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反对教师多布置作业，孩子就被孤立并被要求转学？
据媒体报道，在贵州，一所当地的“顶流”小学的一名家长反对教师给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与教师发生冲突，结果遭遇全班共39名家长中的37名家长联名“请愿”要求这名家长的7岁孩子转学，理由是这名家长的教育理念和大家不相同，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而这名家长质疑，这些家长是在教师的“裹挟”之下签名。
首先必须明确，这37名家长的联名“请愿”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为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学生的平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投票、“请愿”属于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而保障适龄孩子的基本受教育权，不属于公共决策范畴。
当地教育局已经对涉事教师做出师德处理，给予全区通报批评、撤销年级组长职务、取消“市级名班主任”称号的决定，并对学校相关领导进行约谈。通报称，该教师“在教师节期间收受家委会礼品、公布成绩排名、考试前漏题、对家委会排除个别家长单独建群问题默许并参与等行为。”但是通报发出后，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为涉事老师“叫屈”，还有部分家长在原微信群内要求这名家长“给大家一个交代”。
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怎么执行给学生减负的规定？怎么理解多数家长支持学校教师的“违规”做法？家长委员会究竟在学校办学、家校沟通中起什么作用？
不论是按“双减”意见，还是之前的减负规定，学校老师都不得给小学一二年级低年级学生布置书面作业，因此，这名家长反对教师给孩子多布置书面作业，是正确的也应该得到支持的。这也是落实“双减”的重要力量，家长积极配合，反对学校给学生“增负”的措施，并向教育部门举报，由教育部门进行查处、问责。之前，我国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效果并不好，就因为不少学校违规补课、组织考试、公布学生成绩排名，家长并不向教育部门举报，教育部门也视而不见。
但是，要求严格落实减负措施的家长，却被其他家长“孤立”，也并不令人意外。前年，南京就发生家长反对给学生减负的风波，家长质疑减负让学生变“学渣”。最近，上海一所初中学校也发生一名家长举报学校举行“月考”，却遭到其他家长“怒怼”的新闻。这些家长的理由是，你要减负是你自己的事，不要影响其他孩子追求进步，老师“违规”给学生布置作业、学校“违规”组织月考，这是“真正对学生好”，都不做作业、都不考试，难道中考时“开盲盒”？甚至质疑举报的家长是别有用心，是自己孩子不行，也让让别的孩子不行，或者自己有条件给孩子补课，而故意让学校不给孩子布置作业云云。
这是当下的“双减生态”，客观而言，由于我国的教育评价还存在唯分数、唯升学的问题，因此基础教育存在应试倾向，严重竞技化、功利化。“双减”致力于消除教育的剧场效应，让每个学生、家长都“坐下来”舒适的“看戏”（按成长规律学习、成长），然而，在严格监管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之后，很多家长依旧不愿意“坐下来”，担心自己“坐下来”了，其他家长依旧站着，自己的孩子必定在“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升学竞争中吃亏。于是，在校内，默许学校违规布置作业、补课，在校外，学科类培训从公开走向“地下”，“保姆式家教”、“高端私教”受追捧。可以说，减负也成为家长间的博弈——你减别人不减怎么办？在减负博弈中，很多家长陷入“囚徒困境”之中，主动跳下“应试军备战车”的家长少之又少，这些家长自己跳如果不影响其他家长，其他家长没意见，影响到其他家长，就成众矢之的。
走出减负的“囚徒困境”，必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和学校办学改革。减负只盯着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的规范办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才能引导所有家长形成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进行学校办学改革，则要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教育质量。
成立能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就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目前很多中小学都成立了家委会，但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家委会，家委会变异为“工具”或者“联谊会”，并没有发挥监督学校办学、构建平等家校关系的作用。这起事件中的家委会，就有成为学校老师边缘与教师发生冲突家长的“工具”之嫌。
真正意义的家长委员会，应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代表家长参与学校办学管理、评价，维护学生的权利，这可构建平等的家校关系，减少家校的矛盾、冲突，而不是激化矛盾与冲突。“双减”要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实效，就必须发挥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为此，有必要推进学校进行现代治理，提高治理能力，在规范办学基础上提质增效。
本文原载：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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