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国“四大名著”，想必各位都十分了解，它们分别是：《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
“四大名著”凭借着极其精彩绝伦的故事和情节，早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中。
它们是我国文化上的一张极具代表性的明信片，地位难以撼动。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关于“四大名著”的评论和建议并不单单仅有这四本书。
实际上，当时一度拟定选取另外两本书，合称“六大名著”。
被淘汰的这两部书人人皆知，就是《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最终评选并未通过，不幸落选，最终才成为了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四大名著。
而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建国之后，为何要把六大名著变成四大名著？为何《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没有成功入选呢？
与后世的“四大名著”相比，这两本书又存在着哪些不同？
首先要知道的是，事实上，“四大名著”并不是一个锚定不变的书单，从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然经历了多次变化。
从历史资料上来看，“四大名著”这一说法的提出，至今为止也不过三百余年。
在最早的时候，四大名著这一说法甚至也没能在文人墨客的内部达成统一。
有人称其为四大奇书，甚至有人直接增加名录列举出了：六才子书、十才子书等称呼。
从目前已知的记载来看，最早提出将优秀小说整合称为名著的，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兼戏剧家李渔。
李渔将《史记》、《南华录》、《水浒传》与《西厢记》并列，称之为“宇宙四大奇书”。
从这个名录来看，实在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水浒传》是长篇小说，但是另外三本就不同了，其中《史记》为史书，《南华录》为故事集，而《西厢记》则为元杂剧。
虽然都是以“讲故事”为主，但是这些书类型上有很大的出入，强行归类为一体总归有些牵强。
而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在归类“六才子书”的时候则更为洒脱。
他将《南华录》移去，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了《庄子》、《离骚》，以及《杜少陵集》。
其中《庄子》为散文集，《离骚》和《杜少陵集》都是诗，这一套组合比之李渔，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而相比之下，冯梦龙所评出的四大奇书与我们今天就已经相差不多了，分别是：“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
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唯一的不同，就是《红楼梦》取代了《金瓶梅》，因为彼时的《红楼梦》尚未出世。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只是过去文学家们的自身说法。
虽然类似书目列举了不少，但真正使用“四大名著”一词还是要等到近代。
“四大名著”一词最早被人们提起的时间在1919的2月14日的《申报》。
其内容为求古斋书帖社所刊登的一条广告称：“四大名著特价六折”。
分别对应的是《廿五史弹词》《随园诗法丛话》《金圣叹、陈眉公才子尺牍》《唐诗白话解》。
显然，这份名单与人们所说的四大名著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商家为了销售拼凑起来的一套书目。
同时代类似的“四大名著”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与上述书店广告语类似的形式出现。
很少会有人真正的列举小说，并正式将其称之为“四大名著”。
虽然在这一时期“四大名著”的叫法十分流行，但其真正内涵尚未定性。
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小说以后，民间出现了读书热潮。
“四大名著”必须为小说这一概念，才被人们广泛认同。
我国古典小说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其中优秀的作品不在少数。
除了以上四本以外，其余作品也广受人们的关注与讨论。
在建国早期列举四大名著之时，不同的文人也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将《金瓶梅》列入其中的，
也有将名录彻底推翻的。
不过，在各种名单当中上榜率最高的，最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是以下六本：《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虽然名气不及“四大名著”那么响亮，但这两本书在清代老百姓的心里都是经典之作。
各种评书戏剧作品不计其数，跟那四大名著比起来，其地位一点儿都不低。
这几本书都是经历了百年时间的考验，最为深入人心，最具群众基础的书。
因此，甚至有人提出，直接将其称之为“六大名著”。
不过这一说法最终没能成功，《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后来还是被淘汰了。
至于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勃勃生机的社会风貌并不相符。
此时，还有着另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这些“名著”该给谁看？
当今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小说不再局限于极少数人。
受识字率和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并不坦荡。
虽然起自于市井当中，为“市民阶层”所推崇，但是真正有条件能够读过原本的人还是极少数的。
然而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进行了一场前无古人的识字普及运动。
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立下了目标，那就是让所有的孩子，无论贫富都能够接触到教育。
这也就是说，小说的受众群体也将迎来一次跨时代的扩张。
不单单有已经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还包括尚且年幼、世界观不成熟的青少年。
因此，应该推荐哪些书，这些书又会对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成为了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最终的落选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创作的，其全书一共五十六回。
该书以极其高强的写实手法，描绘出了封建社会之下的各种乱象，是我国古典小说当中最为优秀的一本“讽刺小说”。
《儒林外史》这本小说本身是在作者吴敬梓家道中落，屡试不中之后诞生的，在文章中充满了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
在文章中，吴敬梓通过描绘各种人物和各种官员，细微地刻画了封建社会之下的吏治腐败、科举对于人心的钳制、以及传统礼教的虚伪。
除此之外，吴敬梓的白话的运用十分出色，即使放在今天，我们依旧能够通读原文，了解那个黑暗的时代。
但是，这样一本小说真的适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罗大众、乃至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广泛推广阅读吗？
这个答案是存疑的。
吴敬梓的故事并不算复杂，如果以通俗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一帮穷书生如何通过读书来考取功名，然后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各种疯狂的贪污腐败。
学而优则仕，这其实并没错，但吴敬梓对书中人物的描写，着实有些悲惨与荒诞，同时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得过于深刻。
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看这书可能没关系，但是当青少年读完又会怎么想呢？
这个问题就不好说了，青少年处于对社会尚未建立准确认知的年龄，他们很大程度上也看不懂书中的讽刺与隐喻。
如果读完以后，非但没有与作者产生共鸣，而是“恍然大悟”：原来捞钱得这么捞！那就容易起到反作用。
相比之下，《聊斋志异》这本小说类似的毛病，比起《儒林外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聊斋志异》是由蒲松龄所写的短篇小说合集，全书由诸多短文构成，相比于《儒林外史》，其写作方法更加偏向于古文。
一篇往往只有寥寥数百字，虽然文章主题也是以批判封建礼教为主，但是其内容更为晦涩难懂。
在文章中，蒲松龄看似写的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鬼怪传说，其实是以“鬼神”为由，来表达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可惜的是，蒲松龄的故事虽然在情节上极其优秀，但是其中隐喻过多，颇为复杂。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很难看出其中的本质内容，而过度关注于牛鬼蛇神本身。
众所周知，我国建国初期，平均教育水平还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准，扫除封建迷信，也是这一时间的主要工作之一。
在这时的新中国，普通百姓大都还处于蒙昧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对于这本书大肆宣传，难免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虽然涉及鬼神在其余四本小说当中均有出现，但是，这些故事本身还是以人为主题，描绘的是人与人性的故事，鬼神之说往往只是推动情节或是吸引读者的一种方式。
因此，在这方面的考虑下，《聊斋志异》最终也落选“四大名著”。
《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两书，虽然有着极高的文学性和历史意义。
但是，其文中所描绘的现实太过于黑暗，与新中国的面貌存在着天壤之别，并不利于学生们正确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除此之外，青少年本身阅读能力较差。
而《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言语相比于如今的四大名著而言内容和隐喻更加晦涩，青少年往往只能看到故事本身，而看不到其背后所带来的的种种含义。
从教育的角度上来看，《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两本书，并不算得上是适合于青少年的通俗读物。
因此，在这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之下，最终，六大名著才变成了四大名著。
时至今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关于《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专门针对于青少年群体阅读的白话翻译作品也横空出世。
这使得现如今这两本书对于绝大多数的青少年而言并不陌生，甚至不少的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开始鼓励学生对这两本书自由阅读。
虽然没能够入选“四大名著”，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就这样为世人所遗忘。
直至今天，《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依旧凭借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为世人所熟知，此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虽然没能成为“四大名著”，但是，它们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四大名著”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形成的固定概念，恰恰相反，它真正的形成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
但显而易见的是，现如今，“四大名著”这一叫法已经得到了认可，并广为流传乃至成为一个基本的文学常识。
无论是《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还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四大名著”，它们都是几百年来极为经典的巨著。
它们的故事早就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小说本身的成功与否，并不太需要一个“四大名著”的称号来加以强调。
《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在文学价值上并不比以上四者要差，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叫法大概率是不会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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