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终于正光年间，历时约64年
云冈石窟（以下无时间记录的照片均取自录像机）
从五台山坐早班车到大同己近中午时分；安排好住宿，解决为天之食后，就匆匆赶到云冈石窟。（我觉得大同与其它城市不同，所以下篇专述）
这里离大同煤矿不远，也许是心理作用；使我觉得人们的脸似乎洗不干净，鼻翼两侧总是黑乎乎的。前些年经过云冈石窟的运煤车太多，搞得石佛们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粉尘。这两年，石窟前煤车禁行，情况有所改观。否则，后人到云冈来旅游，会以为是非洲的黑佛来到中国。好，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依崖而建
走进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区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壁龛1100多个，造像51000多尊。该窟与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齐名，是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
云冈石窟依武州山势自然起伏，主要分为东、中、西三区。第一至四窟为东区，第五至十三窟为中区，第十四至四十五窟为西区。在中国的石窟寺艺术群体中，云冈石窟是规模最大的石雕群之一，具有珍贵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古车辙
先看看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东汉末年，游牧在嫩江流域、额尔古纳河畔的鲜卑拓跋部，乘中原混战，匈奴分裂及受汉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明的影响，迅速强大起来，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将都城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而武州要塞正当盛乐与平城的交通要冲之地，且山雄水秀、林木茂密，北魏皇帝多次在此祝祷祈雨，颇有神验。
太武帝信道灭佛，下诏：“诸有图像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长少，悉坑之。”佛教徒们真切感受到“末法”来临。
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拓跋浚继位。文成帝为了统治的需要，也为了对其祖父灭佛之举进行忏悔，于兴安元年（公元452年）颁“修复佛法诏书”，恢复佛教。并把在灭佛中幸免于难的高僧昙曜请回平城，任命为沙门统。据史书记载：一日，昙曜在平城郊外路遇文成帝车队，帝马咬住昙曜袈裟不放，此谓“马识善人”。帝遂以国师礼待之。昙曜为使佛法绵延不绝，唯凿山壁可以终天。在文成帝的支持下，他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凿山雕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雕凿的序幕。这五个洞窟内的主佛像，就是为北魏太祖以下的六位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未继位]、文成帝）而建造的。造像身体粗短，面相丰圆，深目立鼻。佛装通肩式和袒右衽式袈裟，充满西域情调。
后又在冯太后和孝文帝（前五台山文中提及）于平城执政的30年间（公元465一494年），云冈石窟的雕凿进入鼎盛时期。[大唐内典录]载：“自魏国所流赀赋，并成石龛”。可见当时北魏几乎倾国力而为。此间石窟无论规模和内容均超过第一期，它吸取了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凉州（今甘肃敦煌）石窟的艺术精华，结合中原地区的艺术特色进行新的融合创造，汉化色彩渐趋浓厚；造像面相丰瘦适宜，表情温和恬静，褒衣博带式佛装亦出现，从而开启了云冈石窟及北方石窟造像中国化的帷幕。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但北都平城仍是佛教重地，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和信众开凿的中小型窟龛，如蜂窝般从东到西遍布崖面。现存此类窟龛达210个，可见当时平城佛教文化的兴盛炽烈。
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终于正光年间（公元520一524年），历时约64年。
唐初，在云冈进行了局部雕凿工程。
辽兴宗、道宗时期，为云冈石窟的中兴阶段；兴建了云冈十寺并整修了1800余尊佛像。辽末，十寺遭兵火焚毁。
明代云冈成为边陲重地，石窟再度荒废。
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云冈寺院。
下面我们来看部分石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