雷霆，激动万分。
赫尔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发过这样大的火。”
尼克松认为，阿连德的胜利意味着卡斯特罗的反美革命已蔓延到了智利，并将从那里传遍整个拉丁美洲。尼克松总统给赫尔姆斯下达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命令——破坏阿连德就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拯救智利！……花上1000万美元，不够的话再加些！”
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简单多数，所以根据智利宪法，他还必须经智利国会投票通过才能就职。
阿连德
【行动经过】
中情局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准备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通过这次表决。这些手段特别包括寻求智利军界的帮助。正如事后赫尔姆斯所言：“如果说我从椭圆形办公室出来时背包里曾带过一根元帅手杖的话，那就是在9月15日那一天。”
然而，阿连德就任总统已成大势所趋，决非尼克松的好恶所能决定。因此赫尔姆斯苦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交给了我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赫尔姆斯明明知道不能成功的事，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干。
后来，他的好友基辛格告诉他说：对于尼克松的许多话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更不能当做命令看待。尼克松发号施令经常是表示他的不快——“别闲着，亨利！”基辛格说，尼克松并非总是表里如一。
对于基辛格，这是简单的事情，属于经验之谈，但赫尔姆斯并不知道这一点，一直诚恐诚惶地去折腾。
赫尔姆斯还从总统那里直接得到了另一项指示：不得把“轨道”2号计划传到中情局以外，不得把它告诉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也不得告诉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其下属各部或“40委员会”。
像总统授权搞颠覆活动这样的事倘若发生在10年前，中情局人员一定会欣喜若狂，倾注全部的热情来承当这付“重任”，而今，他们却是顾虑重重，举棋不定——此事如果被外界知道了，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会势必要追究违法的责任，到那时，中情局的参与者势必成为白宫的替罪羊而被贬职、罢官甚至坐牢。
这次行动要冒的风险实在太大了。
赫尔姆斯离开白宫后，和助手一起驱车赶回中情局总部。不巧，路上交通堵塞，他们的车了在路边足足停顿了半个小时。
赫尔姆斯坐在车子里心事重重，他对助手阿贝尔谈起了刚才尼克松布置的任务。阿贝尔疑惑不解地问道：“我真不明白，既然我们认为这件事难以成功，为什么还非要我们去干不可？”
赫尔姆斯若有所思地瞧了他一眼，回答说：“阿贝尔，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学会去理解它，而且我还必须学会理解我们的总统呢！”
赫尔姆斯在他的笔记中这样写到：“或许只有十分之一成功的把握，但这是为了拯救智利，值得去尝试一下。不能顾及危险，也不能让美国驻智利大使馆卷入进去。准备好1000万美元的现金，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更多一点。派出我们最能干的人去冒此风险，在48小时内制订出行动计划。”
尽管赫尔姆斯顾虑重重，但他还是尽力而为。
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站长亨利•赫克谢尔对于中情局是否有能力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缺乏信心，他打电报向华盛顿总部提出了疑问。计划部部长托马斯•卡拉默辛命令赫克谢尔立即返回华盛顿总部。在总部的办公室里，赫克谢尔被他的上司们训斥了一顿。他们对他说，这次秘密行动即使中情局不想干也得干。
挨了批评后满腹牢骚的赫克谢尔回到了圣地亚哥，对他的下属说：“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没有人打算到白宫去对总统说，我们中央情报局不能干这种事。我们只好干吧！”
赫尔姆斯经过一番冥思苦想，选择了几名得力干将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任命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刚成立的智利特遣队队长，这个特遣队的秘密使命就是阻止阿连德正式就任总统。
当计划部西半球处副处长吉姆•弗兰纳里向菲利普斯转达此事时，菲利普斯也感到困惑不解：“我简直难以相信怎么会看中了我？”
“我们要派出的是最优秀的人物。”弗兰纳里作了解释。
“为什么不让美国在智利的大使馆卷入此事？我们这样做不就意味着这件事对科里大使和哈里，施劳德曼副大使进行保密吗？”菲利普斯询问道。
“是的，我们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国务卿罗杰斯呢！”弗兰纳里继续说，“不过，科里和罗杰斯参加了我们在智利采取的第一方案（即“轨道”1号），即外交和经济的行动，至于我们准备好的第二方案（即“轨道”2号）就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弗兰纳里还告诉菲利普斯，总统特别小组已经批准了中情局的第一方案，但还不知道中情局还备有第二方案，更不知道中情局要不惜一切手段对阿连德的就职典礼进行捣乱；虽然‘40委员会’可以出钱收买智利国会投票反对阿连德，但是这笔钱没有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作不会收到效果。“那只有唯一的方法才能达到我们的国的，即军事政变。”菲利普斯最后提出了建议。“是的，这是唯一的办法。”
弗兰纳里同意菲利普斯的看法。“不过，要办成这件事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因为目前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反对采取任何违反宪法的行动来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你的看法怎样？”菲利普斯问道。
“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的问题是赫尔姆斯规定的时间太紧了。”弗兰纳里说。
中情局在智利的“轨道”2号行动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在中情局内，只有局长赫尔姆斯、计划部部长卡拉默辛斯、计划部西半球处正副处长布罗和弗兰纳里、特遣队队长菲利普斯以及中情局在智利的12名人员中的4人知道“轨道”2号行动。
具体执行这个方案的菲利普斯内心十分矛盾，他经常自己问自己：“中央情报局是否必须响应总统专横的命令，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拉美国家策划军事政变？”与此同时，他担心中情局在智利一时还找不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阿连德。
菲利普斯的这一担忧终于在10月24日智利国会的选举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中情局在秘密执行“轨道”1号行动时已经花费了25万美元，智利国会仍选举阿连德就任总统，他如期宣誓就职。
面对这种局势，中情局全力以赴实施第“轨道”2号行动。中情局派出一支由局内官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智利狂热地工作了6个星期，他们不受当地情报站的管辖，只向华盛顿总部汇报；
他们与军政界的领导人接触，进行评估，从中挑选可以出面反对阿连德的人物；
确定他们可能需要多少经费、武器和其他援助；
商量怎样才能阻止举行总统就职典礼……
美国前大使科里曾透露，在“轨道”2号计划中有9次暗杀阴谋，其中1次指向阿连德总统本人。
尽管如此，但“轨道”2号行动中直接涉及到的策划军事政变，时机尚未成熟。
美国大使科里曾明确地对弗雷总统和智利一些高级官员、将领谈起，要是阿连德当选总统，美国将终止对智利的军事援助。
最令中情局伤脑筋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智利头面人物愿意出面唱主角。全面负责“轨道”2号行动的卡拉默辛斯向尼克松汇报时说：“智利的军方人士乱糟糟的，他们不愿干什么事情。要是连他们也不想干，这场政变要取得成功就变得更渺茫了。”
1970年10月，中情局形成了一个后来在智利得逞的“3点式”计划：
1、鉴于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和总统弗雷两人都不愿意采取非法行动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中情局必须加紧收集情报，物色有军事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
2、通过舆论宣传，散布谣言和采取恐怖行动，在智利形成一个适合军事政变的社会气候；
3、对那些有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讲明，虽然美国不能直接派兵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
在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上校与智利的一些军界人士关系密切，因此中情局请怀默特上校帮助执行“3点式”计划。
国防情报局也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些军界人士的名单，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人可能会有用处。在这些人中，有退休的陆军将领罗伯特•维沃克斯和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卡米洛•瓦伦朱拉将军。
中情局知道，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支持政变，尤其是施奈德将军，他在军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曾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信念，即“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
中情局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被智利站站长赫克谢尔描绘成“手下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维沃克斯身上，他是唯一愿意和阿连德捣蛋的老顽固。
他的一些举动很快引起了施奈德将军的注意，他坚决抵制了维沃克斯等人的政变计划。
为此，中情局作出决定，踢开施奈德这块绊脚石。
赫尔姆斯不赞成暗杀施奈德将军的方案，除非有美国总统的亲笔手谕（他怕日后吃不了，兜着走）。赫尔姆斯说：“自我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那天起，我就决定，在我任职期间，坚持不搞那种玩意儿，并且对我的下属也讲明了这一点。”
由于赫尔姆斯的这一明确禁令，10月13日，赫克谢尔从圣地亚哥向中情局总部发来急电说：“为了加快军事政变的步伐，维沃克斯打算在48小时之内绑架施奈德将军和他的副手普拉茨。”并请求总部指示。10月15日，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把维沃克斯的情况向基辛格和黑格作了汇报，白宫立即发出指示，由中情局出面给维沃克斯发去一份电报，告诫他不要采取鲁莽的行动，电文是这样的：
“已审查了你的计划，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和我们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我们的看法是，你的政变计划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只能削弱你的实力，请务必保留你的力量，你和你的朋友们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你会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智利，维沃克斯将军已决定孤注一掷，但他推迟了绑架施奈德的时间。他对中情局的官员说，他要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0月22日绑架施奈德，因为10月24日是国会确认总统的日子，11月5日就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
10月17日晚上，美国大使馆武官怀默特上校会晤了一名智利陆军军官和一名智利海军军官。嗣后，他把这两名军官提出需要10枚催泪瓦斯手榴弹、3支0.48口径轻型冲锋枪和500发子弹的请求转告给中情局。
起初，中情局怀疑对方是否会用这些武器来绑架施奈德，但又觉得这两名军官不像是维沃克斯那一伙人，也就放下心来（然而，中央情报局很清楚，这些武器的用途只能与军事政变有关）。
10月19日，智利军官要求的武器和弹药隐藏在外交邮袋中从美国运到圣地亚哥，21日转交到了这两名军官的手里。
几乎就在这同时，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瓦伦朱拉将军也提出了要绑架施奈德将军。
实际上，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都知道对方有发动政变的计划，但他们不愿意携起手来一块干，因为两人都想在政变成功以后独坐军政府的第一把交椅。
然而，瓦伦朱拉在10月19日绑架施奈德的计划失败了。那天施奈德将军没有像以往那样乘坐陆军司令部的汽车去吃晚餐，而是改乘私人汽车外出了；而且那天他的警卫人员寸步不离，这使前去执行绑架任务的人无法接近施奈德。
当时，中情局仍在规劝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别草率行事（中情局认为这两人谁都成不了大事，没有大用处，但弄不好却容易捅出漏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不好收拾），但他们不予理会。这样，中情局先后与他们断绝了联系。
维沃克斯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于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早晨刚过8点，施奈德乘坐的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朝陆军司令部驶去，半路上突然遭到歹徒的拦截，汽车被迫停了下来，施奈德见状不好，急忙拔出手枪自卫，这时，歹徒先发制人，慌忙开枪射击，子弹打穿了施奈德的胸膛，他跌倒在血泊中。3天以后，施奈德在医院里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维护宪法！”
智利警方在歹徒身上查获了使用过的武器。后来，维沃克斯被抓了起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外加5年流放。
瓦伦朱拉因有策划政变的企图，也被军事法庭判处3年流放。
中情局得知了施奈德的死讯后焦灼不安。菲利普斯预感到，中情局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参与了这次暗杀活动，因为就在维沃克斯采取非常行动的前一夜，中情局把3支轻型冲锋枪交给了这些对施奈德有成见的军官——但后来得知，这些武器在那次绑架中并没有用上，中情局的人员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那天维沃克斯派人绑架施奈德，并没有准备要暗杀他，所以前去执行任务的人随身只带了手枪，没带其他武器。当施奈德首先拔出手枪想进行自卫时，维沃克斯的人于是就开枪射击，没想到子弹射中了施奈德的要害处，导致他终于身亡。
菲利普斯领导的智利特遣队判断，施奈德死后，如果再有人站出来发动军事政变的话，成功的可能性一定是很大的。
但是赫克谢尔不同意这个看法，早在10月9日，他就预言：“要是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遭到暗杀的话，只能使智利军界更坚决地聚集在立宪主义的旗帜下。”
事实果真如此。在施奈德去世后的第二天，在圣地亚哥有数十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悼念这位为捍卫民主而牺牲的将军。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谴责阴谋集团的罪恶行径……当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科尔比哀叹道：“这次尝试的失败（为阿连德）平息了军内的不满”。
10月23日，赫尔姆斯再次检查了“轨道”2号在智利的执行情况。他认为，中情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依靠智利人自己去搞了。在此之前，赫尔姆斯已向尼克松作了汇报，说中情局能办到的事情都办了，至今智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想进一步发动政变。
【后续】
1、1970年12月，麦康对约翰•布鲁斯说：“赫尔姆斯没有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来有效地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失望。”
当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赫尔姆斯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尼克松和基辛格责备中央情报局贻误了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机。”
对此，一个直接参加了“轨道”2号行动的中情局人员回答说：“我们是代人受罚。”
2、从1971年下半年起，中情局和智利军方加紧联系。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搜集了大量对今后政变“有极高价值的情报”，例如被现政府逮捕的智利人名单、政变时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的名单以及政变时必须占领的重要设施等等。中情局在智利政变前加紧制造骚乱，煽动和支持一些右翼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卡车司机长达一年的罢工，这次罢工造成了智利经济的严重失调，“使人民的不满达到了危险点”。中情局通过第三者秘密提供经费支持罢工工人长期坚持与政府对抗……
尽管国内政局动荡，但是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洛斯•普拉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严守中立，而且在1973年6月27日还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然而过了两个月，中、高级军官的家属们聚集到到普拉茨家门外举行示威，军队的不满情绪已经公开化。普拉茨被迫辞职，由皮诺切特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
在智利，评价两极分化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集团在独立纪念日游行的掩护下发动政变，挥兵进攻拉莫内达总统府，空军的飞机也参加了轰炸。阿连德拒不投降，孤身奋战，坚持抵抗，他本人最后牺牲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牺牲时，他的双手仍紧握着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冲锋枪……后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向阿连德的家属发去了唁电，称赞阿连德是智利伟大的民主战士，并对他的不幸遇难表示沉痛的哀悼。
几艘美国海军军舰就在智利海岸沿线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军演习。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盘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根据来源不同的消息报告说，飞机是在为政变策划者之间进行联络，并为中情局监视政变的进展情况。这表明，中情局对此事是预知的。
在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务卿基辛格被迫承认了中情局曾插手智利政局。据中情局官员自己说，他们是通过在智利的内线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方知政变的阴谋，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积极鼓动和支持了政变军人的行动，只是没有直接出面而已。
不过，据官方统计的数字，从1970年11月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至1973年9月阿连德饮弹身亡，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中情局在密谋反对阿连德的颠覆行动中总共花费了800万美元。
阿连德死后，在智利成立了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乌加特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并给予大量援助。
3、在贼心不死的美国人心里，为他们出气的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乌加特。皮诺切特终于扑灭了智利人民和历史的选择，军事独裁的黑暗统治在智利整整维持了15年。
【关联性】
“轨道”2号行动是“轨道”1号行动的延续与发展，从相对“文明”的方式进入到了赤裸裸的暴力干涉。
颠覆合法政权的勾当，这是美国人的专长。
【影响】
吊诡的是，更加暴力的“轨道”2号行动对智利大选的直接影响反而并不明显，对智利历史发展更是微乎其微。
【评论】
无疑“轨道”2号行动彻底失败了，它表明美国式思维的不得人心。
从“轨道”1号行动的轻易成功，到“轨道”2号行动的艰难失败，可谓是这一步之遥。这一步之遥却是哲学味十足。
【相关研究】
1、实际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在某些方面两者间的界限并不是很分明的。这两个方案都设想过在智利策划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两个方案所不同的是，第二方案所策划的智利军事政变除了少数具体策划者知情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2、关于赫尔姆斯向尼克松汇报和请示中情局在智利的行动一事，尼克松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是这样说的：“我指示中央情报局放弃这次行动。”不过，尼克松没有说清到底要放弃哪一个行动方案。中情局当时理解为放弃第一方案，而“轨道”2号行动仍然继续进行。直到10月15日，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见到了基辛格和黑格以后，才知道白宫的意图。
后来，基辛格和黑格为此事作证时，基辛格说：“我对卡拉默辛斯说，第二方案已被白宫取消了。后来，在我的办公室里再也没有人谈起过第二方案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收到这方面的报告。按我的记忆里，第二方案是在10月15日前终止的。”
黑格在作证时说：“那天会晤结束，离开办公室时，我脑海里留下清晰的印象，他们（中央情报局）准备停止那件事。”
然而，计划处处长卡拉默辛斯于1975年在丘奇委员会作证时这样说：“我确信，我们在1970年播下的种子终于在1973年发生了作用，阿连德最后在智利的军事政变中被人杀害了，但也有可能他是自杀的……就我所知，第二方案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实际上，我们当时被告知，阿连德现在已经是总统了，因此，旨在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二方案已经结束了。但我们又被告知，要继续尽我们的努力，为最终实现第二方案的目标发挥我们的作用。既然如此，我认为第二方案已终止的说法是不贴切的。”
不难看出，总统、总统顾问和中情局对关于“轨道”2号行动是否终止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是有矛盾的。
这有点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当政时发生的情况一样，也存在着一个“似乎有理的否定”这样的情况：尼克松总统的指示模棱两可，而中情局则以没有接到白宫明确无误的新指示为借口，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
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尼克松的说法是为了推卸责任，中情局对尼克松当时的意图也是心领神会，依然尊旨行事，后来在国会追查责任时，中情局就不肯为白宫背黑锅了，因为他有把柄在手：你白宫一边说结束，一边还让我们继续努力，因此责任最后还是你的。
科尔比对白宫和中情局在阿连德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倒是说了一点老实话：
“我并不是要粉饰中央情报局在智利的行动，而仅仅是在说明它在智利的真正作为。根据尼克松总统的直接指令，1970年在执行‘轨道’2号计划时的确试图搞军事政变。中央情报局也的确实行了这个计划，尽管它在1973年曾设法‘疏远’和脱身，但对其后果仍应负一定的责任。后来当阿连德压制中间党派、政治团体和舆论工具时，中央情报局对它们的支持的确造成了智利的紧张局势，否则如果阿连德的压力没有受到抵制，也就不会有什么紧张局势了。而且，美国对阿连德的确采取了敌对政策，其中包括号召私人资本反对智利，国务院取消对它的国际信贷，以及美国军方与智利军方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等。……”
“……在智利的行动所需经费之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央情报局的预算。阿连德取得权力后，开始实行排挤反对派的计划，而中央情报局则想方设法支持反对派反对这种压力，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在1976年再次大选时获胜，使阿连德和卡斯特罗的希望破灭。中央情报局集中力量通过第三国帮助中间党派，支持自由和反对观点的报刊和电台，援助学生和工联组织，使他们能够不顾阿连德政府对它们新闻出版经费和活动的种种限制作法而生存下来。中央情报局在1973年初智利国会选举中对反阿连德的候选人的支持，使得他们在国会的两次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从而能够弹劾阿连德。议会议员、最高法院和总审计长都公开批评他破坏宪法。”
【代号说明】
为了区别中情局在智利进行的其他活动，这个计划被称为“轨道”2号行动，此前破坏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行动和计划被称为“轨道”1号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