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素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这是广义的说法，意思是说就算是一个清官，一任下来想不发财都难。清代官员的收入情况一直是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由于没有财产申报制度，清代的官员收入情况在文献中记载的也不多。
不过，通过一些零散的记载，还是能大致了解一个官员的收入状况。这里就以康熙朝各省的总督、巡抚为例，来算一算细账，看一个督抚在不多吃多占，不额外伸手的情况下，一年能捞多少银子？
康熙时期督抚的合法收入并不高，年俸仅有180两，外加一定的禄米。此外还有一些公费银、纸张银等补助，但都少得可怜。对于一个封疆大吏来说，这点合法收入是难以维持生计的。
因此俸禄几乎可以忽略不及，大头还在规礼或是陋规上。规礼名目繁多，有生日、端午、中秋、年节之节礼，有上任、升迁、进京等的贺礼，有征收赋税、税银、盐课之耗羡，等等。其中耗羡又是规礼中的大头，各省的情况又不一样。
前面提到，清代的督抚是没有财产申报制度的，因此一个督抚到底有多少家当，难以统计，只有在犯罪被抄家的时候才能得知，但抄家又是个小概率事件，不是常态。不过，康熙皇帝似乎对各省督抚的收入比较关心，经常询问类似的问题。因此康熙朝就有很多督抚在奏折中，提及自己的收入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在奏折中陈述总督岁入状况：“每年二省布政司、粮道、驿盐道、两淮运使等多余之银，两淮盐商所赠礼银，皆送臣衙门，加之各关监督及属下官员馈送之四时礼物，核计岁得共近二十万两。”
两江是富庶之地，但总督在不贪不占的情况下，每年就有二十万两的进项，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数字。查弼纳是实在人，把具体的情况都和康熙交代了，并说除去聘请幕僚以及其他开支外，每年还能剩下七八万两。
再看另外一个富庶之地两广。康熙五十六年，广东巡抚法海在奏折中奏报：“凡晋升总督、巡抚新任，地方官员均以贺礼赠予银绸，共银二万余两。另，总督、巡抚所获之份，一份火耗银，一年八千余两。广州等处之税银年获九千余两，一年四节所获礼物，均足十万两银。”
这么算下来，两广总督的岁入也有近14万两，刨去所有开支，最少也能剩下四五万两。
湖广总督杨宗仁奏报，仅盐商送与总督的“盐归”就有四万两，此外还有“向有各衙门节礼、秤头等规银十六万两”；云贵总督奏报：“云南一省司、道、府、州县每年节礼通共二万一千四百余两，税银平规三千余两，盐规二万三千两，又秤头银三万一千两。”
从康熙朝各省督抚在奏折中的奏报情况来看，中原富庶地区的督抚收入要高很多，大致都在12万至20万这个区间，偏远地区的督抚要差些，但最少也是8万两起步。
事实上，各省督抚在奏报中也未必都会如实交代，而是普遍存在缩水的情况。比如两广总督守着海关这个肥缺，但几任总督都没有呈报海关规礼。还有一些属于贪官，由于心虚也不敢如实汇报自己的收入情况，生怕引起康熙帝的猜忌。
规礼银主要来自耗羡、盐归、税规，以及各种额外加派，有规礼必有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康熙帝对规礼的弊端并非不知晓，他也曾予以谴责和惩治。但总体上来看，康熙帝对规礼还是十分宽容的。
这看似十分矛盾，其实与清代的财政制度不无关系。清代各省的财赋收入绝大部分都要解到户部，只留下极少部分作为地方公费。实际上地方存留的这部分远远不够开支，从而导致地方财政十分拮据。
总督、巡抚虽是封疆，但区区一百多两的俸禄怎能养家糊口、延请幕宾、雇佣差役，所以对于规礼康熙帝始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是太过分，一般都不计较。
规礼盛行最致命的是败坏了吏治，各省、各府以及州县官不收规礼就无法给上司送礼、支付地方公务费用，所以清代的政治土壤是难以出清官的。
雍正继位后，鉴于规礼的弊端，果断采取措施，将各省耗羡收归国库，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对地方官的补助，名为养廉银。但雍正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耗羡这个根扎得太深，是杜绝不了的，并且雍正也没有下旨废除耗羡，老百姓也没有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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