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坊】 | 郭长耀 摄
上海市中心这条短短几百米的泰康路，每日总是熙熙攘攘。在这里，老年人可以重温历史，年轻人可以感受时尚，外国游客能够体验到海派风情，国内旅客也可以接触到海外元素。
从19世纪中叶的水乡村舍到20是世纪2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再由20世纪30、40年代混合了诸多建筑风格以及工商业态的市井街区转变为20世纪50、60年代蓬勃发展的街道里弄工厂，并继续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和城市转型中奋力求生、转型……
田子坊，上海城区中最具平民气息和市井风情特色的历史街区之一，它的形态包涵了诸多历史烙印，它的演化融合了时代变迁的各种元素。它是非典型历史街区再生的模板，也曾是文化创意产业萌发的开端，它的“成功”毋容置疑。
然而关于它的“非议”也日渐增多：商业气太重、文化氛围渐退，田子坊的发展趋势更像是一处招揽游客的景点而非它最初转型时的理念。甚至有评论认为“越来越像城隍庙”……
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商业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刺激了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着城市的更新。以空间为载体的城市风貌也因此在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中变换着模样。
历史变迁
田子坊，属原卢湾区打浦桥街道（现属黄浦区）内，南面泰康路，北接建国中路，东临思南路、西达瑞金二路。现在通常所说的田子坊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位于泰康路210 弄的弄堂工厂群，即现在的田子坊厂房地区，这部分建筑建于20世纪 50 年代，由上海人民针厂、上海食品工业机械等6家里弄工厂组成。另外一部分则是上海传统的里弄住宅区，即现在的田子坊里弄地区，包括泰康路 210 弄、 248 弄、 274 弄的各类住宅，建筑时间跨度有百余年。
泰康路位于原卢湾区西南部，修筑于1926年前后。是法租界1914年第三次扩张后修筑的道路，东西走向，全长不到500米，起初只是一条没有正式命名的便道，后以法国军舰名命名贾西义路（Route Cassini），1943年以黑龙江泰康县更名至今。
1913年商务印书馆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局部。图中可见当时田子坊区域还未出现道路
1938年法租界分区图，图中红色标注为现今田子坊区域
1937年航拍的徐家汇路贾西义路（泰康路）口西望影像。图中右上角可见现今泰康路周边一角，可与下图1947年航拍影像作为对照
| 来源：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AGSL Digital Photo Archive Asia and Middle East
1947年徐家汇路、瑞金二路、泰康路周边街区航拍
| 来源：上海市测绘院 天地图.上海
在泰康路未修筑之前，该处地块是一个整体。1926年4月，法租界公董局市政工程师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规划地图，其中就包括贾西义路。它位于薛华立路（Route Stanislas Chevalier，今建国中路）以南，东西向连接徐家汇路和金神父路（Route Pere Robert，今瑞金二路）。1932年，马思南路（Rue Massenet，今思南路）延筑薛华立路以南段，该地块的大体框架格局基本形成。
20世纪20、30年代，以石库门里弄为主的泰康路街区已渐趋成熟。街道两侧分布着各类小手工业作坊和化工、皮革、手缝针等工厂。作坊一类基本都开设在里弄民居内，而工厂的占地面积相对大一些。由于当时泰康路地块位于法租界的边缘区域，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产业逐渐聚集在该处，并形成一定规模。至20世纪40年代，泰康路街区沿街面及弄堂中分布着百余家大小商铺、作坊和工厂，工商业繁荣，当时已是较为知名的马路集市。
1929年7月27日《申报》一则贾西义路天成里十八号聘请日文翻译的启事
1939年4月4日《申报》一则贾西义路中国制针厂广告
1939年12月2日《申报》一则贾西义路福康花袜厂广告
1947年泰康路以北街区行号地图
1947年泰康路以南街区行号地图
| 来源：2008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再版《老上海百业指南》
通过对比泰康路以北街区1940年和1947年的地籍行号图可以发现，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该街区的整体格局并无大变化，街区中心部分以泰康路210弄为主（也就是现今田子坊主干道），两侧分布各式里弄作坊工厂，精益制革厂和靠近思南路的昌兴织布厂加盖扩大了厂房，泰康路210弄东侧原大上海皮厂二厂、同泰猪栈改为海华皮革第二厂、鉴臣香粉材料公司及堆栈，而210弄西侧原正丰漂染厂和堆栈被永明瓶盖厂、海华制革厂及天然味精厂等多家企业占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上海工业在结构方面具有显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征。中国官僚资本控制着金融、外贸、纺织、造船等重要领域，外国资本则控制了全市工业原材料和燃料的供应，上海工业结构严重畸形。据1949年《全国主要都市工业调查初步报告提要》等史料记载，当时上海2万家工业企业中以手工劳动为主的里弄作坊式小厂占比竟达70%左右，而泰康路街区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聚集区。
泰康路区域部分里弄工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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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旧址 |
泰康路20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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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味精厂旧址 |
泰康路210弄1号甲、乙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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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华制革厂旧址 |
泰康路210弄2号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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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瓶盖厂旧址 |
泰康路210弄2号乙、6号、7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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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福织造厂旧址 |
泰康路210弄5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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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华绸厂旧址 |
泰康路210弄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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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工业社旧址（中国制针厂） |
泰康路220号 210弄1号甲、乙、丙、丁、戊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原有外资企业、国民政府经营企业、民间私营企业以及手工业作坊进行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取而代之的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市的里弄生产组合街道工厂，这些特有的产业形式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上海弄堂的一道风景。
泰康路街区内的许多旧式里弄作坊工厂、以及其后计划经济时代的街道工厂、国有企业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因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1949年之前，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租界作为暂时的屏障，有大量的华界居民涌入避难，期间一些里弄作坊被改为住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得街区内的私人作坊很快消失，原有的房屋空间改为民居，一些国有工厂诸如人民针厂、食品工业机械厂等在原有里弄工厂的基础上改制、转型而建立起来；“文革”期间，花园洋房、新式里弄、旧式石库门等又经历了“数家合住”“多家分割”的过程，人口密度在不断增加，建筑结构也在不断破坏中。改革开放前夕，原有小手工业作坊被改为民居以外，居住于工业混合的形态基本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样子。
1994—2003年，原卢湾区部分工厂在行业结构、资本结构和布局结构上逐步调整，大规模的关停并转开始实施。在市场经济和国际宏观调控之下，原卢湾区内的工厂从1993年的137家急剧缩减到15家，期间泰康路街区内的工厂企业也大多关闭或者转制。
泰康路所在街道的工厂关停并转情况
| 来源：《上海弄堂工厂的死与生》 左琰 安延清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泰康路以北区域1847—2008年街区形态演变示意图
| 来源：《上海弄堂工厂的死与生》 左琰 安延清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近代上海的城市边缘区变成了城市中心区，部分工厂关停并转后为城市中心区释放出一定的土地和空间。泰康路两侧的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打浦桥的环境整治和9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工厂转制中闲置下来。在原市经委和原卢湾区政府的支持下，打浦路街道在1999年率先提出不用国家投资，利用废弃空置厂房打造泰康路工艺品特色街。1998年卢湾区政府将泰康路原上海人民针厂闲置厂房改建为菜场，使得原有马路设摊的脏乱环境得到了彻底的整治。从此，泰康路开始了华丽转身。
自发改造的起步
经过一个多世纪变迁演化，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片街区仍然保留着原有的里弄风貌和工、商、民混合的状态。直到 1998 年，这里的平静被一群艺术家所打破。在发起人郑荣发和吴梅森的邀请下，著名旅美艺术家陈逸飞先生来到了泰康路 210 弄的这片老厂房地区，并于 1998 年率先在此设立了工作室。随着陈先生的名人带动效应，尔冬强、王劼音、王家俊等艺术家和一些工艺品商店先后入驻泰康路，原本的市井街区渐渐吹起了艺术之风，可谓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01年，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泰康路210弄题名“田子坊”。据《史记》记载“田子方”是中国古时最老的画家，取其谐音，喻意艺术人士集聚地。
1999年，陈逸飞先生将画室落户于泰康路210弄2号—3
| 来源：《鲜活的上海弄堂 田子坊》 徐逸波 翁祖亮 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年
1999年6月7日《新民晚报》一则“泰康路特色工艺品街初具雏形”报道
在打浦路街道等多方的努力下，通过招商引资开发旧厂房2万平方米，首批入驻来自18个国家或地区的70余家企业，形成了以室内设计、视觉艺术、工艺美术为主的特色产业园区——一个没有政府投资的创意产业园区。至2005年，田子坊成为上海首批18家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
而田子坊厂房地区的发展对紧邻的周边里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厂房地区租户的饱和，一些租户的目光则开始转向了周边的里弄地区。 2004 年 11 月，随着首个里弄居民将房屋租出去作为商铺并他大大改善了原有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了房屋出租开商铺的行列中来。这一时期主要涉及的有泰康路210弄12号—33号、泰康路248弄“天成里”、泰康路274弄“平原邨”以及建国中路115弄的“薛华坊”。由于泰康路街区独特的格局，这种外溢效应在上海其他创意产业园区是很难见到的。
2006年拍摄的泰康路210弄田子坊入口
| 郭长耀 摄
但是从规则层面来讲，这些商家对于住宅改造其实质是一种“居改非”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居住物业的相关条例。但是在街道以及商家的推动下，田子坊里弄地区的“居改非”就这样自发地展开了。而为了地区的发展，相关管理部门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许这种“居改非”的形式。
在田子坊里弄改造初期，商家与居民的租房合作大都比较顺利，在外部空间的使用中，商家希望通过协调好周边关系，长期经营下去，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居民生活受到的干扰也较小，居民、游客、商家之间也没有形成较大的矛盾。
在文化创意产业进入过程中，田子坊地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变化。在里弄工厂时期，产业工人和当地居民无论在文化素质、职业构成、收入水平或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比较相似，艺术家的进入则打破这种基于相似人群的和谐社会关系。新进入的艺术家大多非本地人口，并在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等方面与当地居民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其收入水平和生活习惯也与田子坊的普通居民明显不同。
2002年4月29日《文汇报》有关泰康路的报道
2005年9月4日《文汇报》专版报道泰康路改造转型
这种差异性就使得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复杂化。由于外来的艺术家无论在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或者政治资源等方面都总体上相对优越，因而具有更多话语权。不过，艺术家追求清静创作环境的要求与居民私密性、安全性生活的要求并无矛盾与冲突，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的政府投资也对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产生了积极的外部效应。
转型扩张带来的问题
到了2005—2006年，田子坊作为“上海新文化地标”逐渐为外界所认知，游客和顾客的数量也开始迅速增长。随着田子坊的进一步发展，其影响力逐渐增大，田子坊内房屋的租金也在这段时间内飞速地增长，继而导致了田子坊里弄地区内商家的不断更替，一些艺术家、工作室选择离开（2005年4月10日，陈逸飞先生去世），而利润较高的餐饮业则可以较好地存活下去。餐饮业的兴起也对艺术商家的选择造成了影响，有些并不希望选择离开的艺术商人则利用内部空间开起了小的餐厅，将艺术商品和餐馆整合起来。
随着田子坊的不断发展，业态的构成也从相对较为安静的艺术商家，转向为更能吸引游客的餐饮业，住在田子坊内的居民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游客，日复一日、川流不息，嘈杂的环境、拥挤的里弄、好奇游客以及各种拍摄行为，这些都对居民生活构成困扰。对于这些干扰，居民提出多次意见，有些激进的居民也时常和商家发生争吵，同时也开始有居民进行上访。原有的商家、居民共享的情况已经逐渐消失，相互之间的怨气也使得一些矛盾出现某种程度的激化。
2009年拍摄的田子坊石库门住宅乱搭建
| 来源：《上海弄堂工厂的死与生》 左琰 安延清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从泰康路街区以及田子坊的发展过程来看，其成功有一定偶然性，但上述问题的出现却是有其必然因素。田子坊的成功被认为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相互作用下结合的典范，自1998年第一批艺术家入驻泰康路老厂房后，艺术家自发成立泰康路艺术街管理委员会，对入驻企业、个人的资质把关，也负责协调、处理矛盾以及与政府协作通联等。
2004年随着田子坊影响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利益的驱使下加入房屋出租的行列，并自发形成了非盈利性民间组织“石库门业主管理委员会”。然而居民自发形成的“后田子坊”开发作为一种新的尝试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和困扰，引发一系列管理和社会等问题。底层外租现象日益普遍，于是就出现了“底层得利”“二楼遭殃”的现象。使得本来融洽的邻里关系遭到破坏，收入差距增大，租金攀比严重，原有住房功能被随意变更和改动，私接水、气、电管线等。商家大量迁入后，嘈杂的环境等，也带来很多安全隐患并直接影响到街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
2009年田子坊居民租住情况
| 来源：《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角》 钟晓华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在田子坊休憩的市民和游客，2008年拍摄
| 郭长耀 摄
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田子坊可持续发展，各种原有维系平衡的关系被破坏，政府的管理力量在处理居民纠纷时也显得捉襟见肘。现实发展需求与原有政策体制产生矛盾加深。在此背景下，2008年原卢湾区和打浦桥街道共同成立“田子坊管理委员会”，特别针对“居改非”问题做出统一的规范和管理，着力将民间自发的无序发展经营纳入到体制化管理体系中去。随着田子坊管委会的成立，区政府又出资1000万元，对社区内的下水道、化粪池、绿化和建筑风貌等公用、共建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和维护保养，里弄住宅内包括公房、私房的1500户居民中近一半受惠，用上了抽水马桶卫生设施。
事实上，在曾经的打浦桥肇嘉浜路以北规划中（2003年卢湾区人大会议讨论“新兴里”项目，与中国台湾地区日月光公司合作开发），泰康路以北至建国中路区域是要动迁的，但正是因为原住民、租户、政府多方作用之下，拆与不拆的两种方案不断博弈过程中，经济利益已并非唯一主导，平民街区的价值得到认同，田子坊模式得以继续保留。
2011年原卢湾区管委会对田子坊发展的分区规划
| 来源：《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角》 钟晓华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12月，《黄浦区田子坊地区综合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执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各部门职责，规范区内各项经营行为，维护田子坊地区的管理秩序、市容环境和公共设施。
业态变化带来的影响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促成了田子坊地区文化形象的优化，也为之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大量资本涌入这一新崛起的上海标志性地域，以追逐更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并推动着田子坊地区产业结构的又一次转型。
阿隆索的城市级差地租理论（出自： William AlonsoLocation and Land Us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1964）表明，付租能力是决定产业区位的重要影响因素，田子坊地区文化形象和区位条件的优化客观上要求土地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而资本的逐利性和地租的上升则必然地推动着更高利润率的产业进入，原有利润率较低的产业则可能退出这一地域。文化艺术创作收益期较长，有一定风险性，而且艺术家对环境的要求是宽松的、雅致的。这些都与蕴含巨大商机的市中心区域发展相距甚远。
田子坊里弄住宅居民出租房屋情况逐年统计
| 来源：《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角》 钟晓华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田子坊某处住宅一楼出租开店的业态和租金变化
| 来源：《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角》 钟晓华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餐饮是田子坊内生意最好的业态，摄于2008年
| 郭长耀 摄
而商业、娱乐业等则往往可能在城市中心的合适区位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因此，艺术氛围浓郁而又不失怀旧情调的田子坊逐步成为精品小店和酒吧、咖啡馆林立的休闲娱乐产业集聚地。到2007年，休闲娱乐产业设施已成为田子坊底层空间的主要业态，特别是2010年前后，借助上海世博会的推介热潮，田子坊在大多数人看来俨然已成为新兴的休闲旅游娱乐区域。2010年3月，田子坊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点”。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已经显现。商业不断入驻，继而文化精髓被越来越多的商业蚕食，稀释，自身特色逐渐消失。有学者调查：2015 年在 216 家商户中，餐饮业占到了 33.74%，服装业紧随其后 , 其次分别为小商品，饰品，而田子坊的精髓，艺术创意产业仅占到了 8.33%。2013 年田子坊的艺术创意产业仍有 29.48% 的份额，仅仅两年后的2015年，创意产业的数量就从 51 家锐减到 18 家。而与创意无关的小商品，餐饮业则逐年上升，分别从 15.03% 和 24.28% 上升到 17.17% 和 33.74%。创意与商业杂糅的饰品与服装行业质量也逐年下降，高端艺术设计商户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丝巾，饰品，各式包包、廉价旅游商品等低创意商户。此外，田子坊的商户重复性高，仅上海女人雪花膏店就有 7 家，茶房 4 家，丝巾城 5 家，同质性高，创新性低。
2013—2015年，田子坊业态变化情况
| 来源：郑子寒：田子坊过度发展后的转型与保护研究
田子坊的商家数量在逐年递增，但质量却在逐年递减，无特色无创意商家不断入驻，挤占着田子坊的空间；商家随意开窗开门，摆放桌椅，改变筑结构，侵占公共空间，严重破坏田子坊的建筑风貌，威胁着田子坊的历史街区遗产的延续 ；人流量的增加使商户的租金变高，扰民问题依然存在，创意文化产业在发展初期难以承受高额的租金，纷纷退出田子坊，另寻他处。2012年前后，尔冬强、乐天陶社等一些早期入驻的艺术工作室陆续退出，所谓“文化创意特色”日渐淡化。而留下来的原住民仍旧在为他们的诉求苦苦寻觅出路，“走”还是“留”，利益权衡之间颇多无奈和纠结。
平民街区的下一步
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带来城市的新发展，经过规划后的新城区功能隔离，新秩序建立起来，而未经规划的原生态历史街区体现出密度高、业态杂的特征。然而这些原生态历史街区是平民的街区，传递出朴实真切的生活气息，这种气息是上海成熟市民社会特有的魅力。以居住地为地理区位的社会关系附带有居民自身认同的公共空间，在邻里内部形成较为统一和谐的生活方式和规则，这种自然生成、朴素亲切的关系使得街区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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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子坊内各类历史建筑分布情况示意图
| 来源：《鲜活的上海弄堂 田子坊》 徐逸波 翁祖亮 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年
田子坊发展之初，也正是依靠这种朴素而充满活力的关系，成功转型，脱颖而出。它没有华光溢彩的建筑，也没有冷艳矫情的作秀，它充满着触手可及的市井气息。相比新天地，为什么更多人对田子坊有更多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根本在后者的本色流露。
2008年拍摄的原陈逸飞工作室
| 郭长耀 摄
街区重生和复兴的关键要素在于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和管理办法留住其原生态面貌和空间尺度，并切实有效地提升街区内居民的生活条件，用包容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一些不和谐却真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就现在的趋势而言，田子坊，商业的强势已取代原先的社区属性，主导着社区生活形态的演变。在这一前提下，保留原住民的生活形态已非常困难，平民街区的生活形态也无法回到过去，街区原有的历史文化被不同的使用者当作一种消费资源加以利用，这是值得担忧的，也是需要亟待改变的。
在田子坊影响力扩大后，由于游客的大量进入，餐饮业作为一个强势的群体，在地区的改造中具有绝对的竞争力，资本的投入就要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本无可厚非。但若完全依照于市场的需求，田子坊将来的发展模式将大大受限，而演化为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休闲区域，这既违背了该街区艺术化发展的初衷，也为旧城居住区带来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因此有效地控制餐饮业的过度发展可以更好地维持地区的吸引力，引导地区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是对于市场的一种调控。在这方面，政府、住户和租户都有许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2013年田子坊空间使用分布示意图
| 来源：孙施文：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2013年田子坊“居改非”建筑使用情况分布示意图
| 来源：孙施文：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2013年田子坊夜景俯瞰
| 席闻雷 摄
政府方面，作为有效的约束力量，应充分体现其在田子坊管理中的作用和价值，填补前期田子坊无序发展中的空缺，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划。如：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减少租金，以入股或者分成的方式回收资金。剔除同质性商户，剔除小商品，小吃快餐等无创意，无序性商户；加入新的业态，解决偏僻巷道，二楼人流量少的问题，同时为游客提供新的旅游体验。重新整顿，开放公共空间，恢复建筑面貌。限制每日入园人数等。商户应重新发挥商会的监督，约束作用。提高自觉性，保护田子坊的历史建筑。提高自身文创力量，增加自身竞争力和吸引力。原住民则应摆正心态，与政府协商调解寻求折中的管理途径，积极参与社区监督。
2017年，田子坊内的一家喵星人咖啡屋
| 王溶江 摄
田子坊地区的更新也许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个案，但通过它的演化变迁，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城市街区更新过程和面对的问题。而其正在经历的瓶颈正是其转型的关键，在做好街区建筑保护工作，维护风貌的同时，要抓紧核心业态的转变，引进更多创意文化产业，驱逐低创新性，高同质性商业，协调商户居民关系，构建各方利益共同体。
在“上海2040”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宏伟目标，要把上海打造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为此，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将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文化营造、生态建设”三个领域。在城市历史街区更新的过程中，除了物质环境和功能形态的更新之外，更需要围绕社区的文化和使用者的社区生活展开复兴和更新，这也是对社区精神的延续和城市文脉的传承。END
参考资料：
《上海弄堂工厂的死与生》 左琰 安延清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
《田子坊是如何可能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视角》 钟晓华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鲜活的上海弄堂 田子坊》 徐逸波 翁祖亮 主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年
郭淳彬：旧城居住区自发性改造问题研究 以田子坊为例
孔翔 钱俊杰：浅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上海田子坊地区的空间重塑
孙施文：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
《卢湾区志》《卢湾区志（1994—2003）》等
《申报》资源：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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