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并没有不战而降
1937 年 12 月 7 日，凌晨 5 点 45 分。
南京的明故宫机场起飞了一架飞机。在那架名为“美龄号”的飞机上，坐着的正是蒋介石。
此时的南京城外，日军已准备正式攻城。
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军舰一直停留在江面上，他希望通过这个信号，可以明确地告知南京这边的守军：我蒋某人并未离开，其实和你们各位将士一直都在。
但不过事到如今，蒋先生却还是不得不乘坐飞机先走一步了。
飞机飞离南京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蒋介石当时的心情。但从南京外围阵地前几日的战况来看，蒋介石可能会有点儿后悔。
蒋介石
1.兵临城下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8 月 14 日，松井石根大将指挥的日本上海派遣军，与长谷川清中将指挥的日本海军第 3 舰队协同作战，进犯上海，空袭南京。
1937 年 11 月 5 日，以柳川平助中将为司令的日军第 10 军又带着 10 万人马在杭州湾北岸登陆成功，即与上海派遣军协同进攻，致使淞沪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
两天后，日本组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冢田攻少将为参谋长，武藤章大佐为副参谋长。日军上海派遣军编入华中方面军。
到了 11 月 8 日，淞沪战场已经彻底失去控制，9 日以后，中国军队被迫逐次退走。蒋介石在依赖西方列强调停无果后，终于下达了大撤退的命令，但是短短半个月内是走是留却几经更改，几十万大军更是严重缺乏配合：
到底是走是留？不清楚。
谁先撤谁殿后？也不清楚。
殿后时在哪阻击？怎么阻击？仍不清楚。
于是，这场大撤退竟然就演变成了一场大溃败。
可以说，整个淞沪会战近一半的伤亡都出在了这次撤退上，而损失掉的全都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蒋介石的几个嫡系，清一色的德械师。
日军于 1937 年 11 月 12 日占领上海后，即乘胜西进，企图一举攻占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上海沦陷后，这场持续三个月、投入 70 万人马的淞沪会战也即宣告失败。
此后，日军大本营调整了侵华战争策略，放弃了“不扩大”的方针。
11 月 24 日，日军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参谋总长等人在上奏的作战计划中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敢追击，进攻南京 。
12 月 1 日正式下达“大陆第 8 号令”，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并正式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由松井石根指挥七个师团另两个旅团约 20 万人，分两路跟踪、追击中国军队，并对南京实施夹击。此后第 2 日又免去松井石根大将在“上海派遣军”的兼职，而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继任“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一共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松井石根
由于淞沪会战的失利直接导致南京并无强兵可守，所以蒋介石本人对于南京是弃是守，也是多次犹豫不决。
于是，在 11 月中旬，中国统帅部在南京召开了三次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对南京是留守防御还是弃城而走的问题。
在前两次会议中，与会者莫衷一是，争论激烈。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以及参谋本部副参谋长，主持制定整个抗日计划的“小诸葛”白崇禧等多数将领都认为，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刚刚遭受重创，每师所存之人数多者三四千，少则二三千，临时调集的部队训练不足，战斗力又不强，况且南京地处长江弯曲部内侧，背水结阵，为兵家之大忌，而且又无坚固的防御设施，在面对日军的陆海空立体进攻时，守肯定是守不住的。不如采取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后即主动撤退，以保存实力而进行更为持久的抗战。
最后，就连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也主张放弃南京，不作“无谓的牺牲”。而在此之前，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淞沪会战前敌总指挥陈诚同样也坚决反对守南京，他同样认为南京孤立，要塞设施简陋，军队士气低下，不宜死守。
虽然与会的大多数将领都认为南京不可守，建议作象征性抵抗后即撤向武汉，但是训练总监唐生智则力主固守，表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不能不守，若不战而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在过去曾两次参加倒蒋运动。到 1937 年，唐生智在国民政府中已仅仅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名誉官员。这次唐生智出来主动请战，固然有民族大义之情分，但对于军人来说，肯定也少不了出于一种企图恢复军权的功名心。由于唐生智这样激昂的爱国主义发言和决心，使得其它将领都失去了反驳的勇气。
其实，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发动进攻南京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准备让在经历了 3 个月艰苦作战和巨大损失的日军“凯旋归国”。
1937 年 11 月 7 日，日本参谋本部向上海派遣军的松井司令和第 10 军的柳川司令发出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
可是，当时日军中的狂热军官并不肯就此停战，“下克上”的现象再次出现。
11 月 15 日，第 10 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在会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 10 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最后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有人提出粮草和弹药的补充如何解决，狂热的军官们说：“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之后，在日军长驱直入、威逼南京时，蒋介石除了向德国、苏联等所谓的国际联盟再次发出对日本的控诉信外，对南京是撤是守依旧没定下最后的决心。
其实，从内心来讲，蒋介石也是主张放弃南京的，因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在战略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但由于 9·18 事变以来，蒋介石一直被贴上不抵抗的“恐日病”标签，蒋介石害怕下令不战而放弃南京，又会被社会舆论和他的政敌指责为投降和卖国。所以蒋介石希望在南京进行一下象征性的短期抵抗，以应付社会舆论。但唐生智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死守南京建议，在道义上尽占上风，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唐生智的死守南京作战计划。死守南京的作战计划造成了后来南京军民的重大伤亡，是南京大屠杀的契机。但此时蒋介石的态度却还是模棱两可，既认可刘斐的说法，又表示南京还是要守一下的。
直到日军攻陷南京外围诸多战略要点、对南京几乎成包围之势，才匆忙间于 11 月 18 日晚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预期守一至两个月，以观国际变化，并于次日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之后的抗战指挥中心。
当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11 月 20 日非常吃惊地接到第 10 军已擅自向南京进军的情报，多田次长当即下令第 10 军停止进军，但没有任何效果。
11 月 22 日，多田又接到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打来的电报：“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
原来松井率领的上海派遣军看到柳川率领的第 10 军向南京进军，按捺不住争功的心情也开始向南京进军。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就象在运动会上争夺第一名一样，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进军了。
多田次长等不扩大派本想阻止对南京的进攻，但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也是攻占南京的积极支持者，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少壮派军官们高喊：“南京！南京！”。
最后，日军参谋本部不得不在 11 月 28 日批准占领南京的计划。
从军事角度看，南京守是守不住的。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已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 。
1937 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备兵力 40 余万人（另有 200 余万预备兵力），作战飞机 2600 余架，大型舰艇 200 艘 ，拥有年产坦克 479 辆、飞机 1580 架、军舰 51724 吨的雄厚军事工业，“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因此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
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增兵华北，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于 8 月 13 日向上海发动进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夺取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在遭到抵抗后，日本又把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尽快结束战争的希望寄托于迅速攻占南京。
中国当时虽有陆军 170 余万人，但派系庞杂、装备低劣、训练不足，空军有各类飞机 600 余架，海军大小舰艇 100 余艘，国防工业薄弱，只能生产步枪、机枪、迫击炮等轻武器。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兵员充足，资源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因此，1937 年 8 月 20 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即实行“持久消耗战略”，通过长期战争从战略上消耗敌人的力量，以空间换时间，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积小胜为大胜。国民党提出要“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采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然而，进攻南京的日军不仅在兵力上超过中国守军，而且多数训练有素，每个师团配属一个炮兵联队（团），拥有 200 辆坦克、数百架飞机及海军舰艇支援，可以由长江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作战。
反观中国守军 15 万的总兵力，配属的火炮、坦克等重火器甚少，武器以步枪、大刀、手榴弹为主，空军在此前的空战中损失殆尽，部队多为刚从淞沪前线后撤的疲惫之师，残破不堪，装备奇缺，加之多数为补充的新兵，各级均不掌握兵源详尽情况。约占四成的新补充士兵缺乏训练，甚至有的士兵参战前就根本没有摸过枪炮，连最基本的射击要领都没有掌握。到达阵地后，只能一面修工事，一面学射击，其结果可想而知。
其次，从距离上看，沪宁之间不过 300 公里路程，火车只需 8 个小时即可开到，同属平坦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又无险可据、无势可依。且中国军队从上海撤出时已是残兵败旅，在日军追击下再次损兵折将，已无力挫其兵锋。
这样一来，日军视宁，如刀切豆腐、箭穿鲁缟，几乎唾手可得。
但上海刚新败，此时如果又轻易地弃首都而不顾的话，那恐怕就要被举国唾骂了。
于是，陷入两难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感慨良久后，他最终决定还是驾机西去，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唐生智，任命其为南京卫戍总司令，纠集部队开始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
唐生智
唐生智，湖南东安县人，出生于名门望族，祖父唐本友，官拜清朝广西提督。
唐生智从小胆大敢为，有侠义心，怜贫恤孤。1897 年，从塾师唐诗亭攻读古书，立志救国，发奋以天下为己任，遂投笔从戎。后来因为政见不和，唐生智一生又三次反蒋，其中两次导致蒋介石下野，但最终两人握手言和。不过无论如何，唐生智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唐生智常年信佛，人称“佛教将军”，但他的部队，其实战斗力很强。北伐战争时期，以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是整个北伐部队里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那么，现在唐生智的手里还有多少底牌可打呢？
当时，中国军队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约有 15 万左右，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第 36 师、第 87 师和第 88 师，加上从他处抽调来的 10 个师，总共 13 个师，再加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共计 1 万 2 千余人）、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满编将有 18 万人左右，然而除去第 10 军的第 41 师及第 48 师是汉口开来的增援部队，其余均是由上海战场撤出，受创整补中的残部。因此实际上没有满编，按唐生智的统计约有 8 万人，但其中光新兵就占了 3 万多人，故而实际上真正能够被视为战斗力的，可能不过就 5 万人而已。
但唐生智还是决定破釜沉舟，死守到底。
11 月 20 日，唐生智发布戒严令，南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
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然后又向交通部长俞飞鹏提了一个要求：把唯一能从南京出逃的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到对岸浦口码头的渡轮和各类船只全部撤走（只留下几艘小火轮和二三百只民船）；随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违者开枪射杀。最后，又命令第 36 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
民国时期南京各区划分
不得不说，唐生智的确勇气可嘉，只不过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却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南京保卫战
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虽说也认同持久消耗战略，但错误地认为日军的利器是飞机、大炮和战车，而“国军”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和厚壁，因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基于这种认识，国民党统帅部为阻击日军的进攻，决定以一部兵力扼守福山、苏州、嘉兴、乍浦一线设置阵地，即所谓的“国防第一线”，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层外围防线。如日军攻势猛烈，可退守江阴、无锡一带，即“国防第二线”，也就是南京城复廓的第二层防线。所谓复廊阵地，即以南京城墙为内廓，在环城外选定紫金山、麒麟门、雨花台、下关、幕府山要塞炮台一线为外廓阵地，形成城内、城外两线，相互为用，内线便于支援外线，外线也可以巩固内线。
另外，出于对首都防卫问题的考虑，国民政府曾从 1936 年起就在主要防御方向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构筑起全部为钢筋水泥工事的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线。但战前曾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两条国防线却形同虚设，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迟滞和消耗敌人的作用。
11 月 24 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
其主要内容部署为：
(1)以大胜关至龙潭之线原国防工事为主阵地，简称“南京东南主阵地”；
(2)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孔（凤）山、杨坊山、红（土）山、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之线为预备阵地，亦称“复廓阵地”；
(3)在长江北岸，以浦口为核心，由划子口沿点将台至江浦县西端为主阵地，与东南主阵地夹江形成环形要塞；
(4)预计使用兵力，江南阵地为 4 个完整军（12 个师），其中主阵地带部署 3 个军，复廓地部署 1 个军（ 3 个师），总兵力为 5 个军。
其中，复廊阵地的兵力部署如下：
（一） 以第 88 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
（二） 以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
（三） 以第 36 师任左地区江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
（四） 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
（五）以旅长指挥教导总队之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 并令各部队征集民夫，于各地区内赶筑工事。并增加第 74 、66、 83 三军（皆经久战，补充整理尚未完毕） ，作为东南阵地之第一道防御。
12 月 1 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并于同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正式爆发。
参战的日本军队序列
12 月 2 日，江阴防线失守，中国海军第一、第二舰队在中日江阴海战中被悉数击沉，南京国民政府唯一一道拱卫京幾的水上屏障宣告失守。
当时在日军前往南京的道路上，极少有中国人能幸免于难。日本老兵忆起当年袭击一个个小村庄的情景，他们使用木棍或刺刀，绝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人。但惨遭横祸的绝不仅仅是小村庄，一座座城市也同样被夷为平地。以位于太湖东岸的苏州为例，作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之一，苏州以精美的丝绸刺绣和雅致的园林庙宇闻名于世，城内的运河古桥为它赢得了“中国威尼斯”的美誉。11 月 19 日清晨，暴雨如注，一支日本先头部队开进苏州城，他们缠着头巾，以防被中国守军认出来。一旦进城之后，日本士兵便连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将文物古迹付之一炬，并抓走数千名中国妇女去充当慰安妇。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日军的这次入侵使苏州人口从 35 万人骤减到不足 500 人。
但更残酷的暴行，还在后面。
从 12 月 4 日开始，日军飞机每日都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整座城市充满了硫磺、碳酸的刺激性气味，令人窒息。当天下午 2 时，日军先头部队已与南京外围淳化镇守军发生接触，在土桥、湖熟、天王寺、牛首山等地陆续开战。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疯狂前进的作战部队就把辎重部队抛在身后，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断的严重问题，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军除了杀死受害者外，还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至 12 月 6 日，各路日军迅速突破吴福线和锡澄线，进抵栖霞山、汤山、淳化镇、秣陵镇，对南京构成三面合围之势。由于南京已成围城，即将变为战场，蒋介石于当晚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并于 7 日晨 5 时 45 分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赴江西，转武汉统帅部。
1937 年 12 月 7 日，日军全面攻城的那一刻，终于来临。
清晨，在占据绝对优势的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掩护下，日军开始向南京城外的第一道防御阵地展开猛烈攻击。
其实，从 12 月 1 日起，日军就开始轰炸南京，12 月 3 日，开始对南京周边发动正式攻击，且仅仅用了 4 天时间就三面突破，将部队推进到了南京城外的第一道防线。
12 月 7 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下令，于当日开始向南京外围第一线防御阵地进攻；突破该阵地后，继续向南京城复廓阵地攻击；集中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火力，用以摧毁并夺取城垣。
武器落后、编制不全的中国军队，实在是难以抵挡杀红了眼的日本军队。
12 月 7 日，日军野战重炮兵第 12 联队一部攻至南京外围，向汤山发起进攻。
此时，守备汤山的是国军粤系第 159 师。
由于 159 师师长谭邃在南京保卫战期间病重，所以当时 159 师的实际指挥者为副师长、广东将军罗策群。
日军第 12 联队一上来便对汤山阵地发起了半个小时的猛烈炮轰，这一轮轰炸使得在前沿的第 159 师将士伤亡惨重。
眼见汤山阵地前沿工事简易，罗策群当即决定命令前沿部队向汤山核心工事收缩。
当天下午，日军第 12 联队步兵向汤山又发起了猛攻，罗策群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前往一线阵地督战，他把部队中的迫击炮集中往日军方向轰炸还以颜色。
汤山阵地的战斗是惨烈的，原本从上海撤退至南京的第 159 师就是疲惫之师（曾与日军第 18 师团血战 9 个昼夜，将骄横狂妄的日军打的灰头土脸，狼狈而逃），如今在汤山与日军再次激战，却伤亡极大。
但是，在罗策群的率领下，第 159 师仍然把日军第 12 联队给击退了。
直至第二天中午，罗策群率领的第 159 师只剩下了 2000 多人。
当时国民党编制较大的师，兵力可达两三万人；编制较小的师，实际兵力可能仅有三两千人，其实力差距可达 10 余倍。
但一般来说，嫡系中央军的常规部队，一个师大约有 8000 ～ 12000 人，其他地方上的常态部队，一个师大约有七八千人。地方上的非常态部队，可能只有四五千，甚至少的话，可能不过才两三千人。
当时罗策群所率的第 159 师属于粤军中的佼佼者，是地方上的常态化作战部队，因此保守估计，至少应该有六七千人。
但现在却只剩下了 2000 多人了。
由此可知，汤山战役有多么地惨烈了。
也就是在此时，日军被赶出了汤水镇，而上面的命令也下来了，罗策群率残部撤至明故宫一带的大水关，策应增援光华门。
由于南京东面的汤山阵地首先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部急调 3 支部队从三面来围堵夹击突入的日军，但中国军队还未赶到，日军的增援部队就源源不断地涌入。
当时进攻南京的日军，配有 2000 门以上的大炮，其中光 150 毫米的加农炮和 240 毫米的榴弹炮，就超过 700 门。
在敌人的优势火炮面前，中国军队搭建的防御工事根本就不堪一击，很多优秀勇敢的机枪手，直接就被轰死在机枪掩体里，一枪未发。
12 月 8 日，日军全面攻城进入第二天。
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后，各主要防御地段上的工事多已被日军炮兵及航空兵火力摧毁，守军伤亡惨重，如第 51 师防守淳化镇的第 301 团的代团长纪鸿儒身负重伤，连长伤亡 9 名，排以下伤亡 1400 余人，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负责防守南京东南面淳化镇阵地至西南面秣陵关、牛首山一带的，是第 74 军。
第 74 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所辖的第 51 师和第 58 师，都是中国陆军的王牌师。
第 51 师师长王耀武是山东人，黄埔三期生，一向敢打敢拼，他指挥的部队和进攻的日军打起了对攻战，激战三昼夜，迫使日军数次增援，依旧不克。
王耀武
此役从 12 月 7 日开始直到 13 日南京城全面溃败为止，他率部顽强抵抗日军 6 天，终因武器悬殊而撤退。
次年，王耀武率部参加万家岭战役。51 师协同国军其它部队与日军激战数周，伤毙日军 4000 余人，终取得万家岭战役的胜利。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他又运用反包围的战术，与日军激战 3 天，终于收复了高安城。之后多年抗日，大小数百战，杀敌无数，取得的胜利着实不少，称得上是功勋卓著之将。
此时，在南京的西南面，秣陵关、牛首山一带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负责守卫牛首山阵地的，正是第 58 师。
从秣陵关北上的日军必经牛首山一带
牛首山位于淳化、方山防线右侧（从防守方向看），形势十分险要。牛首山守军左与第 51 师阵地相接，右与第 88 师阵地毗连。
第 58 师师长是国军中将冯圣法，他是黄埔一期生，做过蒋介石警卫团的参谋长。在战斗中，他穿着崭新的军装端坐在师指挥部，他说他如果被打死，日军会向他的遗体敬礼，因为他会让日军认识到一个死战死守的师长。
冯圣法
此前第 58 师曾在淞沪战役中参加了罗店的战斗，后又担任掩护主力撤退等任务，后经苏州、常州、句容一路撤至南京城郊。该师在近 4 个月的对日作战中，牺牲很大，兵员严重缺额，官兵急需休整。然而，南京保卫战近在眼前，保卫首都的任务义不容辞。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第 74 军军长俞济时率领全体官兵又投入到南京外围的阵地守备中。
牛首山一带的因防工事虽然早有构筑，但是因为疏于管理，且战情紧急，交接仓促，许多工事无法立即充分利用。有的用土埋着，有的大门紧锁的机枪掩体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有的枪眼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目标，更容易被炮火击毁。但是，第 58 师遇到问题却不退缩，在师长冯圣法的带领下，大家斗志昂扬、迎难而上，抓紧时间构筑临战所需的工事。
12 月 7 日，日军借助以飞机投弹、大炮轰击联合交叉空袭的优势，掩护陆军部队向牛首山发起了持续猛攻。第 58 师借助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以手榴弹和钢炮弹阻截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战斗十分激烈，守军官兵伤亡较大。
对于这一天的报道，《大公报》曾这样写道：“我某一营死守山前高地，为敌射击之的，牺牲殆尽，另一营立即挺至，继续奋战。敌机二三十架在殷巷镇与高井巷间滥事投弹，终日未息。我营长阵亡两员，伤一员，团长轻重伤各一，士兵死亡数百；同时敌亦死伤三百余人，遗坦克车五辆。”
12 月 8 日一早，日军以 40 余辆坦克为先导，向雨花台将军山附近猛扑过来，中国守军毫不示弱、迎敌向前，经战车防御炮射击，击毁日军战车 6 辆，逼迫日军迅速向后撤退。此时，牛首山阵地右翼的守军部队受到了日军的猛烈攻击，战况惨烈。团长石补天身受重伤，2 位营长张介夫、姚永发先后阵亡，官兵伤亡 800 余人，战线已经渐呈不支状态。下午，守军部队无奈只能向板桥镇方向后撤。
牛首山阵地失守后，位于牛首山北部、南京城南面的雨花台阵地，也就直接暴露在了日军的面前。
到了 12 月 8 日晚，南京外围的东面、南面、西南面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在南京的东北面，日军第 13 师团沿长江南岸进占栖霞山。在东面，有一路日军占领大胡山。在东南面，第 9 师团攻占淳化镇。在西南面，日军第 114 师团、第 6 师团攻占秣陵关、牛首山和江宁镇一线。同期守军伤亡惨重。
鉴于上述情况及集中兵力稳定南京起见，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当晚下令退守复廓阵地，其部署要旨如下：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第 74 军的正面防御由淳化——牛首山一线，收缩至河定桥——牛首山一线。但牛首山阵地继续由第 58 师坚守；
第 88 师固守雨花台；
第 71 军 87 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 88 师及 51 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
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第 2 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
第 36 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
第 66 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
第 83 军 156 师和 36 师的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
此外，在镇江的 103、 112 师向南京急进。
至此，南京外围阵地基本丧失殆尽，日军也就顺势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全面包围。可惜的是，8 万多的中国军队，却因此失去了最后一次整体突围的机会。
12 月 9 日拂晓，南京东南面。日军第 9 师团（2.2 万人）前锋部队第 18 旅团第 36 联队（胁坂部队）约率 2000 步兵、10 余辆坦克，在占领光华门外大校场和通光营房后，抵达光华门，准备开始攻城。
光华门，是南京明城墙内城十三座内城门之一，明朝时期叫正阳门，是南京城的正门。1931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江浙联军从此门进入光复南京，遂改名为光华门。
当时，由于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少数守兵，他们见形势紧急，便立马将城门关闭。
日军见状便把野山炮推进高桥门附近，向光华门轰击。没多久，光华门便被轰出两个大洞，敌军小股部队见此立马突入，却没想到被守军立马逐一击灭。
此后，光华门随堵随破，其中有三次差点儿都快要被敌军攻破了。
日军无奈，便只好继续使用大炮轰击城墙，并且利用坦克装甲车掩护工兵爆破城墙，以企图打开突破口、冲进城内。
眼看着城门又要被攻破，就在这紧要的危机关头，71 军第 87 师 259 旅少将旅长易安华（江西宜春人）奉命火速赶到。
战斗打响后，第 259 旅利用高大的城墙阻击日军，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厮杀。由于日军的普通大炮无法摧毁城墙，所以不得不又调集更多的大口径火炮来攻城。
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长达 80 米的城垛被炸平，工事上堆砌的泥沙倾泻如雨，日军借着漫天的灰尘作掩护，成股地向城门口冲锋或爬行，但一度被守军所歼灭，直到下午四时，才将光华门大校场附近的敌人击退。但有些盘据在城门门洞内的少数敌人，却始终还在顽强抵抗。
光华门是日军攻打南京时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
据日军《第 9 师团作战经过概要》记载：“得到 150 毫米榴弹炮、105 毫米加农炮、150 毫米加农炮、240 毫米榴弹炮等重炮部队的协助，才在坚固的城墙上炸开了三处突破口。”
就在同一天，松井石根司令官向南京城内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中国军队在 12 月 10 日以前投降。唐生智不予理睬，继续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并坐于坦克车上，亲自督战。
投降？
你以为投降就真的万事大吉了吗？
你以为投降了，日军就真的会对中国的民众和军队仁慈了吗？
这显然是痴人说梦。
当时，从东京来到南京前线的新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他还是日本昭和天皇的叔父），就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
朝香宫鸠彦王
所以，任何妄想以投降来换取生存机会的尝试，等来的都只不过是死亡而已。
此时，牛首山方面第 58 师与日军继续激战，但因为第 88 师派出的右侧支援部队过早撤退，日军一部进占大胜关，且有沿江北犯的企图。同守牛首山阵地的第 58 师成了孤军，如不及时撤退，必将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南京卫戍司令长宫部命令该师撤退，与第 51 师联合守备（在第 88 师右翼延伸线上）。
这时，雨花台之战也开始打响了。
雨花台，古称石子岗、玛瑙岗、聚宝山，位于南京城南 1 公里外，是一片高约 100 米、长约 3500 米的平旷山岗。相传梁武帝时有高僧在此设坛讲经，一时落花如雨，遂得今名。
雨花台地势并不高峻，但其自西南至东北三岗绵亘，构成一大天然屏障，对正北的中华门及两侧的水西门、汉中门、通济门、光华门及秦淮河，都能起到障蔽作用；且其为城南制高点，“登高而望，全城如在釜中”，列炮其上，与紫金山炮台互为犄角，几可控摄全城，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为兵争之地。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时期，这一带都曾发生过激烈战事。
有鉴于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就着手构筑和加强雨花台一带的防御工事，后来陆续修筑了碉堡、反坦克壕、机枪掩体、铁丝网等工事设施。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军方制订的首都防御计划中，雨花台与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一起，共同构成保卫南京城的复廓阵地，即御敌于城外的最后阵地。
根据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所策定的“首都保卫军作战计划”，在城南方向，第 88 师“以主力位置于雨花台附近，任水西门、中华门至武定门及雨花台之守备”。雨花台原由首都宪兵守卫， 1937 年 11 月 26 日，宪兵部队改守清凉山，其阵地由第 88 师接防。这是一支在淞沪战场与日军血拼后撤至南京的精锐德械部队，隶属第 72 军，由军长孙元良兼任师长。第 88 师受命后，即以 264 旅之 527 团附炮兵两连扼守雨花台，528 团为预备队，
此时，日军第 9 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19 联队率先向雨花台阵地东侧发起攻击，猛攻雨花台战略要点，守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阻击。
第 88 师 262 旅旅长为朱赤，是黄埔三期生，少将军衔，与同为黄埔三期生的 264 旅少将旅长高致嵩部协同作战，共同坚守阵地。
朱赤、高致嵩率部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守军死伤甚重，于 10 日被迫退守二线阵地。不久，二线阵地工事也被日军炮火摧毁，262 旅、264 旅在朱赤、高致嵩的带领下据守核心阵地继续战斗，并击退了冲入城内的一部日军。
12 月 10 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 3 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 9 日更为激烈（光华门又被日军两次突破）。
在光华门，一股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中国守军 259 旅的阵地，突进南京城内 100 米左右。
同样是中央军嫡系的第 87 师被调了上来，他们得到的命令是：“把突入城内的日军消灭，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
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了 8 个小时，最后，突入城内的日军被击退，但第 87 师 259 旅旅长易安华和参谋主任倪国鼎双双阵亡。
下午 5 时，日军工兵部队对光华门东南角残墙开始实施爆破，百余名日军步兵踏着被炸毁的城墙工事冲入光华门，胁坂联队第一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就急不可耐地将太阳旗插上门头。但愤怒的中国士兵一颗手榴弹就扔了过去，直接把他炸得血肉模糊，抢城头的“英雄”就瞬间成了短命鬼。
到了晚上，中国军队发现已经封闭起来的光华门门洞里，居然还隐藏着昨天的那股日军，他们准备着届时和冲进来的其他日军里应外合。
由于他们躲在射击死角里，城墙上根本攻击不到，但如果守军选择在地面上硬冲的话，那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伤亡。
为此，负责防守光华门的教导总队第 1 旅第 2 团团长谢承瑞设计了一个作战方案，决定通过两个方向的协同突击来解决。
他先在光华门城墙箭楼上，将多个拧开的汽油桶和大量木材摔下，再扔下手榴弹，在城门洞内引燃大火。趁日军慌乱之际，粤军第 83 军 156 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从城墙上吊着绳索攀援而下，把手榴弹和轻机枪子弹往门洞里倾泻。
正当日军忙于应付这群“天降神兵”时，谢承瑞亲率一排战士，突然打开城门出现在日军身后，轻机枪齐声怒吼，将这股残敌尽数歼灭，光华门及通济门方面遂得以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在南京正南方向，日军第 6 师团与第 114 师团则在占领牛首山后，进抵安德门、中华门、雨花台附近。
日军第 6 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用 3 个联队共同向雨花台西南侧的安德门阵地发起强攻，双方一度短兵相接。反复搏击争夺之后，中国军队据守的第 82 号高地沦于敌手。当晚，日军第 114 师团（师团长末松茂治）也加入雨花台作战。
之后，日军又将中华门作为主攻方向，用第 6、第 114 两个师团的主力联合进攻。
这个第 6 师团，是当时日本帝国中唯一一个参加过近代日本所有战争的日军部队，它也让中国人最为印象深刻，因此有人称它为日军部队中的“战力天花板”。
中华门
而守军方面却只有 264 旅 3000 余人，而 262 旅则被放在中华门内，作为预备队。
当时，双方火力方面的差距则更加明显，第 88 师现在只剩四五门 75 毫米口径山炮，而日军两个师团仅 75 ～ 150 毫米的火炮，就有 164 门之多。
因此，这是个没有人能够打赢的阵地防御战，能撑多久只是个时间问题。
12 月 11 日上午，日军第 114 师团及第６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 88 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 114 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 88 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企图冲过中华门前的长干桥，邱维达指挥步兵瞄准射击，摧毁 2 辆日军坦克，
同一时间，南京紫金山一带，一场让日军也近乎疯狂的战斗打响了。
守卫这里的中国军队，正是蒋介石身边的最精锐之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这支队伍是精英中的精英，当时堪称是中国所有陆军里最强的部队。就连蒋介石本人一般都舍不得拿出来用，只是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战场上，他才极不情愿地把王牌甩了出来。
教导总队的火力猛，工事坚固，日军数日不能前进一步。
不过当日军终于弄明白，对面防守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后，他们在加强飞机大炮火力掩护的同时，竟然开始使用卑劣的毒气弹。
最后，双方进行了白刃战。中国军队的顽强大大出乎了日军的预料。
不过此时，驻守在雨花台阵地的第 88 师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只能向中华门退去。而 300 多名日军竟然也跟着撤退的中国军队攻进了中华门。
关键时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自到一线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巷战，最后全歼敌人。
但不过蒋介石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日军的国崎支队当日渡过了长江，开始向浦口方向加速行动——这意味着中国南京守军的唯一退路，将被切断。
这个时候，蒋介石也慌了。
11 日的中午，长江北岸的顾祝同给唐生智打来了电话：“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的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
但唐生智不肯，说必须要见到蒋介石的亲自命令才行。
下午 14 时，中华门一角被日军炮火轰塌，日军从缺口处蜂拥进入，51 师 153 旅旅长李天霞率 306 团与突入之敌展开白刃战，将突入之敌全歼。
11 日晚，蒋介石发来了电报：“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南京保卫战国防示意图
1937 年 12 月 12 日，是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残酷的一天。日军将主力投入到雨花台、中华门一线。
由于进攻南京各部队的日军以“昭和 12 年 12 月 12 日 12 时 12 分”为彩头，为争取在这个时间点“登上南京城”，所以集中了开战以来最为猛烈的空中支援和火力覆盖，以大队为单位的冲击阵形如潮水般地涌上中国守军的阵地。
这一天的拂晓，南京城郭的所有守军阵地，都遭到了日军雨点一般的炮火攻击。从早上 7 时到下午，双方在中华门内外拼杀，刺刀的撞击声和双方的厮杀声惊天动地。
这一天日军 7 进 7 出都没成功，反而在中华门城门下横尸累累。
因为只要日军部队一拥入中华门内城，就会被中国军队以白刃战逼出城外，逼上长干桥。
之后，日军第 47 联队派出敢死队偷袭中华门。
同时，日军的 5 个师团又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了猛攻。
在各个阵地上，因为伤亡数实在太大，守军原先由排长带头的敢死队，开始由连长、营长，甚至由团长带头冲入日军阵地。
但基本上都是无一生还。
此时，雨花台已是一片焦土，掩蔽物都被炸光。
第 88 师 262 旅旅长朱赤站在雨花台高声对部下说：“最关键的时刻到了，我们与敌人决一死战，誓与阵地共存亡！”他命令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打开，等日军攻至阵地前沿时，几百枚手榴弹同时引爆，打得日军血肉横飞。
朱赤发现，只有与日军搅在一起，他们的重武器和飞机空中优势才无法发挥威力，于是便组织敢死队杀入敌军。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1 个多小时后， 100 名敢死队员仅有 4 名生还。
上午 10 时前后，朱赤身上多处负伤，他被日军的炮弹弹片划开肚皮，肠子流出腹腔。但这位铁一样的汉子，却将肠子给硬生生地塞了回去，然后用子弹带绑紧，苦苦地撑在阵地上用两把德国驳壳枪左右开弓，在打掉了 8 个弹夹 160 发的子弹后，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上午 11 时左右，朱赤壮烈殉国，享年 33 岁。
第 88 师 264 旅官兵在高致嵩的带领下，也杀向敌阵，和敌人拼起了刺刀。
短兵相接中，高致嵩的一只耳朵被敌人打掉，鲜血直流，但他顾不上包扎，忍着剧痛率部与敌人厮杀，誓死坚守阵地。
在雨花台阵地上的 264 旅，最后连工兵营也都全部冲了上来，阵地前双方尸体叠在一起，鲜血居然汇成了涓涓小溪。
由于高致嵩率部左冲右突，宁死不退，后因敌人飞机的猛烈轰炸和重炮的轰击，阵地全毁，高致嵩和 264 旅大部分将士一同壮烈殉国，享年 38 岁。
全旅除去副旅长廖龄奇带领了百余残兵突围外，其余将官全部在雨花台阵地殉国。
这些曾经一起把酒言欢的战友们，如今一个一个地都不在了。
下午，中华门西面的城墙终于被轰塌，日军蜂拥而入。中华门内的南京老百姓们，慌乱地开始向城北逃去，而残留在城内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此时已经失去了统一的指挥，但他们的身边却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于是，他们向着日军蜂拥而入的缺口，自发地迎了上去……
12 月 12 日 17 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
唐生智问：大家觉得南京还能守吗？
没有一个人回答。
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
如果说，之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唐生智一个人所能够左右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唐生智应该背负他应有的责任：当时的南京，三面城门均已被突破，只有背靠长江的下关码头还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中，那也是北渡长江突围的唯一安全通道。
根据突围计划，能从下关码头撤退的，只有宋希濂的第 36 师（当时该师负责防止其他部队逃跑、维持码头秩序）、宪兵部队、司令部直属部队以及负责掩护的第 10 军。而其他的部队，都应该从自己的阵地往东、南、西方向正面突围。
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 87 师、第 88 师、第 74 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些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在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 66 军和第 83 军在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并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期间第 159 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
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
因为有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必然会一起拥向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以便迅速、安全地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也会因发现友军撤退而撤退。那些虽接到命令而并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必然已准备好了大量渡江工具，因而也皆拥向下关。
于是一场大混乱，由此爆发。
12 日晚，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后第 74 军一部约 5000 人以及第 36 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 88 师一部和第 156 师也在下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
但悲哀的是，那些更多想要渡江的部队却因为早已无船可用，所以原定的撤退计划并未实现。
而让唐生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会议上布置突围计划之后，整个南京守军就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例如被命令固守乌龙山要塞的第 10 军，在军长徐源泉的带领下，在突围会议一结束后就放弃了阵地，北渡长江。而乌龙山要塞俯瞰下关码头，一旦阵地丢失，日军就可以直接用炮火封锁码头和长江江面。
原本是担任掩护南京守军撤退的第 10 军，却居然成了第一支撤退的部队！
更为离谱的是，在 11 日晚开完撤退会议后，部分国民党高级军官就直接悄悄过江逃跑了，他们逃跑时不忘携带自己的金银财宝，但并未通知所属部队，有的部队一直激战到 13 日上午，直到发现身后的城墙上已经没人了，这才知道长官们已经跑路了。
更有甚者，像王敬久、宋希濂等人，在逃跑时不但没有通知城外部队，反而还下令关闭城门，居然置城外守军于不顾，其渡江后又害怕被日军追击，竟然又将船只悉数烧毁，直接断绝了身后部队的退路！
于是乎，这样一来，下关码头就成了大家最后逃生的唯一通道，不过这里也即将成为人间地狱。
这时，各路撤退的部队都蜂拥通过必经之路——只剩一个门洞的挹江门。因为大家都知道，此处有军官们私藏的船只，可是挹江门的守军第 36 师接到的命令是从下关撤退的部队只有卫戍长官部和第 36 师，其他部队一概不放行，于是部队混作一团，互不相让，吵骂不断，由此还发生了火并。而前文提到的那个用汽油烧死日军的教导总队团长谢承瑞，他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的冲击，但是竟然在这场拥挤中，却被活活踩死了！
不过到了码头上一看，成千上万的士兵这才发现江面上早已空空如也——除了仅剩的两三条渡船外。
因为我们知道，为了表达破釜沉舟的决心，唐生智在开战前就把所有的船只都收缴了。
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由于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于是便纷纷拆取门板等物来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
更为悲惨的是，为了能够尽快撤离战场，那些无船无筏可乘的官兵，要么抱着木桶、木板跳入江中，要么索性就直接开始冬泳过江，其中因而溺死的不计其数；不会游泳的则脱掉军装，混入老百姓中，以便期望能够侥幸出城。
哎！不已悲乎？！
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没有一个能完整执行的作战计划，这就是抗日初期国民政府的常态！
连军队都是如此，更不必说疏散平民撤退了。
终于，12 日夜，日军占领了中华门。
第 11 旅团长坂井德太郎在日记里写道：击退雨花台之敌后，我们察看战场发现，这些碉堡的门从外面锁上了，对于里面的守军来说，这里早已是他们的坟墓。
12 月 13 日，南京宣告沦陷，而此时，还有 50 多万的市民和 9 万多的中国军队滞留在城内，对他们而言，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
3.沦陷后的南京
12 月 13 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 16 师团一部亦乘舟艇到达八卦洲附近的江面。
当时，那些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本海军及第 16 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的不计其数。
在江中漂流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成了活靶子，被不断扫射，一时之间，江面上全是浮尸，就连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也死于半渡之中。
而发现已经不可能渡江的官兵们，也只能放下武器，一批批地成了日军的俘虏。
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南京守军坚持不肯投降的行为说：“不但中国军人，包括所有中国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劣等人！”
于是，日军“拒绝对中国施用国际法”。
一场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开始了……
12 月 13 日清晨，当阳光照射到南京的城头上时，持续了几日的激烈枪声已经逐渐消失，只剩下散落在城外的零星抵抗还在继续。
迎着初升的太阳，一支日军开进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这是来自北路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的第 16 师团，师团长是中岛今朝吾。
该师团 20 联队的一名上等兵东史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
此时南京城内还有 50 多万未来得及逃离的市民和 9 万多被长官抛弃的中国军队，而进城的日军仅仅只有 5 万余人。
面对这么多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究竟要怎么处置？
日军第一线的部队不断发电请示他们的上级，身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王出于希望在战场上表现一番的动机，随即发出了由他个人盖章签署的命令：机密：杀掉所有俘虏！阅后即焚。
日军进入南京后，消灭所有中国战俘的命令已不仅仅停留在文件上，而是已经传达到下层军官。
接到命令后，日军随即开始着手实施，但要屠杀如此多的战俘绝非易事，为了防止战俘抵抗，一开始日军极力编造谎言，先是向战俘许诺：只要停止抵抗，就能受到良好待遇。首先哄骗他们放下武器投降，然后将他们零星分散，最后将他们诱拐骗至南京近郊的不同地方陆续杀掉。
第 16 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南京沦陷初的《阵中日记》中写道：
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然对 1000 人、5000 人、10000 人之众，解除全部武器都很困难，唯一办法是等他们完全丧失斗志，自己排队来降，较为稳妥。
中岛日记中所说的“处理”，明显是屠杀的代名词。
第 13 师团的第 103 旅团，于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当天，在幕府山、乌龙山一带俘虏了 14777 名中国军人，3 日后，旅团长山田梅二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命令：全部处理掉。
于是，这一万四千多名的中国军人便在长江边被悉数屠杀。
在该师团的“战斗详报”中，清楚记载着关于对战俘处理的“指示”：
俘虏数量多，射杀难，应于武装解除后，集中一处予以监视，并报告师团部为要……但少量之俘虏，除必要之讯问外，即予适宜处置可也。
除北路的上海派遣军 6 个师团加 1 个支队外，同时进攻南京的还有南路的第 10 军 3 个师团加 1 个支队，但在处置俘虏的问题上，第 10 军的卑劣行径与上海派遣军难分伯仲，该军第 66 联队第一大队的“战斗详报”中，对屠杀俘虏的情节作了如下记载：
午后 3 时，从联队长处接到如下命令：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枪杀。下午 3 时 30 分，集合各中队就俘虏处理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各中队，以五十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刺杀这些俘虏……5 时开始刺杀，下午 7 时 30 分刺杀结束，向联队报告。
假如其他部队在命令、报道屠杀问题上还用词闪躲，那么这支部队的“战斗详报”则是直接毫无顾忌了，屠杀的时间、地点、方法和组织等不可谓不详细周到，以 3 个中队的士兵用两个半小时对 50 人一组的中国俘虏进行刺杀，其刺杀数量可想而知。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集体暴行的爆发原因，但在日本长达几十年的军国主义教育洗脑下，全民都陷入了战争的狂热中，隶属于佐佐木支队的一名卫生队担架兵外贺关次在 1937 年 8 月应征入伍，他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攻占南京的战斗，在入城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33 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 2 到 30 名残兵，便用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为数众多……
12 月 15 日，他又记述道：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了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其实在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之前，日军早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对南京周边地区的进行狂轰滥炸。1937 年 11 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 103 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937 年 9 月 19 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
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 2 联合航空队（1937 年 9 月 10 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
上午 8 时 15 分，警报声大作，江阴要塞瞭望台报告：大批敌机正自下游向江阴飞来！海军各舰炮手均各就各位。
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由 33 架敌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 3000 米高度向西南飞去。
但是，真正意义上更为惨烈的屠杀是从入城后的大规模集体屠杀开始的。
4.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暴行
当时日军进城的兵力约 5 万人，但执行军纪、维持纪律的宪兵却才仅 17 个！
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模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937 年 12 月 13 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日军第 16 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 100 人为胜者。
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 89 人，野田毅杀了 78 人，因皆未满 100，“竞赛”继续进行。
12 月10 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说杀了 105 人，向井说杀了 106 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 100 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 150 名中国人。这两位“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是“皇军的英雄”。
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但是“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其以“宝刀”砍死了中国人多达 300 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山中峰太郎所写之《皇兵》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杀人经过，后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引渡回中国审判，1948 年 1 月 28 日被执行枪决。
此外，日本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记载了南京陷落不久，数千名中国士兵向日军投降的情景，他详细描述了中国战俘任人宰割的消极状态。东史郎所在的部队原本在市区广场分派营地，部署岗哨，后来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去围捕大约 2 万名战俘。
东史郎和他的同伴走了大约 9 英里或 10 英里搜寻这些战俘。
夜幕降临时，他们终于听到了蛙鸣般的吵嚷声，他们还看到数不清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烁。
东史郎写道：“场面太壮观了，7000 名战俘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围拢在两面白旗周围，白旗挂在一根枯树枝上，在夜空中随风招展。”
战俘们衣衫褴褛，穿着蓝色棉布军服和外套，戴着帽子。他们有的用毯子盖住头，有的带着草席，还有的背着棉褥子。
日军让战俘排成四队，队前竖着白旗。
几千名中国士兵耐心地等待着日军将他们带走，并指引他们投降后下一步该怎么做。
中国军队不愿还击，这让东史郎深感惊讶。在日本的军队文化中，飞行员佩带匕首而非降落伞，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对来自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中国人不与敌人死战到底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
当发现战俘人数远远超过征服者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更加鄙视了。
“当我想到他们是如何将所有能找到的白布收集在一起，挂在枯枝上，然后前来投降时，感觉真是既可笑又可悲。”东史郎写道。
我想，他们是怎么变成战俘的呢？他们有这么多人——超过两个师团的兵力，竟然没有尝试任何抵抗。这么多军队中一定有为数不少的军官，但没有一个留下来，我想他们都逃跑了。
尽管我们有两个连的兵力，而且那 7000 名战俘也已被解除了武装，但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的部队一定会被彻底消灭。
东史郎心中五味杂陈，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人又饥又渴，饱受惊吓，不断地要水喝，并再三要求日本人保证不会杀掉他们。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些人的懦弱感到厌恶。
当想到自己在先前的战斗中曾偷偷害怕过中国人时，东史郎突然感到很羞愧。他有一种自然的冲动，不由自主地贬抑这些囚犯作为人的属性，将他们比作昆虫和动物。
他们成群结队地往前走，如同在地上爬行的蚂蚁。他们看上去就像一伙无家可归的游民，脸上带着愚昧无知的神情。
他们就像一群愚昧的绵羊，在黑暗中交头接耳，毫无秩序地向前走。
他们一点儿都不像昨天还朝我们射击、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敌人。
实在难以置信，他们曾经是敌军的士兵。
想到我们一直在拼死与这群愚昧的奴隶战斗时，感觉太傻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小男孩。
终于，日军把囚犯带到一个邻近的村庄。
东史郎回忆说，当日军要将一些中国人赶进一座大房子时，他们似乎觉得这地方像“一个大屠宰场”，因而犹豫着不肯进去。但最后他们还是屈服了，并排队进入大门。只有当日军试图拿走他们的毯子和被褥时，有些囚犯才开始与日军争夺。
第二天早上，东史郎及其同伴接到去另一地区巡逻的命令。后来他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巡逻时，这些中国战俘被两三百人一组分给几个连队，然后遭到集体屠杀。
此后的屠杀简直就是一连串的数字，人命在他们手里已经低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12 月 15 日（日军占领第 3 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 3000 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12 月 15 日夜，押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 9000 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 3 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 200 人。
12 月 16 日（日军占领第 4 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 5000 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 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 400 余人，在阴阳营屠杀 100 多人。
12 月 17 日（日军占领第 5 天）：中国平民 3000 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 400 余中国难民也被集体射杀。
12 月 18 日（日军占领的第 6 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 57418 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其余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杀。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用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 4000 余人。
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 28 案，屠杀人数 19 万余人；零散屠杀有 858 案，死亡人数 15 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 30 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此外，日军进城后，除了对已投降的中国军人或疑似为中国军人的同胞进行残酷的无差别屠杀外，在进城的时候，也对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大开杀戒。
当中国士兵全部投降之后，实际上已经没有人来保护这座城市的平民了。
日本人很了解这一点，于是 12 月 13 日，日军蜂拥入城，迅速占领政府大楼、银行和仓库，并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
许多人在逃跑时从背后遭到射杀。
日军使用机关枪、左轮手枪和步枪，向聚集在中山北路和中路以及附近巷口的伤兵、老妇和儿童开火。
日军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屠杀中国平民：无论在大街小巷、在防空洞和政府大楼，还是在城市广场上，他们到处杀人。
一个个受害者尖叫着倒在日军铁蹄下，痛苦地呻吟着，这座沦陷之都的大街小巷处处血流成河，其中许多鲜血来自那些奄奄一息、无力逃跑的人。
当日军在南京挨家挨户地搜寻中国士兵时，他们也有组织地屠杀了这座城市的居民。除此之外，他们还屠杀南京市郊和附近农村的中国人。
无论在城墙外、在长江边（江水已被鲜血染红），还是在池塘或湖边、在山丘上，到处尸体成堆。
在南京附近的村庄，日军也会因怀疑路人曾经当过兵，而向任何年轻男子开枪。
日军还杀害那些不可能是中国士兵的人，如老人和妇女，只要他们对日军用日语发出的“这边走”或“那边走”的命令表示犹豫或不解，就会惨遭杀害。
在 12 月的最后 10 天里，日军的摩托部队开始在南京巡逻，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把守着所有街道、大路和小巷的入口。
日军挨家挨户地要求市民打开大门欢迎胜利之师。然而店主刚一顺从，日军立即向他们开火。
日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有计划地洗劫了他们的商店，并将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付之一炬。
这些暴行也使许多随军到南京的日本记者震惊不已。《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亲眼看到，日军让中国囚犯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顶上站成一排，然后用步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猛刺过去，这一情景让他惊恐万分。
这位记者写道：“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摔落到城墙外，鲜血四溅。这种阴森的气氛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四肢发抖。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反应，许多记者（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也对这种毫无节制的暴力行为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将自己强烈的感受付诸笔墨，公开出版。一位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写道：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小山。 50 ~ 100 人在那里干苦力，将尸体拖下来抛入长江。尸体还滴着血，甚至有人还活着，四肢抽搐，并发出微弱的呻吟。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忙碌着，仿佛在演一出哑剧。黑暗中，人们几乎看不到长江对岸。但在幽暗的月光下，码头上竟然有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泥迹。天啊！那里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苦力们已经将所有尸体都投入长江，于是日本士兵让他们沿江站成一排。然后我听到了机关枪“砰砰砰”的响声。苦力们向后倒去，跌入长江，被汹涌的怒涛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据现场的一位日本军官估计，这次大约有 2 万人被杀。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曾经目睹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后排着队沿江站立的情景。他写道：
第一排先被砍头，第二排的人被迫将这些无头尸体投入江中，然后他们自己也人头落地。屠杀一直从早上持续到夜晚，但日军用这种方式只杀了 2000 人。第二天，他们就厌倦了这种杀人方式，于是便架起机关枪。其中两挺机关枪以交叉火力向排成队的战俘扫射。“砰！砰！砰！砰！”扳机扣动了。战俘们纷纷跳入长江逃命，但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游到对岸。
日军对于杀人的游戏已经开始厌倦了，接下来，他们就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
“妇女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日军驻南京第 114 师团的一名士兵田所耕三回忆说，“妇女不论老幼，都逃脱不了被强暴的命运。我们从下关派出运煤车，到南京的大街小巷和附近村庄中抓回许多妇女。然后我们将每个妇女分配给 15 ~ 20 名日本士兵，任由他们奸淫凌辱。”
当时，在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就在其日记（《魏特琳日记》）中记载，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 12 岁的少女到 60 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明妮·魏特琳积极营救中国难民，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
不过，尽管金陵女子学院校园门口挂着美国的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来说已不起作用。
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
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
正如她在 12 月 16 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
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
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总之，日军在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 20000 宗。
此外，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曾派出特工人员 330 人、士兵 367 人、苦工 830 人，从 1938 年 3 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 88 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 85 万册的藏书总量。
尽管仍然健在的日本老兵称，日军曾正式宣布强暴敌国妇女为非法行为。然而，强奸在日本的军事文化和迷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没有人认真执行这项规定。军队禁止强奸的政策只是起到了鼓励士兵在强奸妇女后将她们杀死的作用。
仍然健在的老兵回忆说，许多日本士兵对此没有丝毫负罪感。
“或许在强奸时，我们把她看作一个女人。”东史郎写道，“当杀掉她时，我们只是把她当作猪一般的动物而已。”
不仅士兵如此，各级军官也都荒淫不羁。（甚至连日军第 6 师团团长谷寿夫这样的高级将领，后来也被发现在南京对大约 20 名妇女犯有强奸罪。）一些军官不仅怂恿士兵在南京城里轮奸妇女，还告诫他们事后要将这些妇女处理掉，从而销毁罪证。“完事后要么给她们钱，要么在偏僻处将她们杀掉。”一位军官曾这样提醒下属。
直到 1937 年 12 月 17 日上午，松井石根来参加庆祝占领南京的阅兵式，日军在这座城市的杀戮和强奸才略有收敛。
据记载，松井在宴会期间已经开始怀疑在南京发生了极端可怕的事情，他当晚就召开参谋会议，并命令所有非军事所需的部队全部撤出南京。第二天，西方新闻媒体报道说，日军内部正在实施一个守口如瓶的大阴谋，以防松井石根知道南京暴行的全部真相。
当松井石根了解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强奸、屠杀和劫掠的严重程度后，看得出来他极为沮丧。
1937 年 12 月 18 日，他对自己的一位文职助手说：“现在我了解到，我们已经不自知地给这座城市带来最深刻的痛苦与创伤。每当想到我的许多中国友人逃离南京时的悲愤和感伤之情，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我不禁感到灰心丧气。我觉得自己很孤独，而且永远都不可能对这次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那天上午，松井甚至在对媒体发表的声明中流露出一种遗憾的情绪：“我本人对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深感遗憾，但如果中国不改变政策，皇军仍然必须继续留驻。现在是冬天，这个季节给了中国领导人反思的时间。我本人对 100 万无辜民众不胜同情。”
当天晚些时候，这位日军指挥官在为此次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主持慰灵祭时，松井就日军在南京实施的疯狂暴行斥责了在场的 300 名军官、师团指挥官和其他相关人员。
一位日本记者松本写道：“以前从未有过一位上级军官对下属进行过如此严厉的训诫。日军对松井的行为表示难以置信，因为在场的军官中有一位皇室的亲王。”
然而强暴和屠杀仍在继续，对此松井石根似乎也无力阻止。
如果数年之后松井在法庭上的供述可信的话，他对南京的这次短暂访问甚至使他在其同僚面前伤心落泪。
“慰灵祭仪式结束之后，我立即召集高级军官训话，甚至在他们面前流下了愤怒的泪水。”1948 年被处以绞刑之前，松井对他的佛教忏悔法师说，“当时朝香宫亲王和柳川中将都在。我斥责他们说，由于日本士兵的暴行，我们的一切战斗成果都化为泡影。可是你能想象吗？这件事之后，那些实施暴行的士兵竟然嘲笑我。”
5.正义的到来
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实在是令人发指。然而在南京暴行期间，日本却为掩盖自己的残暴行径，粉饰编造了一个个谎言，企图抹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他们拍摄了大量伪纪录片，在片中，日本兵“和蔼”地与中国儿童和平民一同合影，给孩子发糖果，参与救治中国伤员。
日本人的宣传激起了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极大的愤慨，詹姆斯·麦卡勒姆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胁迫、恐吓可怜的中国人，有些中国人甚至要去证明抢劫、奸淫和放火的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之所为，有时候我感到，我们一直在与疯子和白痴打交道。而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所有的外国人活着渡过了这次灾难。
1937 年 12 月 7 日，日本不顾一切发动了南京战役，随即获得了一个他们认为的巨大胜利。
但是他们错了。
他们以为中国会就此屈服，其实绝不可能。正相反，他们进一步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沼，直到战败，再也没能抽身而退。
1938 年 9 月，新组建的第 71 军在河南富金山面对日军两个师团的轮攻，坚守 10 日，打出了一比二的交换比，堪称战果辉煌。
71 军的部队，就是曾经的王牌部队第 88 师、第 87 师和第 36 师，在南京被打残后重新整编而成。
第 71 军后又参加滇西反攻战，保障怒江防线，并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反攻缅甸，与驻印军胜利会师，一举解除西南国门之围困。
同年 10 月初，江西德安。
曾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王耀武领兵第 74 军 51 师，将孤军深入的日本第 106 师团死死抵在张古山一线，抗日名将薛岳指挥各部队准备合围之。
一次夜袭，受 74 军之请，第 66 军组织了数百人的敢死队，全部脱去上衣光着膀子，趁黑衔枚潜入日军地盘，摸到赤裸的兄弟则互相拍肩，摸到穿上衣的则必然是鬼子，上去就是一刀。
此役将日军第 106 师团大部围歼，便是“抗战三大捷”中的万家岭大捷。
第 74 军后又参加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均表现出色。1943 年11 月，下属第 57 师死守常德的事迹轰动世界，被誉为“抗日铁军”。
在法国进修机械化作战的廖耀湘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成为国民政府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 200 师的参谋长。在昆仑山战役打出风头后，也将战场移往缅甸，先后任驻印军新 22 师师长、新 6 军军长，手握美援装备的王牌部队，将缅北日军打得丢盔弃甲。
南京之血海深仇，且慢慢报来。
日军进攻南京的这几支部队，第 3、第 6、第 9、第 16 和第 114 师团，此后无论在徐州、武汉或是长沙，中国军人面对他们无不切齿愤恨，战前动员只要讲一句话就足够：
“这是屠杀南京城的鬼子兵！”
很巧，四年后的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人又认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但是，他们又错了。
他们以为美国会就此低头谈判，但美国那台超级巨大的战争机器，反而因此开始全力开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日本在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
在战略判断上，日本从来都是输家。
不过，“12 月 7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应该不会被日本的那些军国主义者随便就忘记了吧？
那么，他们是否会知道 33 年后的另一个“12 月 7 日”？
1970 年 12 月 7 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在华沙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位总理双膝跪地，诚恳道歉。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以及亚洲那么多的国家，却依然还在等待。
日军当年做下的种种罪行，难道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吗？
即如此，我们不妨简单地来给这些人提提醒吧。
1946 年 2 月，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共获得 500 份资料，其内容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掠夺、破坏、强制服役等及中岛、长谷川等 29 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 295882 种。
这些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只是一串数字，但对当时的人来说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所有财物，是一个国家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绵不绝的保障。
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再对当年的同胞所承受的折磨和苦难感同身受，毕竟连杀鸡都显得血腥的普通人是无法想象当身边的亲人朋友被军刀砍掉脑袋时，飞溅到脸上的血是更滚烫一些？还是更血腥一些？
虽然时间总会治愈伤口，但是留下的疤痕却能让我们更好地铭记过去——铭记过去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记住仇恨或是延续这种仇恨，而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拥有克制犯罪的理智，以防止历史的不幸被再次重演。
我们希望，当灾难再次来临时，我们不再如此无助、也不必再如此无助，也不需要再去依靠一个外国的商人、传教士、医生或者其他国家的力量，而是我们自己就能够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同胞，不再任人欺凌。
我想，这是当年历经磨难的同胞们所最为期盼的事情吧。
愿逝者安息，愿生者珍惜，愿我们历经磨难的祖国光大复兴、生生不息。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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