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5日，英国艺术家王尔德被捕，临行前腋下夹了一本黄色封面的书。随后报刊即以“王尔德被捕，腋下夹了The Yellow Book（《黄皮书》）”作标题刊登此新闻。这本 The Yellow Book的插画师正是19世纪英国插画家比亚兹莱，也深深的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版业。
▲The Yellow Book 封面，1894年4月
The Yellow Book 是一本什么书？
The Yellow Book（《黄面志》、《黄皮书》）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从1894年到1897年，共出版了13期,是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和颓废文学的代表。
▲The Yellow Book 全集
有关比亚兹莱进入中国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来自叶灵凤先生（叶灵凤在上海美专做学生起就喜欢上了比亚兹莱），据叶先生所说田汉先生是最早将比亚兹莱介绍到中国的。
田汉曾用比亚兹莱的黑白画作《南国》周刊的刊头装饰和内文插图，将他翻译为“琵亚词侣”。后来他翻译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莎乐美》时，也采用了原书中比亚兹莱的插图、封面画和目录装饰图。
▲节选自《The Yellow Book 》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先生是最早把比亚兹莱引入中国的人，他在《比亚兹莱画选》小引中介绍比亚兹莱：
“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生存只有二十六年，他是死于肺病的。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
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
国内首次效仿《The Yellow Book 》的当属邵洵美主办的《金屋月刊》。
在巴黎留学期间，邵洵美在剑桥的旧书铺，觅到一套英国唯美派杂志The Yellow Book。
邵洵美萌生了一个抱负，要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版自己写的书，也出版好朋友写的书。回国后，邵仿效那本心爱的The Yellow Book，出版用黄面纸作封面的杂志《金屋月刊》。
▲《金屋月刊》创刊号
取名金屋，也大概同金黄色的装潢有关。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说到金屋书店：
“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春的某一天下午，我闲着无聊，忽发奇想独自一个沿着上海静安寺路无目的地随意跑去。跑过了哈同花园不大远，一间墙壁髹漆着金黄色的，橱窗布置得很雅致的书店陡的出现在眼前。抬头望了望门楣上的牌匾，赫然有着四个黑色光泽灿然的长宋字，才知道原来是‘金屋书店’。”
▲哈同花园位于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在金屋书店附近
1928年3月，筹备半年之久的金屋书店开张了。金屋书店开张后，邵洵美先后创办了《狮吼》半月刊复活号和《金屋月刊》。金屋书店是邵洵美创设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主要出版文学期刊和文艺类图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贯彻了老板邵洵美的唯美主义追求。
邵在出版书刊上,很重视图书的装帧。他的书有各种开本,各种版式,用纸考究。他出版的书籍,封面装帧常是独具一格,别出心裁。
他有时也自己设计封面,比如他的诗歌评论集《火与肉》,封面是他的一张简笔画,画着他自己和他所喜爱的古希腊诗人荷马的简笔头像。
▲邵洵美《火与肉》
滕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平凡的死》，就是一张黑封面画上一口大红棺材，四个白文的书名。
▲滕固《平凡的死》
在邵沟美出版的图书中,有一本书很具有代表性,从中以看出邵询美出版的偏好和特点。这就是1929年6月出版的比亚兹莱的译诗集《琵亚词侣诗画集》。这是一本精美的小册子,64开毛边本小画册，封面用深灰色纸，仅用黑色装饰，保留了古雅的书卷气，但打开书，每页却有浅粉色的麦穗花边装饰。
▲1929年版的《琵亚词侣诗画集》封面
上海滩出版热
民国时期，上海在中国出版业是执牛耳者，不说当时汇聚在租界的一流文化名家，单是众多的出版机构也独占鳌头。
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上海正式开埠。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
1860年(咸丰十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
1864年(同治三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
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
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
▲20世纪20年代，福州路山东路口的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
1932年，拥有新旧书店300余家。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附近有很多出名的小书店，出版鲁迅作品的北新书店；出版胡适大部分作品亚东图书馆；新月书店印行的《新月》书刊；生活书店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良友图书公司影音《良友》画报；金屋书屋出版的《金屋月刊》等，还有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
据统计，光一家上海书店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出版速度约每天一种。
有人评价邵洵美是出版界的唐吉坷德，因他爱办杂志，也培养了众多的编辑家和画家，所办杂志也态度分明。他在《金屋月刊》发刊词《色彩与旗帜》开头即写到：
“正像开铺子要招牌，进衙门要附号，立国要定花徽，办杂志便都要带一种色彩，张一面旗帜。”
1930年，同身在上海出版界的张光宇找到邵洵美，恳请他接下《时代》画报续办下去。
1932年初，他将出卖房产所得5万美金巨款，向德国订购了全套影写版印刷设备，成立时代印刷厂。
▲1930年与友人，邵洵美（左）、叶浅予（右）、张光宇（前排左2）
自接受《时代》画报办起印刷厂，邵洵美对出版的兴趣也愈来愈浓。他创办出版社出版各种丛书。名下印发有《时代》画报、《论语》、《十日谈》、《时代漫画》、《人言周刊》、《万象》画报、《时代电影》、《声色画报》、《文学时代》等九大刊物。
邵绡红（邵洵美女儿）曾说：
“洵美办刊物是兴之所至，突然来个念头，或是朋友里有人出个点子，他就会办份新的杂志。……每一份他都要关心，尤其在刊物创办之初，他更是费神，从制定编辑方针到挑选编辑，从组织撰稿阵容到分头约稿，乃至具体的编务、出版，他都事必躬亲，有时连封面设计、广告词都参与意见。编辑们常常到他家里来跟他讨论到深夜。”
▲《时代漫画》第13期 1935年1月20日 “儿童”
▲《十日谈》第1期 1933年8月10日 “大肚时局何日分娩”
▲《时代》第2卷第12期 1932年8月16日 “意识形态·林森、陈友仁、孙科”
▲《万象》第3期 1935年6月20日 “鱼虫鸟兽”
邵洵美曾这样评价中国出版业：
在中国，出版当然更是一种新兴事业。虽然商务中华等，靠了教科书，都已经有了很像样的规模，可是他们对其他出版物，并不十分注意了。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以为出版别种书籍，样本是赔钱的生意，除了点缀门面，毫无其他作用。
普通书籍销数稀少，当然是最大的因素，一般出版家都在作着同样的叹息。而销数稀少的原因，尤其是在战后，据大家的观察是：一般教育程度幼稚；购买力薄弱；交通不便。
我本人却认为最大的症结乃是：
一般人的忽略文化和政府当局对文化事业的隔膜。
文字编辑：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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