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5日，辽宁沈阳街头的饿了么外卖小哥。 （IC photo/图）
“城市骑手”正在增加。
疫情让许多行业陷入停滞，而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城市骑手”岗位，因为自由度高、“跑一单赚一单”的可见收益，成了一个巨大的就业蓄水池。
美团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0年至今，美团平台上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总数已过百万。
4月发布的《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疫情暴发以来，饿了么蜂鸟即配吸纳数十万人注册成为骑手。疫情期转行做骑手的主要是餐饮从业者、工厂工人、销售及网约车司机。
白领送外卖
自从开始送外卖，陈珂才发现周围原来有这么多商场。
90后陈珂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曾在泰国做了2年汉语教师。回国后进入上海一家体育公司，从事体育赛事工作。
疫情暴发时，他正在老家开封乡下。2月17日，公司通知来了，3-5月不复工，员工自己解决生活问题。虽然算停工状态，但公司并没有裁员。陈珂想找个可以兼职的临时工。
2月28日他回到上海，找了一圈，最后加入了饿了么众包骑手。众包骑手比专职骑手更自由。
因为疫情，外卖的无接触配送非常缺人。3月17日，陈珂在网上注册、参加线上考试、培训，后台审核通过，就可以接单了。他花了200元买餐箱、头盔和骑手服装，又租了一台二手电动车，一天租金10元。
3月20日，陈珂开始送餐。第一单是在App的抢单大厅抢到的，要送去13公里外的周浦。“当时很兴奋，咔咔骑着车去，来回一个小时，赚了十多块。”后来他才知道，老骑手都不接这种单，性价比太低——周边的单一小时能挣三四十块。
刚开始送外卖，陈珂想着拼一把，送到晚上10点后。拼的后果就是脚后跟肿了，膝盖也疼痛难忍，第二天不得不歇业。
送得多了，陈珂一般上午10点出门，晚上9点回家，下午3-5点休息，那是单量最少的时候。一天送25单左右，在行业算中等水平。有些骑手很拼，吃饼干、喝水代替吃饭，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有时等红绿灯，陈珂瞥见旁边停车的骑手装备很好。“有人送外卖，在头盔上带一个GoPro(一个运动相机品牌)，穿着很贵的AJ和椰子鞋。真正的外卖小哥穿的耐克都是仿的。”陈珂没明白，这些骑手到底是来体验生活，还是来赚钱的。
陈珂自己也会遭到调侃。一天，骑手们坐在地上抽烟、打游戏。“他们讲，最近这一个月单子特别少，挣的钱比之前少。他们说，就是因为我这种人加入进来的太多了，把单子分走了。”一些老骑手吐槽说，一个月会少挣一两千。
和陈珂一样转行做骑手的白领并不少。
在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一位叫“情已逝”的QQ网友，原本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因为疫情，客户停单，5月中旬起，他开始送外卖补充收入。还有一位在北京工作、自称月入1.8万的程序员表示，“送外卖只是爱好，周末送着放松一下”。
做骑手两个月，陈珂赚了近一万，平均每单赚6块。在上海，老骑手平均一个月能挣8000-10000元。
疫情前，陈珂的月工资是12000-13000元。发工资那天，他通常会和朋友出去吃饭庆祝。他喜欢喝咖啡，每天要喝一两杯现磨咖啡。
“上班的工资是一次性发，月底只看见银行卡里数字变了，感受不到赚钱的辛苦。做骑手之后，每天出去接单，我的账户都是0，跑一单赚一单，晚上才能攒到一百多，我就不舍得花。”陈珂说。
现在，他买来米面在家做饭，不再下馆子，咖啡也换成了大罐的雀巢速溶咖啡粉，每个月能省下2000元。
疫情让许多城市白领陷入窘境。跟陈珂合租的一位邻居，之前在酒店工作，因为酒店没生意，他没有收入，就偷偷卷铺盖跑了，还欠着房租。
2020年5月12日，成都市双林路，雨中送外卖的骑手。 （IC photo/图）
过渡的人
许多新来的骑手将这份工作当作过渡。
31岁的翟一帆在郑州从事旅游工作，妻子是同行。近几年旅游业红火，两口子加起来年薪近四十万。
疫情打断了美好生活。疫情暴发后，大批旅游团被取消，公司业务停摆。现在，夫妻俩每月一共只能领到4000元工资。翟一帆本盼着5月的旅游旺季能有转机，但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
“每个月还完房贷还车贷，看钱一点一点减少。如果继续在家休息，我还能坚持一两个月，但之后呢？”翟一帆想找点事做，同时能灵活安排时间，一旦公司复苏，就能回去上班。
他向认识的代驾司机打听招聘，5月8日报名，4天后参与培训，21日正式上岗。第一天上岗，翟一帆接到单，骑了三公里共享单车去找客人，这一单赚了八十多元。
翟一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代驾收费一公里大约4.5元。每晚8点，翟一帆去郑州东区的CBD找一家酒店，等待接单，凌晨1点回家。一个晚上接三四单，能挣约200元。
他遇到了不少转行的代驾师傅，卖干果的、开午托班的、卖保险的、卖房的，还有旅游业同行。一位开午托班的代驾师傅说，学校都没开学，一个月还要承担几万的房租，在家坐不住。
一个朋友同时兼做代驾师傅和货车司机，白天开货车，晚上干代驾。“他有两个孩子，压力比较大。”
自从翟一帆去做代驾，好几个同事都想跟着做。公司虽说7月复工，但他觉得悬。“先干着，看看公司那边，关注着国内外的情况。”
对滴滴司机汪宁的采访，只能见缝插针地进行。约了一天电话，终于有空，他刚从深圳送客到广州，趁车充电的间隙吃着一碗老坛泡椒方便面。当天他回深圳要后半夜了，这一单生意他能挣160-180元，“远是远了点，但划算”。
2019年，汪宁离开了平安保险。他开始跑“e代驾”。2020年3月，他开始做全职滴滴司机。每个月能挣到12000元，但一家三口的支出就要花掉一万。
每天早上7点直到半夜12点，汪宁几乎都在路上，除了跑车就是睡觉。给车充电的时候，他能在休息室打个盹儿，就算电视声很大，他也能一坐下就睡着。
最近做滴滴司机的人越来越多了，汪宁发现一到下班高峰，深圳南山科技园附近涌出很多订单，但周边的滴滴司机数量更多。
他的车是租来的，租期6个月，他想着先把租期跑完。等有机会，再开一家自己的空调维保公司。
没得选
对于一些人来说，做骑手只是过渡，行业复工，就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骑手已是当下最好的归宿。
4月底，24岁的江苏农村小伙刘雨来到深圳，成为一名饿了么骑手。他原本在武汉一家工厂工作，春节后，武汉成了疫情重灾区，工厂没复工，刘雨索性到深圳送外卖。
和一些很拼、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的骑手相比，刘雨显得“佛系”。他每天只送8个小时，收入稳定在两百多元。因为戴眼镜，下雨天出车不便，刘雨放弃了雨天会被强制要求工作的专送骑手岗位，选做更自由的众包骑手，“想出去就出去，不想出去就回家睡觉”。
当骑手每个月能攒下5000元。除了要还1.5万元网贷，刘雨的生活没有太多压力。他不喜工厂沉闷的生活，觉得现在的工作已经好了很多，不打算再转行。
同在深圳的王保国前段时间辞掉了保安工作，开始全职送外卖。每天早上9点一直忙到晚上8点，一天收入300元，“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因为年纪大了，有时一接到订单，他形容自己“身体绷紧，争分夺秒，为了省时间连电梯都不等”。
王保国之所以转行，是因为性子轴，常被领导骂。因为频繁出入各种小区与大楼，骑手与保安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做保安时，王保国很少刁难骑手，可当他换上骑手衣服，却被保安刁难了。
上周，王保国进一栋大楼送外卖，因为走得急，门口的保安没能量到他的体温，于是骂了他几句。王保国回嘴，两人便扭打起来，还引来了派出所警察。王保国不愿意与保安和解，“我就是不和解，这种人打了一次可能有第二次，所以跟他死扛……不让他们知道打人的后果，以后肯定还打送外卖的”。
做骑手，王保国心里其实有顾虑。“做这行很多人看不起，以前（别人）听说我要送外卖，首先就是笑，他们觉得这行业很下贱。”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做骑手钱多点，也自由，不像工厂那么压抑”。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疫情期间，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产、三产从业人员。从上一份工作来看，疫情期间新增骑手来源中，排名第一的是工厂工人，占比18.6%；其次为销售人员，占14.3%；再次是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或餐饮业从业人员。此外，还有装卸工、货车司机、婚庆从业人员、足疗按摩人员、纺织工人等。
36.7%的人来做骑手，是“因为之前所在的工厂、餐饮店、店面一直没开工”。
后排座的心酸与温情
代驾的生意场一般从下午开始，直到凌晨两三点。吃过午饭，代驾师傅们骑上小电驴，打开App，奔着订单较多的地点而去。他们把车停在酒店门口或是路口，等待接单。
滴滴代驾的订单有两种，一种是客户在App上下单，系统再给代驾师傅派单，平台抽成20%；另一种是代驾师傅“创单”——主动在线下拉到客户，再录入系统操作，平台抽成10%。一些“黑代驾”会承包一个KTV或酒吧，交一些费用给酒吧管事，把整个夜场的自创单都揽下。
代驾的客户以男性生意人居多，绝大部分是商务往来、喝酒之后叫代驾。大多数客户在40-50岁之间，开的一般是20万以上的好车，也有百万豪车。
到了后半夜，呼单的富二代多了起来。“看他开的车型就知道。富二代开奔驰大G的多，还有玛莎拉蒂。”一位代驾师傅说。
代驾师傅一般不会主动与乘客聊天。“滴滴公司有要求，要全程静音，尽量不给客户找麻烦，减少不必要的沟通。因为客户一般都是酒后，说不定哪一句话就惹毛了。”翟一帆说。
但忍不住先开口的常常是乘客，深夜的车厢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是倾吐的好对象。
一次，翟一帆的乘客在车上打着电话哭了起来。“听起来是经济上有压力，工地停工或者资金链出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河南郑州的代驾师傅唐正，曾是新疆某市的饿了么城市经理，因为想方便回老家，2019年底刚辞职，还没来得及找新工作，疫情先来了。
唐正拉过一个乘客，是贷款公司的员工，靠业务提成吃饭，往年只要开一次张，够接下来一个月吃的。但今年已经两个月没有业务了。
每逢这种时候，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为生活所迫也不敢丝毫懈怠的窘境一览无遗。前座和后座之间，弥漫着一种惺惺相惜。
偶有温情时刻。一次，一位乘客递给唐正一瓶水，唐正谢绝了，乘客非要他拿。“他说，每个代驾师傅都要拿我一瓶水，如果你不拿，我就取消订单，不让你带了。”到了目的地，乘客又给了他一瓶水，让他在路上喝，“晚上肯定会渴的，就不需要再买了。”
还有一个乘客，喝得不省人事，上车就睡着了。唐正把车开到乘客的小区，却喊不醒他，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只好找物业查车牌号，再上家里找人，跟他家人一块把他抬上楼。
5月底，陈珂终于接到了公司的复工通知，他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但他送外卖的装备还在，车也没有退租，计划周末或晚上还可以再送送。
“在办公室会费脑子，但体力不会那么累。在办公室里，你会跟人讨论、开玩笑，有沟通，但是骑手始终是一个人在路上。”
两个月的骑手经历，他形容是“疫情来临后一次本能的‘求生反应’”，眼下他能够回归白领的生活轨道。而更多人则继续在城市里骑摩托车跑着，等待着下一个绿灯。
（应受访者要求，汪宁、唐正、刘雨、王保国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敬奕步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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