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上海因得水上交通之利，日渐形成一个繁荣的贸易港ロ,黄浦江上船舶往来，十六铺小东门外停靠着各帮商舟。凡是商贾云集的场所，也总是百业俱兴的地方。上海从一个滨海之邑，演变为繁盛之地，除了各业店铺林立之外，为商贾服务的行业如茶馆、酒店、戏园，直至娼业也渐次发展了起来。
若要在上海找寻娼妓最早的踪迹，还得从“画舫”说起。所谓画舫，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也即是水上妓院。来沪操这营生的，多为苏扬籍的秦准娼妓。未开埠前的上海，既无火车，也无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有的只是在上海境内与黄浦江相通的蜿蜓数十里的吴淞江，正是这条江，成了她们赖以谋生的天然场所。
清末上海高等娼妓装束
若要在上海找寻娼妓最早的踪迹，还得从“画舫”说起。所谓画舫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也即是水上妓院。来沪操这营生的，多为苏扬籍的秦准娼妓。未开埠前的上海，既无火车，也无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有的只是在上海境内与黄浦江相通的蜿蜓数十里的吴淞江，正是这条江，成了她们赖以淇生的天然场所
道光初年(1821年)，上海的人口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逐日增长。这时的娼妓业也从画舫时代的水上转而登岸来到陆上，上海县城里的虹桥左侧便是娼妓最初驻足的地方。在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各种名目的妓院鳞次栉比地开设起来。如唐家巷的在鱼行桥南的东巷和在水桥西的西巷，都是娼妓活动的居处。来此冶游的，主要是闽粤大贾。又如地处幽僻的梅家弄和鸳鸢厅侧，也是烟花女子深藏的地方。此外还有白栅、朱家弄、画锦坊、薛家浜、季家弄等处。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随着租界的发展，上海的人口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增长。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从1855年的2万余人增加到1865年的9万余人，法租界也增加了4万余人。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获利后便寻欢作乐，这就促使城内的娼妓逐渐向城外迁移。另一方面，因战争的原因，来自江浙一带的贫家妇女，为谋生计，许多人沦为娼妓。于是，租界里的娼妓业也有了一次较大的发展，地点多在紧靠县城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临河一带。太平天国革命结束后，租界内的富商又纷纷转回内地，使上海的娼妓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几乎要濒于绝迹。
1856年前后，大批欧美殖民者来到上海，他们在这里开设洋行、银行和其他各种企业，从而产生了依附于洋人致富的买办。据统计，自旧上海开埠至1949年为止，上海的买办已达万人之数。这些买办除了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可算上海滩上除了洋商以外的最大的阔佬。当时上海的一些地主、恶霸、军阀、官僚等等阶层的人，以种种手段搜刮钱财进行投机事业，往往也会在顷刻之间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这些家产以万计算的人们，挥霍作乐的方式与洋人的跑马、打高尔夫球和赛狗截然不同，而是以“金屋藏娇”、“纳妾嫖妓”为乐。他们月出数十金供美人开销，这就使上海的娼妓业再度兴盛。但是，这时的妓院并不设在租界内，而是又回到城内。清同光年间(1874--1875年)，娼妓业最兴盛的是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因为当时这里环境幽致冷然，而公共租界大马路中，只有零星的低等居处，是不大会有人光顾的。至于原先临河一带因多系被视为低等的苏北妓女，她们的营生主要是接船上的水手和洋行里的西崽。被视为等级较高的苏州、南京、上海籍的妓女，则多迁回老北门沉香阁一带去接阔佬们了。
光绪初年(1875年)以后，上海租界日趋繁华，娼妓业随着十里洋场的繁荣而与日俱增。根据1915年上海《中华新报》的调查，当时明娼仅公共租界一隅便达9791人之多，而数倍于此数的暗娼还不在此列。当时的公共租界人口总共约68万余，其中青壮年妇女约10万余人，这就是说每十几个青壮年妇女中就有一个娼妓。如果再把法租界和华界中的娼妓人数作同样的统计的话，这个数字可使今人为之咋舌。这数以万计的娼妓，由于来历、籍贯、身份的不同，又可分为许许多多的种类和等级。归纳起来，大致有书寓、长三、么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等十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