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自小读苏轼词，对这位冠绝古今的大文豪素有极高的景仰后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林以一个崇拜者的视角著成此书，字里行间都弥漫着理想主义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苏东坡送伯固归吴中，行人苏东坡与黄州?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苏东坡送伯固归吴中，行人苏东坡与黄州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自小读苏轼词，对这位冠绝古今的大文豪素有极高的景仰。后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林以一个崇拜者的视角著成此书，字里行间都弥漫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林书固然才华横溢，但读来总有一种单薄感。他笔下的苏轼天才、通达、乐观、热爱生活、忧国忧民，让人读着读着便也加入到他的行列，仰望这位伟人曲折又壮美的一生。然而，他的这种视角也导致在描述其他历史人物尤其是反对苏轼的人的时候，有一种跃然纸上的主观和偏狭。而对东坡的苦难，虽有不少笔墨，却始终让人很难拨开迷雾看到苏轼的精神世界。
提到欧阳修改革北宋文风：国兴百年，通行的文章体裁，却仍沿袭五代的弊风，为文有如七宝堆砌，但求辞藻华丽，宁愿使文字与思想脱节，陈腔满纸，空无一物。早年虽有柳开、穆修等欲矫时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响薄弱。
而苏轼也在及第后在《谢欧阳内翰启》中提到：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喻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
少年
苏轼，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蜀之眉州眉山县。
古人说，蜀人不好仕，东坡的性格中颇具蜀人特色。不论他走多远，心中念想的都是和弟弟苏辙少时的约定“夜雨对床”，一生中都是“未入仕版，已怀归志”。眉山苏氏，原籍赵郡，即今河北赵县......自唐神龙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苏氏落籍于眉，且已三百余年，所以这家族虽然算不上是个高门巨阀，但却是著名的眉山县旧家......热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俭约，几乎也是苏氏传承的家风。苏轼的父亲苏洵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自幼不爱读书，虽内向持重寡言，但天性富有游侠精神。娶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程夫人在苏家这辈子过得并不顺遂，多是清苦飘摇，但她知书达理，坚强自立，隐忍持家，这才成就了三苏的千古辉煌。苏洵到二十五岁才开始奋发读书求仕途，这期间他们从大家庭中迁出来，在眉山城南纱縠行街上租了一栋宅子，做布帛的生意，以支持家用。程夫人在这个宅子有旧事一桩，有一次他们发现地下数尺有大瓮，“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绝不贪非分之财。
程夫人的这种气节对苏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直到苏轼到凤翔为官，夫人王弗都有提及。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积雪甚厚，只见古柳树下约有一尺见方的地方，独无雪迹，等到天晴了，这方土地又高起数寸来，苏轼怀疑是古人窖藏丹药之处，丹药性热，所以地不积雪而土又坟起，他想发掘。王弗夫人说：“假使先姑在，一定不会许可的。”
此间苏洵的考学之路并不顺利，经历了一次乡试的失败，在二十七岁时重新奋起，闭户苦读。
苏洵日后的成就来自于这次自我重塑般的苦修。
欧阳修评论其文：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
程夫人为苏洵接连诞下子女，但似乎命运总是捉弄于人。他们先是夭折了两个女儿，又在襁褓中夭折了长男。接连失去三个儿女之后才迎来幼女八娘，次子苏轼和幼子苏辙。
1045年，苏轼九岁时，苏洵离家宦游。这段时间苏轼开始跟着母亲读书。
程夫人教苏轼读《后汉书》，读至《范滂传》。他的母亲赶来与滂诀别，滂道：“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母亲。我跟从父亲于泉下，存亡各得其所，望母亲割不可忍之恩，不要悲伤。”范母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
苏轼十分感慨，问程夫人：“儿若要做范滂，你许我吗？”
程夫人的回答是：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以此可见程夫人的格局。
1047年，苏轼祖父苏序去世，苏洵归家，给兄弟二人起了学名，而这学名也成为他们一生的注脚。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轼性格外放，才华盖世，苏洵希望他能学习蕴藏；苏辙性格谨慎笃厚，希望他有用于世而不必拘泥于名。苏辙后来确实如父亲所期待的，见素抱朴，相对于哥哥苏轼，一生稳健。但哥哥苏轼的天才光芒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掩藏的，苏轼往后几十年的风雨路，豪情、落寞和人生的虚空感，伴随了他一生。
暂露头角苏轼十九岁娶了十六岁的王弗，苏辙十五岁也完婚了。
次年，嘉祐元年（1056），三苏在眉州留下十余口人的家眷，于暮春启程上京应试。
用年八月，苏轼和苏辙都中了举人试，苏轼名列第二。
接下来参加会试。所试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时务策五道。苏轼在场中骋其健笔，发为痛快淋漓的论议，气象峥嵘，辞辩坌发。很多人以为苏轼天才，“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梅尧臣得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立即呈荐主考。欧阳修读得既惊且喜，本想将他置于榜首，但因试官所看的是糊名弥封的卷子，疑是门客曾巩（子固）之作，为怕别人说闲话，抑置第二。再考《春秋》对义，苏轼得第一。宋取进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赐进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进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为状元；眉州苏轼得第二，为榜眼，皆进士及第。其余同榜成进士者有曾巩、苏辙、叶温叟、林旦、朱光庭、蒋之奇、邵迎、刁璹、苏舜举、张琥（后改名璪，与李定同治苏轼乌台诗狱，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贵者，就是这个同年）、程筠、傅方元、邓文约、冯弋、家定国（眉山西社刘巨门下的同学）、吴子上、陈侗、莫君陈、蔡元道、蔡承禧、张师道、黄好古、单锡、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这年的科举放榜被誉为千古第一榜，从考官到考生，宋代的八大家基本占了一大半。
同年进士的还有横渠四句的作者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张载的表侄程颢。他们是程朱理学的开创者。
欧阳修在收到苏轼的谢启之后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可见苏轼当年的才华给人的冲击力。
传言苏洵感言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但这一年四月，程夫人未等来三苏衣锦还乡就溘然而逝。三苏得知消息后马上启程归蜀。苏洵作《祭亡妻程氏文》，“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叹惊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
若程夫人泉下有知，一定十分自豪。自己的夫君和二子，都成了名垂千古的人物。
回到眉州之后，苏轼开始依礼守制。
这期间苏轼的朋友宋君用将赴京，他作了一首诗相送。
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谋。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有由。
二十四岁尚未而立的苏轼，此刻心中还充斥着无比的豪情，对未来也有无限的向往。
但同时，他又非常享受乡野之乐，喝酒聊天观云听涛，瓜子炒豆天南地北。还未入世就盼着出世。
初仕守制结束之后，三苏带着家眷重返京师。下一步，就是制科之试。
制科之试，始于汉文帝之诏举贤良。宋因前代成规，而制度更加严密，每届对策者最多不过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者，自有上承天子特达之知的荣宠，比常科进士更加一等。嘉祐五年（1060）八月，仁宗皇帝诏求直言，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苏轼于朝，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杨畋（乐道）对苏辙说：“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荐举了苏辙。嘉祐六年（1061）七月，诏以起居舍人知谏院司马光、同知谏院杨畋、知制诰沈遘（文通）为秘阁考官。......这次制科，四人中录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县主簿苏轼、渑池县主簿苏辙。.......评核的结果，苏轼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试以后，第一第二两等，皆是虚设，从来无人得过，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选。苏轼以前，只有吴正肃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苏轼是自有制科以来获此最高评等的第二人。
苏轼拔得制科头筹，但苏辙的结果却起了争议，以至于搁置了很久。
苏轼先于弟弟踏上为官的旅程，前往凤翔府出任签书判官。
在清苦的读书路上，兄弟二人从未分开。在一个风雨交加，寒意骤起的晚上，苏轼正在读韦应物的《与元常全真二生》，其中有一句：“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风雨对床”的约定，以后同回故乡，对床而卧。然而造化弄人，从此往后这个夙愿他们一辈子都未实现。
这一次苏轼上任，兄弟二人踏上了长期的别离之路。在临别之时，悲伤不已。苏轼作诗一首：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这便是往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注脚。
在前往凤翔的路上经过兄弟二人曾经在壁上题诗的寺庙，寺中老和尚已经长眠于墓塔，题诗的墙壁已经破败。苏轼由此留下千古名篇《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上任。
虽然任期只有三年，但苏轼还是花了很多心思打理自己的小院。
他的园内，却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树，一株不够大的枣树，非常荒伧。苏轼在廨北葺一小园，开辟一方隙地，筑一亭，亭前为横池，分堂屋北厦的一部分，装置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边，加建回廊，廊之两旁各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种莲养鱼于池内。池端造一板桥，以达池北，手植桃杏松桧三十余本，使与原有的槐榆相映带，老槐树上有野鹤巢居，又买了一丛牡丹花，种在池北。
苏轼大费周章，只为“临池饮酒”。也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才能铸就未来的黄州东坡。
在凤翔时，苏轼得闲暇就四处游览。有一次在天柱寺参观了杨惠之雕塑的维摩像。想着人生的虚空，作诗如下。
《凤翔八观 其四》：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
苏轼不是在落寞之时才开始对人生产生虚无感的，这种精神底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木筏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这是苏轼在凤翔的主要工作。
第一个是指每年把终南山特产的木材编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黄河，运往京师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第二个是集运粮米和刍秣，供给西夏边防军的兵站基地。
宋朝百姓的税赋徭役颇重，他们服役“衙前”主要是运送木材，还要承担木材丢失的损失，因此老百姓苦不堪言。加之凤翔之前屡遭西夏侵袭，虽然历经十几年休养生息，还是难以抹平战争造成的疮痍，许多百姓陷于困苦中。
苏轼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改善了木材运输的安排，使运送木材的时间和渭水涨水的时间相匹配，减少了至少一半的损耗。
久旱不雨时，苏轼协助太守祈雨祭祷。因此留下名篇《喜雨亭记》。
占位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苏轼很快就厌倦了凤翔的生活，日常的琐事让他烦不胜烦，也不愿意参加同僚的聚会。元宵普天同庆时，他也一个人跑去寺庙看王维的壁画，悟画中真意。
《题凤翔东院王画壁》嘉祐癸卯上元夜，来观王维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驾崩，四月一日，英宗赵曙即位。
很快，待他宽厚的太守宋选离任了。新来的太守陈希亮待他并不好，被打压的苏轼也丝毫不肯屈服，还屡次作诗讽刺他。他的这种性格也为日后的祸事埋下了伏笔。
这段时间苏轼虽被任上诸多事务惹得颇不耐烦，但还是竭力为百姓发声，上书朝廷，以解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意料之中此番诉求并无下文。
这里提及一下在凤翔附近为官的章惇，他和苏轼有个小故事，二人同游黑水谷，谷中有仙游谭，潭水深不可测，两岸皆为绝壁，绝壁之间有一独木桥。章惇邀苏轼过桥题字，苏轼婉拒：“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将双脚踏飞梯。”
而章惇毅然过桥，脚下即是深渊，尤面不改色。苏轼说：“子厚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苏轼一语中的：“能自判命者，即能杀人。”
果然，章惇日后成为杀伐果决的重臣，而苏轼则寄情山水仕途崎岖。
凤翔三年任期结束后，“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而立宋初有鼓司，后改“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掌接受文武官员与士民上书。凡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等事无例通进者，均先至登闻鼓院投进，如被拒绝，即到登闻检院投进。
而苏轼回京就任的就是这登闻鼓院。
不久之后又开始召试学士院。
二月，召试学士院。试两篇论文，题一为《孔子从先进论》，一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轼复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选，于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馆。
但在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逝世，年仅二十七。她与苏轼相伴十年，个性持重精明，与苏轼相反，因此帮苏轼打理大小事务，辨析人情事故，给了苏轼很多安全感。十年后，熙宁八年（1075），他在密州梦见夫人，作出《江城子》，千年来，读者无不潸然。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逝世。
英宗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苏轼辞赐银绢，为父求赐官爵。六月九日诰赠光禄寺丞，同时特饬有司备具船只，载送灵柩归蜀。韩琦、欧阳修各致厚赙，均辞不受。
接连失去两名至亲，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同年六月送父亲和王弗的灵柩回到眉州，父亲与母亲合葬在老翁泉，王弗安葬在侧。
熙宁元年（1068）七月除丧。十月，苏轼续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闰之为继室。
1068年十二月，苏轼苏辙两兄弟带着家属回到京师，此时的苏轼，已然三十二岁，过而立之年。
在此期间，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神宗被立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面对着一个积贫积弱、强敌压境的国家，有极强的愿望改变这一现状。但朝廷中的老臣无人愿意革故鼎新，这时，王安石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变法力度之大，对北宋的影响之深，在本篇中不做讨论。在林语堂书中，对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的描写是偏负面的。而要对此进行公允全面的判断去，单单读林语堂和李一冰的这两本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整个宋朝有潜心研究才能略微给出公正一些的判词。
三苏一脉相承对王安石无好感，苏洵在世时就曾评价他：知道这个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为天下之患的。苏洵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朋友。
李一冰在书中提到：“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之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因为他的性格和手段，失去了人心，导致后来倚重的很多都是小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以民为本，富国强兵之前先要安民强民，不可与民生。苏轼的思想也是以民为本，他和弟弟苏辙都是站在了保守派这一边。
苏轼上书皇帝：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他的这番论述，源于传统的儒学，相对来说比较守旧。若从全球竞争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是不科学的。反而是王安石的改革理想，领先于当时的时代。对历史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的评判，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
他对法家的激烈评价也可见其政见。
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苏轼天纵奇才，雄文激昂，很容易带动风潮，一时影响了许多人，愈发触怒王安石，成为了新政一派的眼中钉。
在和神宗谈起苏轼时，王安石的评价是：
轼兄弟学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闻声口。
纷争熙宁三年（1070）三月，苏轼被命为编排官。也是从这一年起，天子御试，不用诗赋，只考策论了。
这引起了苏轼的强烈不满。
他以拟作的策论，极言时政。一曰：“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二曰：“事有决不可欺者，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之者。”最后，他提出郑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
也作诗发泄自己的愤懑，而这都成为了他日后的祸根。
到了熙宁四年（1071），神宗在王安石的坚持下，诏罢诗赋，罢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不久之后，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宋朝重馆职，“优予廪禄，不责以吏事”。但本来就任高等馆职的苏轼，被调任到事务繁忙的职务，据说是故意整他。
但苏轼天生达观，到任何职务都能恪尽职守，也还做的不错，亦坚持给皇帝建言。言语之间，依旧十分尖锐。换一个朝代一个皇帝，可能人头都落地了。比如：“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而太息不能已也”。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美叔）到兴国浴室来访，由是订交，往来甚熟。这期间，端彦即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他的好友文同曾经写诗劝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在得罪了很多人之后，苏轼终于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诬陷。谢景温弹劾他在送父亲灵柩归蜀途中冒差借兵卒，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
好在勇于站出来为苏轼发声的人还是不少的。
范镇上疏为苏轼辩诬，他说：“苏轼于治平中丧父，韩琦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二百两，轼皆辞谢不受，而现在言官劾他舟中夹带私盐贩卖，能得多少？岂有不受赠银而冒险私贩，博取蝇头小利之理。”
司马光也对神宗说过：“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赐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不久之后，范镇致仕，而司马光也退隐洛阳，不问政事，一心编撰巨著《资治通鉴》。
被诬陷的风波过去之后，苏轼奏请外调，考虑到他已经名满天下，神宗将他调往了富庶的杭州，任职通判，也算是个不错的职务。
杭州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带着全家迁往杭州。当时，苏辙在陈州做学官，于是苏轼一行先到陈州与弟弟小聚。
然后兄弟二人一起去颍州拜访恩师欧阳修，叙旧之后便再次分别。
北宋的杭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是天下谷仓，也是交通中心。
在杭州的日子比京城舒心一些，但是对于苏轼而言并没有本质上的解脱。他曾自嘲：“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他自知与俗世格格不入，但也无力改变。
更让他郁结于心的事情在于，在京城他是新政的反对者，到地方来，他的职责却是执行新政。每日看着穷人因为青苗法等新政陷于困苦境地，自己又不得不遵循新政律法对他们进行惩罚，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折磨。他曾作《题狱壁》来疏解心中的苦闷。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好在杭州的山色美景给了苏轼不少慰藉。他在西湖留下不少名篇。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欧阳修在颍州建议苏轼：“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长于作诗。我曾作《山中乐》三章赠他，你公暇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
苏轼记住了这句话，日后他在杭州，遍访寺庙高僧，以求远离名利的片刻安宁。从这个时期开始，他的目光转向了各类佛典，以求解脱于尘世的桎梏。
《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他充分表达了在佛门之地的安宁感。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在杭州的岁月并无世人在那些经典诗词中看到的潇洒。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但头发早早白了，他已将自己视为老去之人。
宋朝有乐籍官伎，会在官员聚会时奏乐舞蹈，斟酒助兴。苏轼往往与她们保持距离，默默欣赏。
他素来偏好有气质的女孩，厌恶妖艳之人。
彼时，达官贵人之家也会养家伎，熙宁七年（1074），十二岁的朝云进入苏家，后来成为陪伴苏轼一生的妾室。他们的故事，后面再述。
苏轼退隐之意一直都未消逝，一直想挣脱现实归隐田园。但是无奈世道熙熙攘攘，他被裹挟着踯躅向前。政务繁忙，岂是苏轼这类山水诗画之人所能忍。“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马入尘埃鹤入笼恐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熙宁七年九月，苏轼获准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由此可以离已经上任济南的弟弟近一些。
在离开杭州之前，他一一拜别寺院中的道友。他曾说，好似自己上辈子就在杭州为僧，这里的一切第一次见的时候却如此熟悉。“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在离开杭州前往密州的路上，他又路过苏州。这里有他熟识的官伎。自古多情是诗人，苏轼也难免有儿女情长惆怅之感。
这官伎一再问他：“这回去了，还再来不来？”
苏轼甚为感怀，作词赠她。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浥，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
人生别离是常态，大多数的人，相遇即是永别，这也是人生的基调，虽然伤感却是常态。
密州密州地处山东半岛西南，比杭州落后许多，且民风彪悍，不好管理。苏轼就任之后就碰到了蝗灾和盗贼四起的难题。
比年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明年春夏之际，必生饥荒，寇攘为患。
他上书皇帝：
苟非陛下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这里他也留下了豪放派的千古名篇《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密州的山水远远比不上杭州的秀丽，苏轼曾作《蝶恋花》，写尽对杭州的怀念。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这段时间，王安石罢相离京，朝廷中吕惠卿作乱，神宗意识到问题后又召回王安石。政局一直变幻，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苏轼写道：
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为国者亦然。
他秉持“治道清净，而民自定”的政治理念，为现在“三易医而病愈甚”的局面而痛心疾首。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中秋，与友聚，算是少有的快乐。这时他念起在济南的胞弟，写下了千古第一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儿时读起觉得优美，青年时读起觉得寄情于明月，忧伤而美好，如今读起，感怀世事的无常与短暂，忧伤占据了大部分。
真是一首月色清冷的绝唱。
同年十一月，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从此作别密州。
徐州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熙宁九年（1076）之十月，王安石请命归金陵。他在复相之后无人相佐，又痛失爱子，万念俱灰之下，退出了时局。
在这个变局中，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表现就各不相同。苏轼依旧用诗文表达观点，而苏辙匆匆赴京开始寻找机会。
看来老苏当年起名字的时候一语成谶，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从古至今都是这个道理。
后来兄弟二人在途中重聚，一同去往京师外东园，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
不久之后苏轼按照途中被更改的任命前往徐州就任。苏辙陪同苏轼到徐州不久后，就前往南京赴任。离别之际，又想起二人少时的约定。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苏轼留苏辙共度了中秋，留下《阳关词》。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徐州的困苦，并不比密州好多少。徐州史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火连连，当地百姓穷困，盗贼频发。
苏轼在徐州的时候还碰到了大水，一直泛滥了七十多天。他亲自带着官民日夜防洪，才保住了徐州城不被大水淹没。
水患出去之后，他数次请奏神宗，拨款加筑木岸，以避未来可能的灾难。
获准后，他在城门上加建一栋黄楼，取五行中土能克水之意。
在徐州时，苏轼收了两个学生，一个是黄庭坚，一个是秦观。秦观在诗中赞赏他：“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放在苏轼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这段时期，苏轼也痛失此生挚友文同。
我们常说的胸有成竹，就是讲的文同。他精于画竹，为了画得竹子的神韵，他终日在竹林中观察，才到达下笔如神的境界。
苏轼画竹的技艺也来自于文同，除了绘画之外，文同的诗词、书法也获得了苏轼极大的欣赏，他们把彼此视为人生中的知己。
文同曾说：“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虽是如此，他的去世依旧带给苏轼极大的悲伤。苏轼默坐了三日，流尽了泪水。
湖州和乌台诗狱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告下：“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
这一年的四月，一路会了不少旧友，吊唁了故人后，苏轼抵达了湖州。
此时的朝廷，新旧党政依旧暗流涌动，王安石罢相，司马光不问国事。在位的新势力就需要找一个人杀鸡儆猴，打压保守派的声势。
影响力甚大的苏轼就成了他们的靶子。
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是我国历史上的大科学家沈扩。他在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的时候，表面与当时在杭州的苏轼热络，实则搜集他的诗作写入查访报告中，告他“词皆讪怼”。
但神宗当时置之不理，此事也就压了下去。但是几年之后，王珪、李定等人围剿苏轼，开始发难，这一次神宗于护不住了。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由权监察御史里行的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而以下文字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为主。小则镂版，大则刻石，传布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伏望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在一群政敌的轮番诽谤下，神宗终于被触怒了。于是下令逮捕苏轼。
苏轼被押解到京师的时候，距离他到湖州就任不过两个月有余。
在李一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当时的仓皇无措。
苏轼是个书生，从未见过这等阵仗，惶恐不敢出见，与祖无颇商量，该怎么办。无颇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苏轼问：“该当穿什么衣服出见？”自以为既已得罪，不可再穿朝服。无颇说：“现在还未知是什么罪名，当然仍穿官服出见。”于是，苏轼也穿了靴袍，秉笏与皇甫僎对立庭下，祖无颇及职官都戴小帻，列于苏轼身后。看到这两个台卒的衣服里面，有物隆起，像是藏有匕首，皇甫僎又装模作样，许久，都不开口说话，人心更加疑惧，逼得苏轼只好开口问道：“轼自来惹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至此，皇甫僎才说：“不至如此。”无颇走上一步，揖道：“太博必有被受文字（指逮捕状）？”皇甫僎问：“你是什么人？”“无颇是权州。”皇甫乃命台卒从怀中取出，原来只是“台牒”，交给了祖无颇。打开台牒来看，不过是寻常的追摄行遣而已，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随即催促苏轼速行，两个台卒走过来，将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出门。一说：“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疑是僎字）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郡人为涕泣。”不论哪一说对，祖无颇所目击的，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如驱犬鸡。这件事给苏轼的后半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窥见一二。
这时，家人陷入惊慌，苏轼还打趣王夫人说，为何不试着作诗一首。（这里来源于他们都知道的一个典故）
王夫人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有长子苏迈一路相送，王适兄弟也毫不避忌一路送到郊外。家中其余二十余口人，由后来返回的王适兄弟送往苏辙处。
途经扬子江的时候，苏轼想到这次牢狱之灾恐牵连家人，便趁守卫必备欲投江，被及时发现阻止。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入狱。
其后就是长达两个月酷烈的审讯，在狭窄的牢室中，苏轼历经屈辱，审讯之人尽是朝着死罪的方向去定罪。
主使人之一李定还在殿门外故意说：“苏轼确是奇才！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闻者无不扼腕沉默。
狱中也有好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普通人能闪烁出人性的光辉。有一个狱卒，叫梁成。他每日烧热水给苏轼洗脚。苏轼写下绝笔诗托付于他，让他交给苏辙，他也毅然接下。等到苏轼出狱时，他又双手奉还。
而杭州的百姓亦为苏轼祈福，祈求神灵能保他平安。
苏辙上书皇帝：
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不可救止。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范镇、张方平、吴充、王安石的弟弟安礼都纷纷进言解救苏轼。名士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最高风骨，若因言获罪，后世将如何评断。
苏轼真正的救星是神宗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曹氏。
轼陷狱之初，太皇太后已在病中，接连几日，看到皇上神色颇不愉快的样子，便问：“官家何事数日不怿？”“更张数事，皆未能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甚至形于文字。”“莫非就是轼、辙兄弟？吾尝记仁宗皇帝当年策试完毕后，回到宫来，喜道：朕今日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虽我老矣，已不及用，朕将留遗后人。”太皇太后问这二人现在何处，皇上对以苏轼现方系狱，曹太后说：“以作诗系狱，得非受了小人中伤。攈至于诗，其过甚微，吾已病矣，不可再有冤滥，致伤中和。”说着，这病中的老太太流下泪来。神宗天性纯孝，事两宫，晨昏定省，必恭必谨。听了太皇太后的话，心中一震，一边恭答道：“谨受教。”一边也流下泪来。十月间，太皇太后的病势已很沉重，神宗要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求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十月十五日，皇上以太皇太后“服药”，降诏：“死罪囚流以下，一律开释。”在狱中的苏轼听得这个消息，恍如黑室中透进一线曙光，作诗曰：“汉宫自种三生福，楚客还招九死魂。”但是，即使真能生出狱门，“纵有锄犁及田亩，已无面目见丘园”，仍是不知如何是好。十月二十日，太皇太后光献曹氏崩逝。
李一冰描述苏轼此时的心情。
牢狱，固然有生命被强制停滞的悲哀，但是贫穷本身却是更大的罪恶，破巢之下，一家老幼的饥寒，茫茫来日，不堪设想。夜间，听着树上的饥鸦，声声聒噪，心寒的苏轼，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这段描述入木三分，他能写得如此恳切，也与他也曾经身陷囹圄有关，因此能感同身受，触及灵魂。
大赦之后，王珪、李定等人还是不肯罢休，继续在神宗面前欲加之死罪。曾和苏轼同游绝壁，被他评价必能杀人的章惇这段时期亦有出手相助。
更加传奇的一个故事是，神宗不想再追责，就派人半夜去狱中探视苏轼，去者见苏轼鼾声如雷，安然酣睡，回来禀报神宗。神宗这才认定苏轼并未做亏心事。
苏轼入狱四个多月后，判决下来了。
一、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二、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勒令停职）。三、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四、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京城，督促赴任。五、收受有讥讽文字而不申缴官司者，二十二人，各罚铜有差（宋制，犯罪官员可纳铜赎罪）：计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王汾、刘挚、黄庭坚、戚秉道、吴琯、盛侨、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颜复、陈珪、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六、收受无讥讽文字者，不罪。
最后苏轼自己用极为平实的语气记录了此事。
得罪下狱，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遵通僎）如捕寇贼。即与妻子诀别，留书与弟辙，处置后事，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监守不果。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
然后苏轼奔赴黄州，从此苏轼成了苏东坡。
初至黄州苏轼此行，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那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应该是佐理该州兵役事务的小官，然而附有规定，“不得签书公事”，所以也只是一个空衔而已。
但是刚刚九死一生的苏轼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往前看才是当下唯一能做的事情。
此事苏轼的苦闷更多在于家境的困苦，如今他一家二十口人都托付在因为他被贬官的弟弟家，本来就清贫的苏辙家更加负债累累。而知己文同家中也是类似光景，导致遗骨都无法返回故里。
他需要考虑的是，在黄州如何能带着家眷生活下去。
渡过淮水，就离开中原进入湖北境内了。苏轼并不是很多人眼中的纯粹的乐天派。从他旅途中所做的诗就可看出一二。
春风岭梅花诗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所幸他在路上遇到了旧友陈慥，他是凤翔同僚陈希亮的幼子。陈慥生性不羁，江湖游侠，但此时他已经在岐亭山上隐居了起来。岐亭到黄州两日远，在这几年间，陈慥常常去看望苏轼，大大缓解了苏轼的谪居之苦。
众所周知，苏轼爱美食。他进入黄州，见此处竹林密布，江水滔滔，便作诗“长江绕郭知鱼美，妤竹连山觉笋香。”
看来古今中外，美食都是人落寞抑郁时的精神抚慰。
到黄州已经是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了，他暂时落脚在当地的寺院定惠院。他是坐不住的人，平日里就到处闲逛，有一次在一户人家的庭院中居然看到了海棠。海棠是西蜀的名花，而他流落到此地看到故乡的海棠，心中自然是五味陈杂。“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这句话中多少苦楚，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这里他也留下一首经典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一句，写尽了诗人的气节。
半年之后，苏辙把苏轼的家眷送到了黄州。当地官府都很优待他，特地让他住了回车院（公家建筑）的临皋亭，而这原本是不允许的。
临皋亭在江边八十余步，他常常到江边散步，划船到江中游览，“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浩浩江水中，心情便十分旷达。他还喜欢到江边捡小石子，攒起来送给友人。此时苏轼已经四十四岁了，还能有这种少年的天真和情致，很难让人不喜欢。
和在杭州一样，苏轼在黄州也寄情于佛门。他每隔一两天就要去安国寺焚香静坐，以在“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中获得解脱。
苏轼其实是一个凡人，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和古时名士相比，比如屈原、杜甫、李白、陶渊明、嵇康等，他是一个活得非常圆融的人，总是能在矛盾中取得平衡，不会走上求仁得仁的极端。他学佛、学道，却不入佛入道；他求仕，却又不被功名利禄所绑架；他向往退隐，却并不切断他与世俗的联系。他就如同你我一样，只是在尘世间生存的凡人，并无二异。而这一点，也是他获得的评价很多时候低于李杜的原因，他不够彻底也不够决绝。
而他的生活也非常接地气，他自评“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黄州他的朋友有：开酒坊的潘丙以及他的兄弟潘鲠、潘原，市井百姓古耕道，自称郭子仪后代的药贩郭遘。
苏轼说他们：“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餐。”
初到黄州一年，他便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从他给秦观的书信中可见一斑。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指齐愚、齐万）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丙）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是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东坡旧友马梦得也来黄州看苏轼了，并帮了他一个大忙，申请到了一片废弃的五十多亩的营地并改作了农场。
然后他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开垦了这片荒地，种上了小麦、黄桑、枣树、栗树等，朋友知道之后还送来了一批柑橘树。
这块荒地所在，本无地名，因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白乐天做忠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步东坡》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向来爱好乐天，忠州、黄州，都是谪地，更巧的是皆在城东，因此，苏轼就给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亦自此始。
这便是苏东坡的由来。种种因缘际会，甚是唏嘘，当事人历经多少愁苦，而我们后人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回望，却又更多是浪漫的色彩。所谓宏观的皆为壮阔，微观的往往悲伤。
不久之后，苏轼又在不远处造了一处住所，在堂屋四壁画满雪景，取名为东坡雪堂，往来的朋友们到访就都有住处了。
为此他做了一首《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颇有在此了却余生的打算了。
不久后，他的朋友同年进士蔡承禧来看望他，见他居所狭窄，就又为他建了三件新屋，命名为“南堂”。苏轼用作书斋、丹室、客室和卧房。
到黄州的第二年，他作了一首中秋词《西江月》，和之前的中秋词相比，就多了很多萧索之意。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一场大梦，几度秋凉。其实不仅仅是苏轼，很多中年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人生须臾间就进入倒计时。
好在贬谪期间无俗世繁忙，就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读书作画写字。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
他不仅日日读书，还习惯于抄书，一直抄到诵读自如的程度。
在此期间，他也完成了几卷巨著。
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以自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
他流传于世的画作，也大部分是在黄州所画。
而他也研究了不少美食，比如鱼羹，后来被称之为东坡肉的红烧肉，都是这段时间研究出来的。也试过自己酿酒，不过似乎不是很成功。
苏轼在黄州的诗词创作，也登上了新的高峰。
有一次他微醺夜归，在路上生出从尘世解脱之意，便写出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念及这句，人的意识就飘忽千里之外了。
更有名的是巅峰之作《赤壁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少时读的是前半段的豪迈，中年时读的是后半段的虚空。苏轼就给人一种忽而少年忽而中年的矛盾感，或许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在杭州的段落中提到的朝云，在此时也已经近二十了。她帮苏轼诞下一子，苏轼在四十七岁又得一子，十分高兴，写下一首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的是，这个儿子在之后很快就夭折了。
有一次，苏轼与朋友一起看田，归途突遇大雨，友人皆狼狈。只是苏轼全然不受影响，享受雨中乐趣。便有了《定风波》这首名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他的诗词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没有界限，天地与我全然一体。我即是自然，自然即是我。
在这首词中，雨水、树林、树叶、竹杖、芒鞋、春风、山头、斜阳、萧瑟......读来意境深远，仿佛置身于那样的田园佳境，心向往之。风雨和晴本无分别，因为人的感受不同，才生出分别心。超脱于物外，便能俯仰天地。
后来苏辙接连被排挤，苏轼邀请他来黄州定居，完成雨夜对床之约。但苏辙没有大哥这般洒脱，依旧坚持做他的酒盐之职。
尽管苏轼已经准备好江海寄余生了，但是神宗其实对他依旧念念不忘，当初贬谪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心底里对他还是很欣赏的。
元丰七年（1084）四月，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告词中提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至此，在黄州生活四年多之后，苏轼又要重返中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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