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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水水／ 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这一周留学生的话题讨论得热烈。秦老师很早就让我写容闳了，他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中国第一个西医、中国第一个律师等等都可以写写，为什么第一个总是那么有光彩？在研究创造性上，人生活法、过法的创新，恐怕是最感人的创新。人的一生，平平庸庸，忙忙碌碌是常态，但某些时刻还是很特别的。
留学如今是中国大部分精英阶层的选择，而最早去西方留学的却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叫容闳，容闳之闻名，大抵是因为参与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曾国藩的关系又非凡。容闳还有两位同去的同学，都姓黄，一个是黄宽，一个是黄胜，他们也各有不凡成就。黄宽是中国第一个西医博士；黄胜是著名报人，创办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印刷企业。
按照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记载，容闳、黄宽、黄胜分别于1839年、1840年和1841年入学。马礼逊学堂为了纪念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而设，这所学校是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和鸦片战争挑起者查顿募资修建的，但校长兼教师——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却是个有情怀的人。1846年，布朗因身体欠佳，决定回美国，想带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到美国接受正规西式教育，在香港英美商界人士资助下，布朗宣布这一决定并通知全体同学，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动起立。容闳是第一个站起来的，第二个是黄胜，最后一个是黄宽。在安土重迁的中国，离开父母兄弟孤身出走异国他乡是极难的选择。容闳曾回忆道：“我母亲极为勉强地同意了……我特别诚恳地乞求她，她虽然伤心难过，但最终还是屈服了。”他们三人随布朗夫妇于1847年1月4日乘船从广州黄埔港（一说从上海）出发，于4月12日抵达美国，入读麻省孟松学院（Monson Academy），所募经费可资助他们两年学业。
孟松学校是好学校，美国人自己也都会远道来求学。校长本人对中国“素抱热诚”，对容闳等“特加礼遇”。显然，他们是幸运的。在人生选择上，遇到善解人意又有情怀有能量的人是福气。两年后，容闳、黄宽想继续深造，没有经费支持，孟松学校校长海门和布朗先生写信给香港的资助者，后得到回复，如果容闳、黄宽二人愿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专科，可继续获得资助。黄宽表示愿意前往英国读书，容闳另谋方法，日后入读美国耶鲁大学。而黄胜仅在孟松学校待了一年，因为水土不服，身体原因被迫在1848年返回香港。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同，身体底子不同，性格不同，但都不妨碍他们追求自己的虽不可预见但满怀志愿的人生。
容闳，1828年（清道光八年）深秋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困农家；黄宽，1829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幼年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黄胜，广东香山县籍，1825年生于澳门，三人中年纪最大。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跟勇气有关，选择本身就跟勇气相关。两眼一抹黑，世界那么大，人生说转折就转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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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显然是最能闯荡的，他最能接受新事物，最有自己的主见，最能抓住机会，也最有宏大的情怀，雄心最壮大。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需要裹挟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种种目标，大力发展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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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报国和传教都是他的情怀，但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特别的建树，然而他是最踏踏实实发展中国医学事业的人，回到最初的医生角色，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放到如今怕是现代商业文化最推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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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最有回报之心，回到资助他们上学的商人传教士那，从点点滴滴的翻译工作做起，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持之以恒，并延伸到出版、教学等领域，中国台湾学者苏精评价他“虽然始于翻译，也仅止于翻译，但由此可知他是愿意为中国的近代化尽一分心力的”。
也是巧了，他们三人，一个宏观关注国家大局、一个中观致力行业发展、一个微观用力在翻译细致度提升思想交流质量上，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立足点上，找到人生方向。碰巧三人又分别是教、卫、文事业上的发展者。“科教文卫”是所有国家甚至世界发展的大需求，三人开启的是大方向上的前面几步，总觉得有些事，你想做并开始做了，缘分里的人事物才会一一涌现，他们都在不远处等你。借一份杀死庸碌的情怀，有事做，有人爱，有国可报……
| 歌词里唱着：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旦旦誓言；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
容闳
容闳（1828-1912），幼时家境贫困，家里没钱上学。有时候穷得很彻底也能否极泰来，他后来去了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一路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847年1月，容闳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后在慈善组织帮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四年后以优秀成绩毕业。容闳求学时就立定：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他自7岁开始接受西方教育，27岁学成归国，一共接受了20年的西方教育。他首先想做的事情，就是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传教士对他影响很大，本着宗教上的亲近感，当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邀请他共谋大业时，他答应了。
他在太平天国呆了四十天，并提出了七条建设性意见，包括：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但是当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根本无法实施以上建议，容闳拒绝了仅次于“王”的“义”的爵位，离开天京。他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也能体察环境，不适合自己的地方，绝对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两年后，曾国藩对他发动人才攻势。1863年3月，他先派幕僚张斯桂写信给容闳要他去安庆发展，但容闳不相信，以为是要将他骗到安庆以除掉他这个曾经与太平天国密切接触分子；两个月后，张斯桂又来信，并附上李善兰的信。李善兰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容闳的朋友。容闳的朋友圈还是很广的，李善兰信中说徐寿、华衡芳等朋友们也在安庆呢。容闳自知羞愧，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惭愧之下，立即修书一封，答应几个月之后安庆见面。曾国藩看到容闳松口，马上再追加一封信，1863年7月，容闳接到第三封邀请信及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函。曾国藩对他的期望是“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9月，容闳放下九江商业事务，来到安庆。六个月来，曾国藩急于见容闳，但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先是四目相对，务务虚；第二次见面，容闳直抒胸臆，阐明教育宏愿，曾国藩没太大兴趣。会面后，其他幕僚告诉容闳，曾国藩想建造中国第一家西式机器厂，邀请他购买机器，有了船坚炮利之后，才会想到再培养人才。从传统观念上看，中国人一向务实，对于硬件这个最实在的东西，就算曾国藩有晚清最强大的幕府，有极好的人才储备（超过200多人，集齐了各方面的才子），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越洋买到称心如意、货真价实的机器作为“制器之器”的任务。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
容闳：《西学东渐记》
10月，容闳抵达上海，携带68,000两银子预备前往美国。在上海巧遇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也要回国，他将买机器的事情也授权委托给了哈司金。预备方案有的时候也能成为最佳方案，所谓有备无患，遇到机会就抓住机会，不浪费每一次相遇，怕是有情怀的人的共鸣和直觉。曾国藩给了他赴英、法、美考察并采买机器的自主权。他就开始了整个旅途——乘外轮取道香港、新加坡、印度洋，在锡兰（斯里兰卡）登陆后换乘轮船过孟加拉海湾，在埃及开罗登陆，坐火车过苏彝士地峡（那时候还没有苏伊士运河）至亚历山大城，继续坐船到法国马赛，然后换火车到巴黎，而后到加来司乘船过英吉利海峡到多尔维（即多佛尔），由此改乘火车抵达伦敦，并参观了惠特尔司机器厂，再换乘汽船过大西洋，于1864年春抵达纽约。
哈司金先到了纽约，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工厂出货都是先供国家战争所需，幸好哈司金门面熟，在圈子里谁都认识，容闳还真的找对了人。哈司金后来找了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订约，但最快也只能半年后取货。他视美国为第二祖国（曾入美国国籍），也想报效美国政府，被在斯匹林菲尔任陆军准将的巴恩斯将军婉言谢绝，说他有中国政府责任在身，还是全力做好这件事吧。那时候的人，懂得在大局上相互体谅，在细节上照顾情感，那时候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容闳托哈司金所订机器终于在1865年春从纽约绕过好望角到了上海。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因此事，容闳获五品实官，候补同知资格，任江苏抚署译员。1870年，曾国藩等专就派遣留美幼童一事上奏获准，遂了容闳的教育心愿。人与人之间有时候需要相互交付心愿，特别是有公共性社会性的心愿，共同绸缪。次年夏末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启程出国，容闳担任中国留美学生副监督。他首创、策划、组织、领导的这次派遣，加速中国教育近代化，造就了科技、军事、铁路工程、邮电、军医、矿业、海防工业、外交、政事、海陆军军官、经济管理、企事业、机械制造、翻译等一大批新式人才。
黄宽
笔者近日睡前有阅读习惯，总看一些古籍现代版，有原文也有注释的中医经典，例如《黄帝内经》（梁冬、徐文兵的对话），不至于太费神，对于睡眠不好的我，有些效果，当是修身养性。据说多念几遍“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对心神不宁、不安有好处。所谓“舍心”，就是以心为舍，“心”就是“神”待的宿舍。中医和中国功夫，都非常强调“气”，融会贯通，内外和谐，说不清道不明需要悟的“气”。中医的文化内涵很深厚，国学学得好的人更能理解中医，中医需要医患双方在学识和理解上都接近，医患共修才基本奏效。
中医传承五千年，而西医进入中国不过两百年，已是如今医学系统的主流。最早去西方留学的是穷苦人家没有选择的孩子，最早使用西医的也是下层社会贫穷的人们。试错机会、创新机会总是在没有思想文化障碍的人面前长驱直入。
黄宽（Wong Afun，1829-1878），字绰卿，号杰臣。他念完孟松学校之后，去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此医学院颇负盛名，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就在那里读过。黄宽在这所设备齐全、质量高且具有影响力的大学攻读医科，是中国留学欧洲学习医科的第一人。经过5年的艰苦学习，他毕业考试获第三名，并获金牌奖和医学学士。1856年至1857年，黄宽在英国的医院里实习两年，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医学博士，成为华人留学外国全面掌握西医学科领取医学证书的第一人。他们三人中，读书最好的就是黄宽。
1857年，黄宽以伦敦会传教医生身份返国，在香港伦敦会医院任职，他的身份使他在医务界拥有和西方传教医生同样的权益，可以开设私人诊所，收治病人。但在香港，他传教的福音梦不到一年就破灭了。1858年，他在广州府学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后又接办英国人霍布森（Benjamin Hobson）医生在广州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局。原来的惠爱医院有50张病床，霍布森医生还编译西方医学著作，培养了一些中国青年。黄宽接管后，病床有了80张，住院病人450人，门诊病人达到26,030人，他还亲授生徒4人以便助理诊务。在惠爱医局之外，他还兼职在博济医院，与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合作，服务十年，后也代理院长职位。1860年，他曾施行胚胎截除术（碎胎术），为国内首创。广东地区以患膀胱石病人多，嘉约翰时以作截石术闻名，但在他之前，黄宽早已割治过33人。据统计，他做过三千多次膀胱结石手术。是的，他是一心在西医事务上的工作狂。
1862年，黄宽受李鸿章邀请，赶赴天津任医官，半年后就辞去了，因为不感兴趣。丁日昌也很器重他，但他也不想走仕途。黄宽是一个厌弃官场生活的人，他很早就离婚了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他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工作狂。生而为人，心有所向，手里要有活。在那个年代，用自己的一生投入一个新兴事业，也许这一生里的每一分钟都隔绝了庸碌的含义。
1863年，中国海关医务处成立，内设海关医务官，主要负责船只检疫、海关职员医疗保健、船员照顾和治疗。他被聘为首批医务官，是17人里面唯一的华人。1866 年，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黄宽被聘为教员，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还首次用尸体做解剖教学。教书育人，行医治病救人，就是他的一生。最后因为救治一个难产孕妇，黄宽不顾自己的病（项疽，生于脑后项部的有头疽、疮肿），救回了两条命，回去没多久就逝世了，才49岁。
黄胜
黄胜（1825-1902），他进入马礼逊的时候已经15岁了，他入学时，学校学生只有5名。虽然在美国时间较短，但一年多的美国生活，使他有了比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和西方文化知识。孟松学校校长海门擅长英国文学，他上课不仅讲文法的规则，还对词句之构造及精义所在都解释得很详细，在他的教导下，学生都阅读过许多英国文集，黄胜受他的影响非常大。
黄胜回国后，先在香港的“The China Mail”（德臣西报）从事印刷工作。这个报的主笔肖德鲁特（Andrew Shortrede）是他赴美的资助人之一。每个人的人生路径，总是先找身边最近的机缘，有人会一直路径依赖下去，积累下来，有人会不停转型。黄胜是同领域积累型的人，后来他又到英华书院印刷所从事印书工作。英华书院也是马礼逊创办的，成立初衷是“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该书院主要印刷中文版《圣经》，也印一些工具书和中文典籍的英译本。黄胜喜欢这份工作，虽然月薪只有30元，他拒绝了香港法院的4倍薪水的翻译聘请。
1853年，英华书院的《遐迩贯珍》创刊，这是鸦片战争后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杂志。主编是理雅各等三位传教士，实际事务都是黄胜负责。《遐迩贯珍》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用线装书版式装帧，并首次刊登新闻图片，是中国新闻业的重要贡献之一。《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每天出一小张，这是我国日报最早的一种，一说主编是伍廷芳，也有的说是黄胜。香港影响力较大，创刊于1864年的《华字日报》，黄胜也经常为其写稿。
1858年，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在英商资助下，准备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取名《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黄胜帮助理雅各翻译这些书，在王韬1862年来港之前，黄胜曾是理雅各的唯一助手。《中国经典》第1、2卷，于1861年出版问世。理雅各写道“译者仅向其好友、教会印刷所主管黄胜君衷诚致谢，惟君之精通英语，始能称校核之职也。”
后来，黄胜在黄宽的推荐下，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时任江南制造局总办）邀请他前往上海协办洋务事业。黄胜一时不能前往，把自己翻译的《火器略说》寄给了他们，丁日昌大赞其翻译。丁日昌后亦升了江苏巡抚，再次邀请黄胜，但黄胜在上海停留两个月再次回到香港。次年，丁日昌再度邀请他负责翻译西方地理书籍，黄胜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推荐了王韬，丁日昌对王韬也很重用。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上海最早的外语学校），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先在那教习英文，半年后，黄胜继任。1864年8月至1867年初，他都在那当英文教习。黄胜的学生中有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如后来成为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的汪凤藻、后任福建知府的严良勋等。
1871年，英华书院因故停办，所属印刷所的设备全部变卖。黄胜亲自将机器押送到北京供京师同文馆印书之用，余下大部分机器被他和王韬买下，并于1873年开了中华印务总局，印刷的书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
黄胜与容闳也合作过，他也曾任留美幼童肆业局的委员，1873年6月12日率领第二批幼童30名赴美。1877年，黄胜招40名香港优秀学生至福建船政学堂的后学堂——英国学堂。1878年黄胜第三次赴美，任清廷驻美使馆翻译。那时候的同学，有相似的家国情怀，都可以无利益相互提携。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同，大时代大背景转型期，唯不可庸庸碌碌，要勇于创新，相互帮助。载入历史的每个人，其实本来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报国为民情怀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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