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正一品的官职很少，仅有内阁大学士、掌銮仪卫事大臣、领侍卫内大臣三职，此外还有太师、太傅、太保三个虚衔。不过，清代和明代不同，三公的虚衔一般都是死后追封的，生前能获得三公的少之又少。
根据昭梿《啸亭续录》的记载，“本朝宰辅罕有真加三公者，惟马文穆、年大将军、鄂文端、张文和、傅文忠五人及身加太保衔，至真为太傅者，惟董文恭一人而已。”
按照昭梿的说法，从清开国到嘉庆朝时，生前加太保的仅有马齐、年羹尧、鄂尔泰、张廷玉、傅恒五人，而太傅者仅董诰一人。事实上这个记载还是略有出入的。康熙时期就有两人生前加太师衔，分别是遏必隆与鳌拜，只不过他们都因罪被革。另外，鄂尔泰也不是太保衔，他于乾隆元年加太傅衔。
礼亲王昭梿是乾、嘉时期人，所以他所记载的情况也仅限于嘉庆朝以前。嘉庆朝以后，还是有不少人生前加三公衔的，比如长龄曹振镛加太傅衔；宣统时期世续、徐世昌加太保衔。
御史没有具体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有清一代生前加三公衔的确实不多，大致不会超过二十人。按说三公不过是个虚衔，不是正式的官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加给一些有功大臣也在情理之中。那么清代皇帝为何会对三公的赐予如此吝啬呢？
其一是加衔要按部就班明清时期的加衔主要是公孤官，包括：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明代自宣宗以后，加公孤官的情况成为常态。
这是因为明代的内阁大学士级别仅有正五品，但实权却很大。这样就会出现品级与权力的不匹配问题，各部尚书、侍郎由于品级高往往就不买大学士的账。所以宣宗为了提高内阁的地位，将公孤衔加于大学士，这样也就名实相副了。
清代的情况就不同了，自雍正八年以后，定大学士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至此大学士就成了文官最高品级，也就不存在品级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所以清代的大学士也不一定都有公孤衔，但是尚书、大学士死后追封公孤衔又是常态。
对于加衔，清代是有一套成熟的制度的。地方官、京官都享有死后赠衔的荣誉，比如总督例加太子少保衔，巡抚例加右都御史衔，布政使例加内阁学士衔，按察使例加太常寺衔。
至于京官则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做法，即根据大臣生前所得加衔及皇帝认为其为国效力的程度给与追赠。既可以是三公，也可以是三孤、三少等。
还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加衔都要按部就班。大学士因功或是在京察中位列上等，生前第一次加衔，必是太子少保，然而晋太子少傅、少师。如果要是在重大战事中立有筹划之功，则可以越级加衔。
比如道光八年，朝廷平定张格尔叛乱，道光帝论功行赏，晋原太子太师、大学士曹振镛为太傅，这就属于越级提拔。
实际上，清代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生前很少有人获得三公的加衔，基本上都是太子太师以下的头衔，连少师、少傅、少保都很难获得。
清代的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但在宋代以前，三公却不是虚衔，而是手握实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不同朝代的叫法不同，还有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等称谓）。尽管三公到后来虚衔居多，但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三公的地位仍然十分尊贵，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清代，皇帝自然不会轻易授给大臣。
此外，三公在人们的印象中，又是皇帝的老师。古代社会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好比是父子，有着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尽管皇帝是天下之主，但他同样也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必须尊师重道。
本来皇帝在当皇子时就有教授学业的师傅，即位后他们对师傅都十分尊敬，像雍正的老师顾八代死后追赠太师，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死后也追赠太师，但这种尊敬是建立在传道授业的基础上。
因此，大臣如果不是皇帝真正的老师，生前想要获得三公的封号是很难的。除非立有重大功勋或是在人品、官声上得到皇帝高度认可的大臣，才会有此殊荣。像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都属此类。
至于大臣死后则有另当别论，纯属是照例加恩，这一类人往往都是有大功于国家的，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死后追赠太傅，皆属此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