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一批军官的军事学历都是很高的，且不用说黄埔军校和保定军官学校，以及隔壁日本的陆军军官学校。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军事院校中毕业的都有不少。
打缅甸战场的孙立人是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廖耀湘去过法国圣希尔，何世礼虽然解放战争没上前线但是从英国到法国到美国，学过来一个遍，张宏道、王芝也没有上前线，但是是西点军校毕业的，杨杰和蒋百里的高度更是可以评一句军事理论家。
廖耀湘在法国
但是最终解放战争还是共产党胜利了，整个战争的过程里这些有着较高军事学历的将官们都一一被我军没什么文化的指战员们要么俘虏要么击毙，但这并不代表，这些高学历军事将官脑袋中的知识是没有用的。
恰恰相反，想要推进一个军队的现代化，系统的理论知识反而是不可或缺的。而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也正是建国之后解放军除了现代化工业武器之外最需要的。
换句话说，解放军也需要系统性的逻辑总结中国在近半个实际的战争中所累积下来的战斗历程，将不可复制的经验转化为可以学习的知识，为后来的部队提供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军事道路。
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元帅就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所以在面对建国之后中共中央选择他去出任总参谋长的决议，刘伯承拒绝了。
八路军时期的刘伯承
那么，刘伯承元帅要去干什么呢？
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刘伯承成名很早，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已经是北伐战争中川军讨逆部队左路军第一路指挥了。
1916年3月，在讨伐袁世凯的丰都之战中，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率领部下冲锋陷阵，结果头部连中两枪，有一枪从太阳穴打入，右眼穿出，在手术中为了不使麻药影响大脑，刘伯承咬着毛巾坚持了七十二刀将打烂的眼球取出，被誉为“四川军神”。
青年时期的刘伯承
土地革命时期，刘伯承被任命为了武汉国民政府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7月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并且在南昌起义中第一次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也是在这一年，去了苏联学习军事，先是进入了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来又进入了世界四大军校之一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回国后，刘伯承先是在中共中央帮助周总理处理军事事务，出任了当时中共中央的总参谋长。周总理1931年12月进入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当时对瑞金苏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就请当时担任瑞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主席出来，协助周总理进行工作。
刘伯承则随后在1932年进入瑞金苏区，1932年10月，发生了在红军时期意义非同小可的宁都会议。
在宁都会议上，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毛主席被王明所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所压倒，一直以来坚持游击战争路线积极防御的瑞金苏区，在会议上被批驳为了消极怠工，不服从领导，组织观念不强，完全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既定路线。
由于刘伯承当年在川军就担任过军长，而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当时刚进入苏区，也不了解苏区的具体情况，所以刘伯承也是不赞同苏区的游击战争策略的，认为应该进行正规作战。
红军长征时期的周总理
所以在宁都会议之后，刘伯承由于懂得正规战术，出任了当时红军总参谋长，用自己在川军时期的旧经验和苏联学到的正规作战知识，来谋划红军在瑞金苏区的战役战术。
刘伯承虽然读书的时候十分认真刻苦，但是却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在接触了实际之后刘伯承发现，红军当时绝大部分战士的战术素养都很差，武器装备更差，根本打不了正规战争，除了游击战争之外好像根本就没有其他办法和人员装备都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刘伯承发现这一现状之后，开始觉得毛主席是正确的了。于是他便放下成见，开始研究游击战术，并在1934年接连写出了好几篇游击战争的军事论文，仅用两年时间就从正规战争军人转变为了游击大师。
但是当时党内在王明的领导下越来越激进，转变了战争方式的刘伯承也很快得被王明撤除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934年重新复职之后，刘伯承又坚持和张国焘作斗争，再次被撤职，又一次从总参谋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1926年的刘伯承
所以当中共中央想让他第四次担任全军总参谋长时，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的刘伯承说：“我这一辈子啊，已经是‘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了，年级也大了，就不要再去当这个总参谋长了，我还是去当教书先生，搞教育，办学校吧！”
所以当时察觉出解放军急需建设现代化军事体系的刘伯承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于一支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来说，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干部的培养中，高级干部又是难上加难，我的年龄已经这么大了，我愿意辞去西南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从陆军学院到军事学院1950年夏天，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主持的军委会议，确定了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几所学校，如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创办出一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不过首先，要建立一所全军的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负责筹建事宜。
当年1931年在瑞金苏区的时候，刘伯承就曾经出任过红军第一所综合性学校的校长和政委，还亲自校译了第一本苏联教材。刘伯承对于军事院校十分看重，他一贯主张治军先治校，在他后来所领导的许多部队里，都有他一手建立的学校和培训队伍。
刘伯承和小平同志
可以说，刘伯承是我军院校系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原定的陆军院校开始重新选址，因为一开始选址的学校地址是在东北，离苏联很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显然东北就不在适合作为陆军院校的选址。
而且为了尽早开学，主持工作的刘伯承决定找一个现成的建校地点，他把目光投向了南京。在筹办建立新的高级军事院校之前，我军有几个军政大学，其中华东军政大学的校址就是原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和国民党“国防部”，占地面积很大。
为了统筹陆军院校的办学事宜，诸如教学方针、教学内容等问题，刘伯承和周总理前前后后一共讨论了三次，毛主席也经常对陆军学校的建立工作下达指示。对于这所陆军学校，毛主席说：“我军的干部是掌握武装的，要始终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嘛。办学也要有校风校训，还是用当年抗大的就行。”
毛主席
在几次讨论中，刘伯承也向周总理反应了一个问题，因为这所院校除了陆军专业之外，还会包括海军、空军等专业，是不是改名叫军事学院比较好？而且能够担当教员的人并不多，还要从国民党的一大批旧军官里选出来一些人。
周总理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使用旧军官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在使用中改造他们培养他们就没有问题。
就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在刘伯承和中共中央的讨论中解决了。
1950年11月30日，南京军事学院在国民党中央军政学院的旧址上创建了，这时刘伯承已经五十九岁。
12月第一批学院从全军各地来到学校报到，刘伯承根据当时报道学员的情况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首先设置了情报科、陆军本科和陆军速成科等专业。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续入朝，刘伯承又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指示，先后选调了一百一十多名学员从军事学院直接前往朝鲜。
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著名战将杨得志、秦基伟等人，都是从军事学院出发，直接开拔到了朝鲜前线。
学习但不照搬1950年时期，正是中苏的蜜月期，当时中国的许多东西都是向苏联学习的，苏联也朝中国派遣了不少专家学者来支援中国的建设，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建和教学过程中也不例外。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主要都来自苏联军事顾问罗哈里斯基，他是一个以强硬著称的苏联军人，主张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原样照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这也是大多数在南京学院中参与教学的苏联顾问的态度。
坚持办学“以我为主”的刘伯承经常和苏联顾问发生冲突。
苏联曾经在全球进行军事援助
在一次制定战役作业的时候，罗哈里斯基按照卫国战争中苏联的经验，提出“在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战役中，应该先去集中力量打强大的敌人，然后再去分别剿灭离散的弱小的敌人。”
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基于的理由是，这样的打法可以首先让强敌失去威势和威胁，其次也可以令其他弱敌产生恐惧和怯战心理，从而不战自退。
但是刘伯承根据我军长期的作战经验和战略习惯，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刘伯承认为，应该先打弱敌，“必须以我军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现在解放军的军队装备依然还比较差，新中国的国力也并不雄厚，只能采取先打弱敌的办法，才能克敌制胜。所以‘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然后才能打强敌。”
艰苦的抗战时期依然学习
当时参与讨论的一些军校同志说，既然苏联的军事顾问坚持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学一学。
刘伯承断然拒绝，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学院的教学方向，而学院的教学又会影响到在校学习的各级指战员，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军训练方向的问题，再近一点来说，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朝鲜战争，这不仅仅是一个学习问题。
刘伯承所说的也是我军的实际情况，在长期以来的军事斗争中，我军一直都处于人数弱势和装备弱势下，根本不具备和强大的敌人硬碰硬的情况，只能在战略劣势的情况下保持战术优势，集中力量剿灭弱小的敌人，通过量变来引起战略上的质变来改变劣势的情况。
伏龙芝军事学院
为了给苏联专家做工作，刘伯承翻遍了古今中外的著名战役资料，选择了二十多个战例，认真仔细地和罗哈里斯基探讨研究。最终使罗哈里斯基在大量有力材料的说明下承认了自己的教学主张脱离了中国军队的实际。
在最后争论出结果之后，罗哈里斯基准备了两瓶苏联产的好酒，找到了刘伯承。
“刘院长，你我虽然都在伏龙芝上过学，但是我不如你，你最终证明了你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只学习了战争的原理，而你却把学到的原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
败军之将 不足言勇？由于选用了大量国民党旧军官来担任教员，上课的有许多是打过解放战争的一线指战员，所以南京军事学院的课堂上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讲台下的学生是当年俘虏了讲台上老师的胜利者。
古语道：“败军之将，不足言勇。”
不少学员在课堂上都曾经顶撞过自己的老师，认为自己是胜利之师，那有“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道理，说某某是被我们部队抓的俘虏，还敢给老子来上课？抬起头来看看我们呀。还有的直接说手下败将也配有脸来教我们怎么打胜仗，老子不听他那一套。
当校长时期的刘伯承
刘伯承对于苏联顾问可以据理力争，但是面对这一批刚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学员，就只能苦口婆心的训诫：“我刘伯承也是旧军官，当过四川军阀。我跟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也说过革命不分早晚，只要站到革命队伍当中就是革命同志，过去的政治立场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同你们一样是人民的队伍。”
对于刘伯承言切意实的话语，许多学员也逐渐的转变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还主动和自己的教员讨论起来国共两党在战争中的优劣得失，总结出来了一大批鲜活的军事理论。
后来，南京军事学院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69年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后来拆分出来政治、后勤等学院。新时期开始之后，1985年12月，军事学院和拆分出的其他几个学院一起，组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军事学府。
可以说没有南京军事学院的建立，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现代化军事院校，解放军在建国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军事教育事业，离不开刘伯承元帅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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