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发生在1971年11月荷兰电视台一个知识分子访谈节目中的论辩，虽被称作是范式的冲突，然而辩论的两个人却没有针尖对麦芒的激情碰撞，有的只是轻言慢语的不温不火。这场辩论非但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殆尽，却历久弥新。这场论辩的主持人厄尔德斯表示，在过去40年中，人们之所以对乔姆斯基和福柯这场论辩的兴趣越来越浓，是因为“乔姆斯基和福柯揭示了当前居于西方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冲突。西方的世界观并非大一统，它包含了多层面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又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倾向，比如古典主义与浪漫情怀的冲突，国家观念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观的冲突。乔姆斯基与福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都有分歧，在过去的300年中，这种分歧一直存在于欧洲和美国的哲学理论、政治理论中。”
不过，由这场论辩整理出来的书——《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我读得却不顺畅，差不多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全书不到百页，拿到这本书时，看到它单薄的样子，我有些失落。可是，我也没有像预想的那样一口气将书读完。由于对西方文化的陌生，由于自己对哲学尚无一知半解的浅薄，前几页看得云里雾里，有如读天书般迷糊，硬着头皮一再捧起读，也读不上几页，几近放弃。看到有人说用两个小时读完足矣，我惭愧得要崩溃。及至一步三回头地读了许多天，终于读完此书，我竟然兴奋地拍案叫好。一位出版社的朋友还笑称我有哲学天赋，她说：“好多人读了不知所云”。
有人戏称，这场辩论是鸡同鸭讲给鹅听。事后，乔姆斯基回忆道：“通常，当你和某个人谈话的时候，你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和他有一个共同的道德立场。通常，你会看到他用共同的道德标准来辩明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提出一个论点，可以去论证它，可以指出这个观点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但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个并不跟我处在同一个道德世界的人谈话。”“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人，我很喜欢他。只是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他好像不是人，而是属于其他的什么物种。”而鹅是指谁呢？现场的观众，抑或是后来的读者，其实，发晕的不只是现场观众，就连作为哲学家的厄尔德斯当时似乎也呆头呆脑了。
乔姆斯基和福柯当时都已是国际知名的知识分子，都写过论语言结构的著作，均以政治观点激进好斗著称。福柯对人性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认为只存在一个可感知的由信息和事实组成的世界，这些信息和事实在不同的结构中的不同层面上结合在一起。乔姆斯基则认为，人性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具有相同的天赋思想和人性。对公正的认识，二人也是大相径庭。福柯说：“我想就此借用一点点尼采的观点，我认为公正这一观点本身就是人发明的，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里用来作为某一政治、经济权力的工具，或作为反对这一权力的工具。”乔姆斯基则说：“我认为它们既包含了阶级压迫的体系和其他种类的压迫，也包含了一种探索，探索文明、爱、善良和同情这些真正人性化的、可贵的概念，我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
这场辩论到底谁赢了，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虽然现场观众最后只向乔姆斯基提问，竟无一人向福柯提问的，虽然似乎站在乔姆斯基一方的学者似乎多一些，但是胜负依然难判。我个人更倾向福柯，虽然悲观感伤，但是他似乎也更加清醒深刻。不过，福柯抱着怀疑论，拒绝制定任何理想的社会模式的，而乔姆斯基则执着地欲构建一种结社的、非中央集权化的自由协会制度，虽然乌托邦的构想有时他自己都难圆其说，但是建构显然要比批判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还是出版社的朋友说的好，主办方赢了，能够把这两位大师弄到一起，并且几十年将资料保存完整，今日成书，这些都是辩论组织者的成功之处。那就把胜利判给鹅吧，感谢他奉献给读者一本虽薄但却十分厚重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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