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年9月5日~1983年11月6日)，广东新会人，1903年出生于广西百色。 1917年考入广州培正中学。1923年被保送入岭南大学文科。1924年踏上他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留法期间，结识了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保尔瓦雷里，并将其诗作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刊在《小说月报》上，使法国大诗人的精品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此后又前往瑞士、德国学习 。1941年~1944年受聘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并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他随外语系转入广外，任法语教授。1983年11月6日辞世。
1934年，大学教授梁宗岱与家庭包办婚姻的媳妇何氏打了一场轰动北京城的离婚案，何氏要讨回妻子"名分"，该教授并不承认婚姻的有效性，闹到法庭试图解除婚约，但由于不赞成朋友离婚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出庭作证，梁教授一度败诉;直至后来又颇费了一番周折，梁教授对何氏作了赔偿，婚约才正式解除。这件事听起来就像一宗近代版的"铡美案"，所不同的是，传统意义上的"陈世美"并没有因此而被强行押上"虎头铡"。时隔7年，又是这位已经名声远播的教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同居风波"。他在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期问偶然看了一出粤剧，并对饰演女主角的花旦甘少苏一见倾心，遂不顾社会舆论压力，与现任妻子、女作家沉樱分手，跟甘少苏结合在一起。
沉樱(原名陈瑛)于1907年生于山东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上为官，家境良好，还是书香门第。父亲是开明绅士，接受新兴思想，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具有男女平等意识;二舅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才华横溢、思想新锐，反对女孩儿缠足、主张女子读书，是个新派人物。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孩来说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沉樱从小就不像一般女孩子儿那般浑沌，她敏感而惊奇地从父亲与二舅父的身上，看到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虽是个女儿家，但生于开明家庭的好处就是不用像别家女孩那样从小便痛苦缠足。聪慧与勤奋使沉樱一路接受良好的教育。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沉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两年后又转入复旦大学。在复旦读书的那两年是沉樱的黄金时代，容貌气质俱佳的沉樱很活跃，普通话又说得很好，曾得到剧作家洪深的赏识，主演过话剧《女店主》。在此期间，她与戏剧家马彦祥(复旦同学)相识、相爱，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堪称闪婚闪离，因为马彦祥很快就移情别恋了。
1930年底，与马彦祥离婚后的沉樱，只身离开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命运安排她遇到了有“中国拜伦”之称的――梁宗岱先生。
沉樱在散文《春的声音》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初次离开到处拥挤着房屋和街道的城市，到了一望无际的旷野，那愉快是难以形容的。整天奔走在绿油油的田野里，编柳枝采野花之外，还有一桩乐事，便是听‘播谷’叫。这鸟的叫声，无论什么时候听去，总是远远的，仿佛要同人保持一种距离，故意躲在什么地方，却又一声声地清楚地叫着，像是对人说话那么富于亲切活泼的意味。听了它的鸣声而不动心的人，恐怕是没有的。难怪农人听了，觉得它是在提醒着‘播谷!播谷!’，而受折磨的儿媳妇听了，说它是大声疾呼着 ‘姑恶!姑恶!’对于小孩子，虽然听不出什么意义，却也觉得趣味无穷。不知是谁把它似通非通地谐作‘光棍托锄’，并把这作为它的名字。每逢这鸟一叫，我们便仰望着那声音所的远方，模仿着它的调子做一种唱和。我们对唱的开场是听它自报姓名似的先叫一声:‘光棍托锄!’我们便紧跟着问:‘你在哪里?’刚问完，它又叫第二声，像是回答:‘我在山谷。’又问:‘你吃什么?’‘我吃石头。’‘你喝什么么?’‘我喝香油。’大概小孩简单的头脑再也想不出别的可问的了，便就此为止，只反复地问一遍又一遍，它也总不厌其烦地照样回答了又回答……”
沉樱的才华世人共睹，但是她的婚姻却令人唏嘘，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正室被“小三”打败，负气忍痛割爱后，却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忘怀。
梁宗岱是诗人、翻译家，精通英法德意四国语言的大才子，曾留学欧洲，回国后任教于北大。在北大，风度翩翩的梁公子与秀美知性的沉樱小姐初见，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沉樱特别钦慕梁公子的博学与才华，因为无论他是写诗或者翻译都特别认真、执着。而她后来在翻译事业上的成就，应当说是受他的影响至深。梁亦欣赏她的秀外慧中。1934年梁宗岱因包办婚姻离婚一事与文学院院长胡适闹僵，从北大辞职后，携沉樱同赴日本，两人同居。
在日本叶山的一年是他们恋情中最快乐、绚烂、浓烈的好时光。巴金先生留学日本时写的散文中这么描写了梁宗岱和沉樱在叶山的生活:“在松林的安静的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我在他那所精致的小屋里看到了这一切。”叶山仿佛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足以见证当时他们的感情是蜜里调油、欲仙欲死。
嫁给一个激情四溢、做事冲动不过脑子的诗人其实是一场豪赌，尤其对沉樱这种也颇具个性、敏感细腻的知识女性来说。婚后他们第一个女儿出生了，取名为“思薇”，而这个“薇”来自于梁宗岱对曾经热恋过的法国“白薇”姑娘一往情深的思念，我很好奇这种小说里的桥段真实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对一个心思缜密的女作家来说，可知其中寓意?如若知道，是否眼里有泪、心里有怨?
他们琴瑟和谐地共同生活了八年，生下一子二女。当然作为一名母亲，沉樱在这段婚姻生活里牺牲了大量的自我，这八年里作为才女的她，创作的作品很少，有不甘也有抱怨，加上两个人都个性倔强、脾气耿直，就像两只刺猬，都不肯削短自己的刺来迎合对方，于是争吵也在所难免。
沉樱的好友赵清阁回忆说:“沉樱热情好客，朋友们都喜欢接近她。为了家务之累，她不能常写作了，心里不免烦恼，常和宗岱闹脾气。宗岱性情耿直，也不谦让……”尽管争执不断，磕磕碰碰、相爱相杀地过着小日子，但沉樱却还能以一颗愿赌服输的心来面对，因为她依然深爱着。
有句话说婚姻一般都会经历“七年之痒、八年之痛”。命运果然在1944年出现了转折，他们在一起的第八年，危机来袭。
梁宗岱在回老家广西百色处理家事时，竟然与当地的粤剧演员甘少苏相识相爱，闹得沸沸扬扬，上了当地报纸娱乐版的头条。《广西日报》的大字标题是:梁宗岱教授为一个女伶大演全武行。知名教授与天涯沦落人的花旦一见钟情，足以惊世骇俗。自尊心极强、好面子的沉樱闻讯后，立即携两个幼女搬出住所。面对婚姻中“小三”的出现时，她选择全身退出，这不能不说是缺少理性思考的一时冲动之举，也是她一生情感剪不断、理还乱的原由。
当时他们的感情是出了些问题，但是谁的婚姻在经历了七、八年后，还没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呢?他们的幼子却是在分居之后才出生的，可见他们的感情并未完全破裂，离开他时，她有孕在身。只是当时诗人气质与侠客豪情兼具的梁先生，已完全控制不了局面。
当时他是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名教授兼主任，著名学者，她只是个戏子，社会地位悬殊，他喜欢看她唱戏。可以想象能得到梁宗岱先生的关爱的她有多么受宠若惊，也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珍惜这份情谊。甘少苏在遇见梁以后，曾偷偷地去拜观音求签，竟求得一个上上签，说她的好姻缘到了。这条上上签的命运暗示，给了这个手无寸铁、唱戏为生的弱女子以极大的勇气，她正式向无良军官丈夫提出离婚。丈夫索要分手费，先付四千被赌光，然后说再付三万，便可了断关系。梁宗岱便又慷慨拿出三万，还庆幸地说:也好，三万能买下你的独立自由，也值得。据说这个数额，在当时可购黄金十两。可见民国的教授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沉樱也知道丈夫是有钱，却从未想过要理财，男人口袋里有钱果然不是好事。
甘少苏在梁宗岱的帮助下终于重获自由身。于是，她开始实施下一步计划，步步为营，想要更多，于是略施心计，故意在梁宗岱面前放大他们之间的绯闻对她的负面影响，人言可畏，自己已走投无路。她深知这种示弱对于梁这种侠义心肠的男人才是最有力的进攻。多年以后，甘少苏在她的回忆手稿中，复述自己当时是这样向梁宗岱剖明心迹的:“弄到今天，社会上传得不堪入耳……我的意思是将错就错，我亦不想再过舞台生活，请你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傻瓜都能看得出，这就是在逼婚了呀!
事至如此，行侠仗义的梁先生其实还是没有想过要与甘少苏真正恋爱、结婚的。他有首诗阐明自己关心与救助甘少苏只是出于同情:“原是怜卿多漂泊，忍令翻添新恨?都只为关心过甚，忘却人间花易萎”。一个天真热情而单纯的诗人，往往是感情先行，理智在后，后知后觉，事件的结果全然不在他的设计与掌控之中。甘少苏回忆说，当时的梁宗岱进退两难地说:“本来是全心为了你的艺术前途，谁料今天弄到如此地步……我已有老婆，沉樱一定不容许我的，但是到现在亦只好这样了。”看见了，为了艺术，这符合一个教授的审美。
婚姻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妻子带孩子毅然决然地离开家后，梁宗岱也曾想努力挽回。但是倔强的沉樱，让他在她和甘少苏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时，他却选择了后者。也许他已厌倦了他们之间怨偶似的没完没了地争吵，也许他那颗英雄救美的诗心太过天真烂漫?相比而言，沉樱是强势而独立的，而甘少苏是弱势的、完全依赖于他的，于是，他放弃了名利、也放下了他与沉樱的一世情缘，以一颗救世主的怜悯之心决定与一名苦情伶人半路相逢相伴终老。
3
被“小三”打败后的沉樱，既伤心又伤自尊，以其山东人的执拗脾气，携三个年幼的子女永远地离开大陆，远赴台湾继续教书生涯，独自抚养大三个孩子。真是爱有多深恨有多深，她就是想离开他，越远越好。
据赵清阁回忆，沉樱赴台前，她曾与朋友前去劝阻，“但她个性很强，表示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到梁宗岱。这是恨，但也是因爱而恨!他们的矛盾主要还在于宗岱希望她做贤妻良母，而她偏偏事业心很重。据说当年梁宗岱也曾从广西飞到上海，希望至少阻止子女赴台。未果。”
他们的大女儿思薇说过，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都相互的欣赏，相互关爱，但因两个人个性都太强，永远无法相爱。母亲毅然离开父亲，并不一定是因为父亲对她用情不专，而是由于性格不合。虽然夫妻俩个性迥异，但梁的用情不专可能是压垮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至少对沉樱来说是，她本想慧剑斩情丝，不料那个人却成了她一生的牵挂。
据台湾作家林海音回忆，大约1967年，正是沉樱翻译事业的巅峰时期，出版多本翻译小说的同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说是要重印刊行，她当时很不解，梁先生有很多译著，为什么单单拿出这本重印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梁的这本诗的译作是于1934年在日本叶山完成，当时她正陪在他身边，而这时段正是他们感情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章，承载着多少甜蜜的回忆，可见她对梁的感情，自始至终都没有消失过。沉樱虽然当年盛怒之下远走他乡，但她一直没有和梁宗岱离婚，在名义上仍是梁太太，而梁的妹妹也在台湾，她们还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有大陆学生来拜访时称她“梁太太”，她亦很开心，并以此为荣。
沉樱和梁宗岱在1950年代后期便恢复通信联系。1972年沉樱写给梁的一封信中亲切地称他们为“怨耦”，“耦”即“偶”，她还不无悔意地在信中写道:“时光的留痕那么鲜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才女是否在很多个思念如水的夜晚，后悔过自己年轻时的一时冲动，将至爱拱手让人?使自己在年华中老去?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跫音不项，三月的春帷不揭
直到晚年，沉樱还想着要给梁宗岱出书，甚至连梁宗岱给甘少苏写的一本词集《芦笛风》，也可以帮助出版，可见她对梁宗岱的才华是多么赏识。但是在她在1982年的回国期间，梁宗岱卧病在床，希望能见沉樱最后一面，她思前想后，终究还是没见，信守自己一生不再见他的诺言。
1980年11月，甘少苏照顾病中的梁宗岱
他们如刺猬一样相爱，选择远远地相望于江湖而不是相濡以沫。两只刺猬的爱情注定不易，靠得近了，都被对方的刺扎得生疼;隔得远了，却又彼此互挂念，藕断丝连。
特别是沉樱用情至深，身虽远去，心却相随，孤独一生都愿被别人称为“梁太太”。
以小说《某少女》而蜚声文坛的沉樱，纵然遭遇过婚变的打击、人生的坎坷、生活的艰难，她却从未停止过手中的笔。有时文字是一种自我救赎。我有一位朋友，她中年丧偶，悲痛欲绝，却在女儿的家教老师教写作课时偶然迷上写作。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书一本接一本地出，她终于找到一个发泄、遗忘悲伤的出口。因为有了文字作寄托，她整个人都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沉樱最终还是离开了婚姻的琐碎，沉迷于文字的世界，成全了自己。
梁宗岱的出轨让沉樱多年的辛苦付出转眼成了流水，但也是他的出轨让她明白：自己的这段婚姻本身便是个错误。
“女人啊，断不可将一切赌注下在男人身上啊！“沉樱这赌终究是输了。
结束一场注定会输的赌局的最好方式只有一种：主动放弃这场赌。如此，尚能把手上仅存的那点筹码拿到手。
不指望翻本的沉樱，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仅有的一点点筹码：尊严和余下几十年的光阴。至于梁宗岱的财产等等，沉樱不屑，这些东西，他梁宗岱能挣来，她挣不来？
话说，此时在老家的梁宗岱心里也多少有些打鼓，依据妻子沉樱的个性来看，甘少苏与妻子多半只会是他梁宗岱的二选一，而不可能成为多选题。
可梁宗岱却终究抱了一丝侥幸：他想享齐人之福。
梁宗岱之所以抱着这样的侥幸，是因为他觉得：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沉樱没得选择！想想，若没有他梁宗岱挣钱养家，她怎么照顾孩子？既挣钱又养活孩子，这样艰难的路没人会愿意选。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沉樱偏偏让梁宗岱意外地选择了更难的那条，如诗人普希金所言：这条路荒草萋萋，显得十分幽寂。
然而，这条注定艰难的路，却给了沉樱新生，也给她的余生涂抹了亮色。从来，无限风光在险峰！
决定离开重庆的家时，沉樱给丈夫去了一封信，信上只一句：此生永不复见！
收到信后的梁宗岱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随即他火急火燎地赶回重庆试图阻止妻子离家。可未及梁宗岱到家，沉樱已带着孩子收拾妥当离家了。
梁宗岱只得托朋友给沉樱带信，沉樱既已决定离开便没有打算往回走的意思。见沉樱态度如此决绝，梁宗岱大喊：
“不就是拿孩子要挟我吗？没孩子，我可以再生！”
当这席话传到沉樱耳边时，她的眼泪瞬间滚落下来。当晚，她摸着腹中的胎儿喃喃道：没事，妈养活你们。
即便生在今天，要一个人养活三个年幼的孩子也绝不是容易的事。沉樱离开梁家几个月后，幼子梁思明出生。
幼子出生后，沉樱的负担更加沉重了。这期间的沉樱只得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三个孩子，期间的艰难可想而知。为了养活子女，沉樱甚至变卖过贴身物件。
人这一生成长最快的时候，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而恰是在逆境中。
走到最艰难境地的沉樱没有时间去悲伤或是舔伤口，真正在苦难里的人从没有资格悲痛，因为他们的时间只有全部用在解决问题上，才有可能活下去，这便是当时一人照顾三幼子的沉樱的真实写照。
白天，她在各大学校教书，中午匆匆赶回家照顾孩子并给他们准备吃食，晚上孩子们睡下后，她挑灯翻译、写作。这样的日子苦而且累，但好在，沉樱终于可以继续拾起自己的事业了。
这一阶段的沉樱以事业和孩子为生，事业和孩子便是她的全部。相比以男人的爱为生，以事业和孩子为生显然更让她觉得安全。毕竟再怎样，孩子和事业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一夜之间没了。
1948年，在上海定居多年后，沉樱毅然带着子女和弟妹前往台湾。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自这以后，沉樱和子女即便想与梁宗岱见面，在那段时期也将难于上青天。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此时距离梁宗岱与甘少苏登报结婚已经过了六年，可她却并没有给丈夫生下任何子嗣。原来，甘少苏早已丧失了生育能力。
倘若不是此前沉樱已为梁宗岱生下子女，他是否会为了延续后代再娶就很难说了。
一个家庭没有后代，自然会少了很多声色，甚至会多少显得不那么完整。
随着梁宗岱年岁增大，他对孩子的期盼也越发强烈。当梁宗岱得知沉樱要带着子女去台湾时，他急得如热锅的蚂蚁。此时的他，全然没有了刚与沉樱分开时喊“孩子可以再生”的底气。
梁宗岱阻止沉樱等前往台湾的理由充分而具体：“孩子也有我的一半，所以不能让你带去台湾“。当来人把这样的话告知沉樱时，她除了觉得好笑并不觉得有其他。
最终的结果是：梁宗岱眼睁睁看着沉樱和孩子们离他越来越远。
台湾的生活并不比在大陆时容易，为了谋生，沉樱只得执教于苗栗县头份镇的著名的私立中学——大成中学。就是沉樱靠着这份微薄的薪水和翻译书籍、写小说的稿费，沉樱养活了一大家子。
头份镇算是沉樱的福地，在这儿她不仅事业有了起色，而且她还结识了乡居的台湾国学大家和抗日志士张汉文和他的夫人司马秀媛，与他们成了忘年交。
沉樱在张汉文的果园里盖了三间小屋，闲暇时，她常来这里读写、翻译。这个小小的三间小屋成了沉樱离开梁宗岱这些年最大的快乐所在，她重新在这儿找到了阅读、翻译、写作的乐趣，而不是此前为了生计而读写。
此时的沉樱终于舒了一口气，毕竟，孩子们渐渐大了，而自己的事业也已经跨过最艰难的再起步阶段开始走向稳定了。
沉樱翻译的作品也开始受到读者的喜爱，她经常性能收到读者的信，这对于沉樱来说自然是莫大的宽慰。沉樱常说：
“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
在小快乐里，不再有爱情的沉樱活出了声色，她和刘枋是山东老乡，谈乡情、吃馒头，她和张秀亚谈西洋文学，和琦君谈中国文学，和罗兰谈人生，和司马秀媛赏花、做手工、谈日本文学。
沉樱的小日子，充盈而快乐。
离开梁宗岱的日子里，沉樱的三个孩子也给她的人生平添了很多亮色。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成才，她的心里满是欣慰。
孩子们陆续长大出国后，不用终日忧心孩子的沉樱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时刻。
1967年，沉樱60岁生辰这天，在美国的女儿为她寄来的一笔汇款。这笔钱，本是女儿让她宴请朋友的费用，但沉樱见请客完后还有余款便决定用它来做一件此前一直想做却不得的事：她用这钱印了她翻译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
这本译作出版后，很快引发了强烈反响。在当时台湾出版业萧条的境况中，此书一年内竟连印10版，后来又印行了几十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也是自这一年开始，退休后的沉樱开始自办家庭译文出版社，此后一年间出版译书9种之多。沉樱打破了作家自办出版社必倾家荡产的魔咒，成了极少数自办出版社成功的作家。
沉樱的成功，甚至让同在翻译界的梁宗岱倍感自豪。梁宗岱与沉樱在50年代后期便恢复了通信，只是，沉樱虽仍是梁宗岱名义上的妻子，却从来只与他言风云不言风月。
从两人来往信件中可知，沉樱对梁宗岱似乎也未再有芥蒂。十数年的光阴，改变了太多，他和她，都已不再如昨。
晚年子孙环绕、事业有成的沉樱在回忆起与梁宗岱的这段过往时说：
"和他（梁宗岱）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字里行间，沉樱全没有表露被抛弃女子的怨与恨，她甚至还将这段感情的最终破裂归结于自身。这样的沉樱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是必然。
沉樱清楚：这段婚姻悲剧收尾看似是因为有第三者介入，在根本上却是因为两人感情本身出了问题。
通透，让沉樱心里曾有一时装下过恨。却没有装毒药的心，终会因为敞亮而金光闪闪。
但未装恨，却并不代表“原谅”。沉樱与梁宗岱恢复了信件往来，却始终不肯原谅他。
1982年4月，久居美国的沉樱自纽约飞回中国访旧友。期间，沉樱先到上海，再到山东，复至北京，她看望了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还见了朱光潜、卞之林、罗念生等老朋友。她甚至还见了与第一个丈夫所生的女儿马伦。
可偏偏，沉樱未见梁宗岱。很多人猜测，沉樱不肯前往广州见梁宗岱是因为甘少苏的缘故。但更大的可能只能是：她不想原谅梁宗岱。
沉樱是一个小说家，她懂得哪种悲剧收尾更有感染力，“此生永不复见”是她和他分开时说的，这话，最终成了真。
相比沉樱的不肯原谅，另一个人的“此生不见”也让梁宗岱的人生抹上了浓墨重彩的悲剧一笔。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沉樱与梁宗岱唯一的儿子梁思明。
与梁宗岱的两个女儿不同的是，他未及出生便与父亲分开了。自然，他与姐姐们对父亲的感情也有着明显区别。
梁宗岱极其重“有后”的概念，对于这个唯一的“香火”，他的感情也很有些不同。从梁宗岱与沉樱的往来信件来看，他们讨论最多的也是小儿子梁思明。
在70年代两人的一封信里，沉樱在提到儿子思明时激动地写到：
“报告你一件好消息，思明也来美国了。我已两年未见他，他还是那麽纯真，在机场的人群中，冷眼望去，真是一表人材，风度翩翩，而且见了我还像小孩一样的亲，谁也想不到他已是三十出头作了爸爸的人。”
然而，儿子梁思明的翩翩风度，梁宗岱始终未能亲眼见到。早在梁思薇偕丈夫回国探望父亲梁宗岱时，父亲就曾透露过想见一见儿子的心愿。对此，姐姐颇有些为难，她说：
“这还得看弟弟自己的意思。”
梁思薇的话让梁宗岱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这个儿子对自己似乎并不像姐姐对他这般友好。果然，梁思明的答复是：“不见”！
关于梁思明不肯见年迈生父的原因，他自己是这样表述的：
“他（梁宗岱）这样对我的母亲，我不能原谅他。”
梁思明的不能原谅，注定了梁宗岱到死也未能见到亲生儿子的悲剧结局。
1983年，带着未再见沉樱与儿子梁思明的遗憾，80岁的梁宗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88年，年81岁的沉樱在子孙的陪伴下走完她精彩却有缺憾的一生。
自此，关于梁宗岱与沉樱的故事也终随两人的仙逝永远地成为了过往。在他们死后不久，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的记述，竟侧面将梁宗岱与沉樱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进行了阐述。
从甘少苏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她一直将救她出水火的梁宗岱当成救赎者的高度来敬仰。大约，这就是甘少苏最终能虏获梁宗岱的原因了吧。
无独有偶，与梁宗岱同样娶了才情、美貌于一身女子的梁思成、徐悲鸿，最终也均在晚年恋上了对丈夫人格和学识膜拜不已的平常女子林洙、廖静文。有意思的是，她们也还都在丈夫死后，不无骄傲地同甘少苏一样写下了回忆录。
这样的结局，多少是让人意外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又像是人性的必然。
梁宗岱的学生卢岚女士在谈到老师与师母沉樱的爱情时评价说：
“宗岱老师所需要的究竟是一个携手共进的人呢，还是一个在旁边为他鼓掌喝彩的人?从宗岱刚愎自用的性格来看，恐怕他更能受用的是一个从低微处仰视他，时时处处为他鼓掌喝彩的人吧。”
梁宗岱如此，天下的大多数男子，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